1927年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后，陈布雷投奔了蒋介石阵营，选择了国民党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陈伯达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上，艰难困苦的奋斗。
一、陈布雷在国共对峙中的人生抉择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办报小有成就的陈布雷，辗转来到蒋介石身边，开始了一生的宦海风云。
1.只愿当秘书，不愿做大官
北伐军打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成了当时中国的头号新闻人物，声名鹊起。很多报刊杂志争相采访，很多人想一睹蒋总司令尊容，更有很多人想投奔革命。1927年正月（农历）初，陈布雷与潘公展本来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抱着探寻革命的“秘密”去南昌的。在南昌，他与潘公展一道先去采访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后，经张静江介绍，他俩去南昌北伐军司令部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对陈布雷与潘公展这两位上海报界人士，谈了他本人对北伐局势、人心趋向，及当时国民党的方略等问题的看法。隔两天，蒋介石与陈、潘两人再度谈话，并劝诫这两位报界人士加入中国国民党。陈布雷对蒋介石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当时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三民主义尚不清楚的地方，向蒋介石提出了疑问，蒋逐一给以解答。谈完后，陈布雷表示，对加入国民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考虑。蒋介石当即答应可以，并说：“两位先生在思想上早已是本党的同志了，至于组织上入党与否，本无关系，但救国救民为人生天职，加入国民党以后，你们的力量可能更有发挥之处，请先生仔细思之。”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农历2月，陈布雷与潘公展在南昌同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陈果夫为陈布雷、潘公展的入党介绍人。
加入国民党后，陈布雷和潘公展又在南昌逗留了半个多月。后潘公展先回上海办报去了。蒋介石留下陈布雷，暂住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每隔三四天，蒋介石便要陈布雷过去谈话一次，期间嘱其代拟些文字。在南昌，陈布雷与陈公博、郭沫若等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蒋介石觉得陈布雷为人忠厚诚实，文笔很好，又是浙江老乡，真是人才难得，便问陈布雷以后想从事什么职业，陈布雷回答仍愿回上海做记者。蒋介石认为一下子想把陈布雷留在身边未必太好，于是遂如其心愿，让陈布雷先回上海办报。
陈布雷在南昌辞别蒋介石，先去武汉，小住数日，然后搭船回上海，当时上海已为北伐军所攻克。陈布雷到上海，《时事新报》和《商报》均邀他往其任事，陈布雷答应在两处兼职。相处了一段时间，陈布雷觉得《商报》已日暮西山，《时事新报》内部十分复杂，便将两个职务都辞去。
把陈布雷推荐给蒋介石的关键人物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早年，张静江与蒋介石相交甚厚，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加入蒋介石阵营，都是他推荐的。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张静江就开始忙乎给蒋找得力的秘书。张静江脸庞瘦削，面色苍白，颧骨高耸，瘸腿，行动不便，每日坐着轮椅。他是蒋介石当年混迹上海的经商伙伴，为蒋介石摇过鹅毛扇。那时，张静江当介绍人很有本事，蒋介石近一个月时间都搞不定陈布雷，张静江“三下五去二”的就摆平了。他让蒋介石先约陈布雷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阅读后惊叹不已。1928年4月，在张静江的提名和动情劝说下，陈布雷被任命为浙江省府秘书长。自此陈布雷走上国民党官宦之路。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陈布雷1928年进入国民党政治序列后，就再也没有退路。当他从上海到杭州赴任后，因看不惯浙江省常务委员马彝初的独断专行，逐渐与其产生不和。南京方面国民党宣传口负责人，希望陈布雷来南京从事国民党的宣传事业，不必再在浙江任事，此意正中陈布雷下怀。陈布雷遂辞去浙江的职务，准备去南京干宣传工作。但南京下的任命书是让他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受胡汉民、丁惟汾、陈果夫三人领导。陈布雷昔日一直从事报界和教学工作，突然让他负责党务，觉得很是不习惯，与自己性格也很不对路。平时盼着革命成功，可现实，看到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意见分歧，互相倾轧，基础不牢，全国不稳，陈布雷心下时常忧之。恰好赶上国民党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指挥徐州战役失利，国民党内部矛盾又开始激化，逼着蒋介石下野，陈布雷帮着蒋介石起草了辞职文告后，亦跟随蒋介石之后辞职，返回故里。蒋介石闻之，颇有感触。
1927年深秋，陈布雷由家乡返回上海，应邀为《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每十日寄社论三篇，阐述有关国民党的历史和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冬天，蒋介石去日本，事先托人问陈布雷是否与其同行，当得知陈布雷不懂日语也不愿去的信息后，作罢。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在南京复职，力主继续北伐。陈布雷被约同行入南京。此时，蒋介石有意让陈布雷任总部秘书长，嘱托陈立夫去问，陈布雷坚辞不就。一日，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亲自问陈布雷想担任何种职务。陈布雷回答：“当初我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务，若实现不了我的愿望，我愿为您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有涓滴为您之肋，而不愿任机关之任何重要职务。”蒋介石听后，笑了，回答说：“怎能让你当我的私人秘书呢？那不屈才了吗？”后蒋介石想要陈布雷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任主笔，陈布雷考虑《中央日报》有主笔，并且事务又干得不错，于是坚辞未就。陈布雷留南京8个月，旋辞别蒋介石，回上海办报，任《时事新报》主笔，主持该报社论，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以安排一下《商报》的旧日同事。时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约陈布雷一同创办《新生命月刊》，后来，周佛海主持该刊物。是年8月，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攻克北平。陈布雷从命随蒋介石由南京经武汉抵北平，住北平西山碧云寺，为蒋介石起草《祭告总理文》。文中，陈布雷污蔑中国共产党：“孙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溶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可总理逝世后，中国共产党背弃三民主义之信仰与原则，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他在北京小住十余日，回上海，年底回老家过春节。
春节过后，陈布雷仍回上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当时报社职员中，只有陈布雷和王新甫两位是国民党员，其余大多数职员对国民党那一套淡若白水，亦有一小部分职员，激烈地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言行。报社的主持者，以追求赢利为目标，不管当时社会上所谓“左”或“右”，只要能赚钱，左右都行。陈布雷去报社为国民党奋斗，勉强应付，孤军奋战。所著之文，以宣传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救国”为基调，立论平平，一减当年在《商报》之文风与勇气，外界对此颇有议论，然而国民党中央却认为陈布雷做出了很大成绩。1928年5月，国民党的北伐军进抵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了济南惨案。全国上下群情激愤。陈布雷为此事件撰《暴日膺惩》一文，发表在《时事新报》上。该文抨击了日本军阀横出阻挠中国军队于济南，污辱我地方官吏，残害我中华民众的事实；论述了日本的暴行造成中国宇内激昂，要以驱逐日本为后快的情状。接着笔锋一转，出现了“时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如何能够对外开战？应提倡‘统一第一’口号，我中国人民应忍辱负重。我国民革命军应继续北伐，以彻底图强”的论述。当时《民众日报》对于陈布雷的论调，予以激烈的驳斥；上海其他各报，也起而参加对陈布雷妥协论调的批判。一时间，上海报界空前激烈。国民党当局了解此情况后，深感陈布雷对国民党的忠诚。后国民党政府主席谭延闿以主张对日妥协宣传方针，密令上海各国民党主办的报纸必须遵照执行。上海报界的论战遂逐渐平息。陈布雷得以从围困中解脱。
1929年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作为上海党部代表，前去参加大会。开会之初，陈布雷向大会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国民党的明争暗斗，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纯洁性。但大会主席团担心陈布雷此条建议在大会上可能引起意见分歧，遂压下，未在大会上提出。最后，刚加入国民党两年的陈布雷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担心当选后会陷入多事之秋，乃上书胡汉民、谭延闿、蒋介石，要求辞去监察委员会的职务，得到的回答是：“按国民党常规，当选者不得辞职。”
是年夏，因张学良东北易帜问题，蒋介石去北平与阎锡山、张学良共同商讨国民党内部军政要事。陈布雷奉命与周佛海同行，报社之事，陈布雷委托程沧波代管。到北平后，为蒋介石起草讲话稿和谈话稿多篇。闲暇时，遍游北平各处名胜古迹。此时的陈布雷，心情十分愉快。
两个月后，陈布雷回南京，闻张静江提议，让他任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因不懂教育而不愿从事教育工作，他愿意从事新闻工作。他认为，自己过去在新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继续努力，可以为国民党培养一点宣传力量，和当秘书、干教育相比较，可能对国民党的贡献更大些。他与蒋介石商量，不想去浙江，蒋介石表示同意，但他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两次提出辞呈均未获许。陈布雷遂动身回上海，准备拖一段时间再说。这期间，张静江任事浙江，见陈布雷迟迟不来上班，两次亲自去上海请陈布雷就职。他认为陈布雷性情温和，很得人心，浙江政府正缺这么一味甘草以调和于党政之间，为国家大计考虑，陈布雷不能不任此职。陈布雷见张静江十分诚恳，心中很过意不去，想自己一介书生，怎能让国民党元老两次亲驾，遂向报馆辞职，赴浙江任职。陈布雷向报馆辞职时，《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祝贺陈布雷升迁之喜，同时，他也希望陈布雷早日离开《时事新报》。济南惨案前后，陈布雷的手笔，使《时事新报》在上海很狼狈。别人碍于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手笔，不敢当面讽刺挖苦，但报馆同人却为他受过。此时的陈布雷已不是昔日的陈布雷，而是蒋介石的代言人。《时事新报》上下人等，不愿《时事新报》成为国民党的喉舌，处处遭人白眼，而愿保持中立地位，遂去陈之心渐浓。今见陈布雷辞职它就，报馆总经理自是十分高兴。
夏末，陈布雷赴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上任之初，他调整了原省教育会一些人事，任用了三位秘书、四位科长和一位省督学。省立各大中专高等院校，暂仍其旧，不做调整。陈布雷来时，浙江教育界、行政界均认为，陈此次来浙，其同学同乡在高校的势力将大增，今看陈布雷用人取超然主义，打破学派门户观念，所用之人仅三四名是陈布雷的同学，且均为科员，于是浙江省府人众对陈布雷颇有好感。其上任后的举动，一时成了杭州教育界、行政界的热门话题。调整完人事后，开始转入正常工作。陈布雷于教育不感兴趣，对教育取无为主义，求安定中稳步发展。因此，工作上无多大起色和成绩。同时，他却对浙江省行政事务极为卖力，下力协调各方，疏通彼此隔阂，力陈群众意见与社会问题于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致使教育界同人评价陈布雷对省政府行政事务勇于负责，对教育厅本职工作则淡漠置之。
1930年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方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一面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5月中旬，蒋冯阎中原大战打响，双方激战于陇海铁路河南段。蒋介石亲自督战，采用文武兼顾、软硬兼施的策略。武依靠参谋长杨杰[19]，全力部署军事力量征讨，动用特务系统，用金钱、美色和好吃好喝，分化瓦解冯玉祥、阎锡山部队的军官与士兵。文派文官邵力子、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同行，动用国民党官方宣传力量，启用宣传攻势，讨伐冯玉祥、阎锡山。9月间，蒋的部队攻克郑州，邵力子此时极为疲惫，请示蒋介石，调陈布雷前来服务。陈布雷接到命令，来到郑州前线。此时开封已克，冯玉祥的军队已溃不成军。大战已接近尾声，陈布雷在军中受命撰写几篇文章。经过五个月激战，蒋介石获胜。阎锡山避居大连，冯玉祥移居山西汾阳。蒋介石对善后处理表示“宽大”；要求冯、阎下野；委托张学良来收拾残局。张学良从南京来天津处理后事，将山西晋军加以整编，把原来10个军团40多个师缩编为4个军8个师，任命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个人为军长。对西北军，蒋介石的旨意是化整为零，一个一个的吃掉。把西北军主要将领委派为某路军的指挥，调换驻地，把几支部队隔离开。把退入山西的部队改编为29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西北军就此土崩瓦解了。中原大战结束后，陈布雷南返杭州。过南京时小住数日，后随蒋介石前往浙江奉化溪口，休息一周左右，回杭州任职。这年10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张难先接替张静江职务，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各厅人事均有变动，唯独陈布雷留职。
2.在教育部副部长任上
1930年冬，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调陈布雷来教育部任次长。原国民政府教育部基本上分为李石曾、蔡元培两大派，两派经常发生分歧和小的意见冲突。1930年以前，蒋梦麟任职教育部长。元老派李石曾认为蒋梦麟是蔡元培所提拔之人，遂反对蔡元培、蒋梦麟之心日甚。赶上李派易培基（北平劳动大学校长）、褚民谊（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校长）等在北平和上海等校办学成绩很差，而且动不动与教育部政令相抵触，教育部为此多次想调整变动这几位大学校领导的职务。这样一来，李石曾主张赶走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举动更加卖力。国民党另一元老吴稚晖出面调和李蔡双方矛盾，提议让天文学家高鲁出任教育部部长。胡汉民对此却极力反对。如此矛盾难以调和，蒋介石乃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命陈布雷为教育部次长。陈布雷由杭州来南京领命。对于调和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陈布雷甚觉头痛。时蒋介石从庐山来电，命吴稚晖、陈立夫、陈布雷上庐山商谈国民党重要事务。陈布雷第一次乘飞机与陈立夫[20]一道飞庐山。蒋介石在庐山告诫陈布雷：“教育为建国之大计，你应早日任职。凡大事当请教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诸前辈，但你千万不要坠入派别之见。对李石曾、蔡元培的意见要认真听取，但也不可一味顺从。你应当以正直秉公办事之心，斩断一切藤葛，致力于整顿教育、整顿学风、排除万难贯彻党国政策，不要以人事关系而迁就工作。”陈布雷答应努力任事，全力而为。
陈布雷在庐山领命后，回杭州了结教育厅事务，带浙江省教育厅四位同仁去教育部做助手。浙江省教育厅工作留给张道藩接任。年底，陈布雷正式来南京任职。诸事与教育部政务次长李润章商议，大事请示蒋介石，一般事项，两人决定，相处时日，两人甚好。
1931年，陈布雷41岁，仍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秋天，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强镇压。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沦亡。是时，全国舆论哗然，一致要求对外抗日，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北平和上海等地的学生率先行动起来，遂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后一场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各高校的学生均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对竭力敦促国民党抗日的热血青年，教育部负责人陈布雷等一筹莫展。学生救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教育部四次上报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层，蒋介石暗示南京国民政府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12月17日发生了镇压要求抗日学生的“珍珠桥事件”。
陈布雷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副部长期间，对处理学潮和整顿大学教育甚为卖力。其主要活动为：（1）实行国立大专院校会计报销制度；（2）平定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的学生风潮；（3）整顿上海光华大学，解除对激进的罗隆基教授的聘约，将其赶出光华大学；（4）整顿上海政法学院及中法工学院；（5）解散北京大力宣传苏联方面情况的北京俄文法政学院；（6）调整北平大学组织。上述活动，大多是在全国人民不满国民党对日妥协而掀起全国抗日怒潮期间所为，在压制全国教育界的反对妥协、力主抗日的活动中，陈布雷实为一员有力干将。
1931年夏季，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军事。国民党最高当局为适应对内镇压形势的变化，对教育部和宣传部的人事做了一下调整。任李润章为教育部部长，陈布雷为教育部政务次长，钱昌照为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庐隐任宣传部长，陈布雷、程天放为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宣传部长刘庐隐不来南京上班，陈布雷与程天放乃负起宣传部全面责任。陈布雷分工负责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面对日益变化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又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宋子文领头，陈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特种外交委员会每7天开会一次，外交部正副部长均列席，会上首先相互报告消息和听取领事馆情报，然后决定应付办法，交外交部执行。是时，陈布雷甚为忙碌，上午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12点散会后，去教育部办公1小时，下午去中央党部办公，晚间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事，夜间11点才回宿舍，终日忙于国民党政务。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退让，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出面调停，奈国际联盟亦采取绥靖政策，对中国问题敷衍了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嚣张，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反蒋声浪也日益高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南京和广东两方对立日益尖锐。蒋介石以内部不统一无以对外为由，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请粤系之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和其他中央委员来南京开会。蒋介石许诺，会后辞职。胡汉民在广州电告：蒋介石不先有辞职表示，粤方委员不来南京开会。于是，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接受了蒋介石的辞呈，选举林森代理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17日孙科始率粤方中央委员来南京开会，然胡汉民、汪精卫仍在上海未来。陈布雷见蒋介石辞职，决心随蒋共同引退，蒋介石对此甚为感动，觉得陈布雷忠诚于自己。陈布雷提出辞呈，国民党行政院批复为：陈布雷，回浙江再任教育厅厅长。陈又两次请求，均未获准。国民党四大后，紧接着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陈布雷与曾仲鸣、梁寒藻、程天放被推为全会四秘书。会议期间，陈布雷发现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宁、粤双方界限依然十分森严，任何一职都得推宁、粤各出一人担任，否则绝不能行事。见此状，陈布雷于12月20日夜，面见蒋介石。然后简短收拾，留信给全会秘书长吴铁成，于12月21日毅然离去，返回上海家中。
陈布雷自1930年12月22日接南京国民党教育部职，到1931年12月21日辞职而归，前后整满一年。坐下来回忆昔日，陈布雷不禁想起了农历5月间的一件往事。那时，陈布雷的大哥陈屺怀，在南京任国府参事。5月某日，他约陈布雷和一位朋友往南京鸡鸣寺饮茶小坐。寺内观音菩萨下面，放有命签。陈布雷来了兴头，信手一签，问自己何日辞官返归故里。算命签上有言：“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陈布雷读后，心中十分不悦，心想“官非宜解”，就意味着自己“解官”无望。陈屺怀在旁观之，对陈布雷说：“这四个字，可做三句话。即‘官，非，宜解’，这样不就如你的心愿了吗？”经此点拨，陈布雷才恍然大悟，对其兄说：“满载归，意指满一年我即可回上海了！”陈屺怀点头称是。后来，陈布雷常把这段佳话，说给各位同事，邵力子、周佛海等均知此事。自南京回上海后，陈布雷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甚为高兴。在上海，陈布雷居家小住20余日，心中甚为愉快。1932年1月，因杭州屡催，乃赴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一职。
3.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1932年1月，陈布雷任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新任命了两位秘书和四位科长。下野后的蒋介石，此时亦来杭州小住一周，陈布雷往见。在蒋介石处，陈布雷第一次认识了汪精卫。汪精卫对陈布雷谈话很是殷切。事后，陈之朋友告诉陈布雷，汪精卫对人谈话常常极为殷切，但多不会有什么真诚。1月下旬，陈布雷把工作大致安排就绪后，回上海休息几日。值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夕，日本驻上海军队寻衅闹事，特务机关及日本领事馆蓄意扩大事态，要求上海国民党当局取缔抗日运动，解散中国群众的抗日团体。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陈布雷担心沪杭火车中断，乃于1月26日回杭州任事。
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一片混乱。行政院长孙科从南京跑到上海。陈友仁任外交部长，高喊对日宣战。各个部门，均出现运转不动之势。蒋介石见此机会，决定东山再起，与汪精卫相约共同入南京主持国民党工作，刚到南京，上海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决定迁政府于洛阳。蒋介石随国民党政府机关北上行至中途，折回南京指挥上海一·二八抗战。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上海的国民党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领导的国民党第五军，对日寇的入侵进行英勇的抵抗。蒋介石对于玩弄权术颇为精通，于指挥军队则半生不熟。他坐镇南京，将上海军队指挥得乱七八糟，致使前线指挥官哭笑不得，旋以《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上海战事。
3月下旬，陈布雷从杭州奉命到南京，但见南京市井萧条，政府各机关仅有驻南京办事处，国民党军政官员，多不在南京。陈布雷奉命撰拟文章。蒋介石玩弄权术，故意不就军事委员长职，而让陈布雷撰写不就职之辞呈。此后国民党内部多人劝蒋，其中朱家骅、何应钦两人恳劝最甚。蒋介石见火候已到，乃就职。陈布雷去南京居5日而回杭州任事。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未到任前，由李仲公代职。陈布雷考虑李仲公乃北伐时总司令部秘书长，实不能让他代己之职，遂电请南京收回成命，恕不任职。南京官方未予答复。蒋介石私下传话给陈布雷，嘱陈在浙江任事，暂时不要到任，李仲公先负秘书处责。
此时，蒋介石渐渐觉得中国问题恐怕要日益严重，遂重视苏、浙、皖、赣四省，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一方面督促上述四省国民党党政人员，努力任事，加强巩固地方，培养实力，以备将来使用。陈布雷重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就是这一时期。是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对陈布雷很器重，陈布雷又与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等同仁相处很好。于是，浙江这一帮省府大员，干事颇为卖力，亦十分和谐。陈布雷对于浙江省教育厅的本职工作也兢兢业业。经调查，发现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系统渐有宣传抗日而不安心学习之势。对此，陈布雷采取了如下措施：（1）在浙江各报上发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表示了陈布雷整顿省内各校学风之决心；（2）对各校抓紧检查工作；（3）举行公私各校校长会议，商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学校的领导问题；（4）与浙江省党部的警务机关密切联系，时刻注意各学校新动向，一经有动，立刻赴现场解决。陈之措施使浙江省各校学生的抗日爱国倾向，未能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当时，浙江省财政入不敷出，1933年的财政预算怎么也编制不起来。建设厅要干浙江省建设事业，财政厅担负不起，而浙江省保安经费更不能减少。就这样，浙江省财政预算会议久无结果。鲁涤平甚为忧虑，终日闷闷不乐。陈布雷见此，提倡省府各厅紧缩开支，机关经费和事业经费均以八折分别扣减，而国防建设经费不减。建设厅长曾养甫问陈布雷：“此建议如你教育厅能办到，我建设厅亦能办到。”陈布雷慨然答应，教育厅果然按此建议办理，于是浙江省预算会议才有了结果。
1932年夏，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毕业生来浙江教育厅实习。陈布雷与各科长亲自为实习生制定实习科目，亲自指导实习七周，后来均派往各县任教育局局长，成绩最佳者一人留省里任事。为适应浙江省师资需要，陈布雷筹建省立师范学校，并对省立、县立各中学分别加以认真整顿。
1933年春，日军从热河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锋芒指向华北。驻军长城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宋哲元的第29军，奋起抵抗。蒋介石从南京赴石家庄督师，电告陈布雷北上。陈布雷遂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共同北上保定，约两周左右才到。蒋介石力主避免战事扩大，极尽妥协退让，使长城战事停息。后陈布雷告别蒋介石，转北平回浙江，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1933年，陈布雷在浙江教育厅长任上，无多大起色。夏天，蒋介石来电邀陈布雷往南昌剿共行营佐助文字事宜，嘱陈布雷学期结束后前往。陈布雷于是结束厅务，准备前行。行前，电请国民党行政院、教育部，辞职两次。教育部考虑江、浙两省教育正待发展，不宜中途易主，亦向蒋介石请示，坚留陈布雷在浙江任事，获蒋介石同意。蒋复电陈布雷继续在浙江任职。
1933年冬，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联合，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12月，蒋介石从南昌来杭州部署讨伐事宜。他调集蒋鼎文、宋希濂等分兵两路在空军协同下作战，一周后亲至福建省蒲城、建瓯、延平一带指挥，用重金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军官黄强、刘和鼎等重要人员。在重兵进攻和阴谋收买下，福建的反蒋斗争力量日益受到瓦解。浙江毗连福建，福建省发生事变，对浙江省影响很大。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认为平定福建事变，关系到国民党党国纲纪与安危，遂督促各厅，就地方力量所及，为国民党中央分忧解劳。于是，浙江省财政厅为前方战事垫筹经费，建设厅协助运输，教育方面严加控制，严防有人潜入活动。不足两个月，福建事变平息。
1934年春，陈布雷与浙江省民政厅长、省府秘书长三人一行赴南昌参加蒋介石“剿共”行营召集的十省行政人员会议。苏、浙、皖、赣、闽、湘、豫、陕和甘肃各省的秘书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及一部分行政督察员均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历时四天，报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设施。蒋介石三次出席会议，讲解“剿共”的意义，说用五年时间建立国防建设基础，然后才能御外侮以强国，完成大业。在南昌，陈布雷三次与蒋介石单独见面；最后一次，蒋告诉陈布雷：“此南昌行营，公务猥集，政事有杨永泰负责，军事有熊式辉负责，唯文字撰拟缺人佐助，实在需要你来此任事。浙江省教育厅事，有两种方法解决，一为你兼职浙江省教育厅长，以秘书代行其职权，一为你另举一人为厅长。盼着你来，但不必过急，等学期末暑假后来亦可。”陈布雷深感蒋介石此时的心意，遂当面答应必来南昌服务，但不愿任什么官职。接着，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四个厅长候选人。蒋介石因为是浙江人，所以对浙江重要官员的选任他都过问，并且非经他点头别人安排不了。听完陈布雷对四位候选人的介绍，蒋选中了叶溯中。临走时，蒋介石告诉陈布雷回到浙江待电命后再来。
4.蒋介石的首席秘书
1934年4月，陈布雷接到南昌行营电文，于是结束教育厅事务，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卸任，并提请叶溯中任职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长王世杰对陈布雷离职感到十分惋惜。陈布雷回到杭州后正式提出辞呈，两周后获准。
蒋介石电召陈布雷赴江西，想说服陈布雷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因为国民党内派系很多，单就蒋介石的嫡系内，军事部门有黄埔系，行政部门有新政学系，经济金融部门有宋、孔裙带派，各派系斗争激烈、十分复杂。当时的政学系以国民党元老张群为台柱子，张群极力推荐老友杨永泰，蒋介石却不予理睬。几方面争夺这辅佐之席僵持不下。陈布雷在南昌探悉杨永泰加入角逐，便再三向蒋介石恳辞，只想任蒋私人秘书。蒋介石就把秘书长人选搁置一旁，而在行营内另设一个设计委员会，任命陈布雷为主任委员。这个设计委员会，后来遴选留学外国的专家和学者多人，成了外交智囊团。陈布雷就职后，随蒋介石回南京参加黄埔军校十周年纪念典礼，撰《十年来之回顾》一文，事毕回南昌。
1934年夏，蒋介石到庐山避暑，陈布雷亦来庐山，设计委员会成员亦大多数来此。庐山又名牯岭，风景如画。云雾深处，一朵白云悠悠地飘进窗子，窗外的树木顿时不见，满眼茫茫，屋子里弥漫着雨雾。眨眼间，云消雾散，树木像水洗过一样，重现在艳阳下，闪着碧玉般的新绿，枝头颤颤地挂着露珠。蒋氏夫妇十分喜爱庐山，暑天必来山上住一段时光。庐山的冬天也格外美丽，满山银装素塞，杂有鲜嫩的竹绿，沉重的松绿，美不胜言。[21]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中，或在失意心烦时，都来牯岭小住几日。蒋介石此时来庐山，继续办他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其注意力主要放在所谓精神教育与国防建设方面，并经常约国内专家来讲述国际形势、东西洋历史诸问题。“庐山军官训练团”，创办于1933年夏。当时手下没有准备好，让蒋介石临时住在白鹿洞书院的小破庙里，一切简陋，苦于跳蚤，夜不成眠，蒋介石为此气得大骂内务副官蒋孝镇。这次上庐山，熊式辉事前为蒋介石在观音桥旁造起三四间小木屋，有水泥平台，桥下泉水淙淙、曲折逶迤在石缝中，有些地方还浮起乳白泡沫。[22]从蒋介石住地向东北角望去，五老峰屏峙天际，浑翠壮丽，很像五位老人围坐健谈。蒋十分高兴，徘徊眺望，决定带宋美龄同来避暑，并趁此机会召集一批军官集训。于是即令陈诚主办其事，就在海会寺旁五老峰下平整土地，盖起临时营房，筑起小型检阅台兼作讲台，庐山军官训练团就此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总教官陈诚具体负责。为对付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等地的红军，国民党抽调在江西赣南前线军队中的团以下军官，作为期两周的政治思想和山地战术训练，共办三期。每日，爬山是必修课，建立“通讯小组”控制思想，印发《“剿共”手册》作为指导方针，灌输“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作战方法，结业后仍回原部队当骨干。1934年夏，蒋介石来庐山，军官训练团继续开办，改每期为一个月，也办了三期，调全国校级以上军官上山集训，因有上年基础，且要求与对象不同，这次办得比上年认真。蒋介石每期必亲自主持开学、结业典礼，经常讲课，点名，参加早上升旗，编印蒋介石《言论集》、戚继光《纪效新书》分发各军官。蒋介石的讲话，以贯彻反共内容为主线，把当时不能对日作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党。他当时煞有介事地说：我们现在和日本打仗，则三天可亡国，这不是骇人听闻。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不全，比如一个人的眼口手足四到不齐，现在国内军政、军令还不统一，且有共产党拉后腿，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学员们必须“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效忠蒋介石。学期结束每人发给一柄“军人魂”短剑。这“军人魂”短剑是蒋介石特制的，标志他一度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军人气概。剑身只有一尺多长，剑鞘是铜质的，刻有花纹，泛着黄澄澄的光泽，好似镀金的。在剑鞘上，一面刻着“军人魂”三个字，一面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剑柄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字。短剑像匕首一样，寒光闪闪，他身边每个军职侍从人员都有一把，中央军校毕业、训练团人员，哪怕是短期训练人员，也都馈赠一把，鼓励军人不怕牺牲，忠诚领袖。这精巧的短剑，蒋介石不送文官，不送洋人，不作为礼品。[23]此次凡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后来的峨眉山训练团，以及抗战时的中训团结业的学员，每人还得到蒋介石戒装照一幅，一般以同志相称，下署“中正”两字，[24]以资笼络。陈布雷在庐山，协助蒋介石修改讲话稿和审定蒋介石《回忆录》第二集初稿。
1934年12月，陈布雷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随蒋介石去浙江奉化溪口。1935年1月，在溪口撰《敌乎？友乎？》长文，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刊，亦纷纷转译。事后，日本方面渐渐怀疑该文为国民党当局授意而写。此文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引起了很大混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而该文却写道：“一般有理解力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人终究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这样一来，此文就成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中期国民党媚外外交的代表作。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对此文曾进行有力的批驳。鲁迅曾批驳该文：“竟连日本是敌是友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句‘友乎？主乎？’要登出来。”陈布雷写完《敌乎？友乎？》长文后，由老家回杭州小住数日，旋去南昌过春节。《敌乎？友乎？》发表后，日本方面不久也发表声明，气焰嚣张，侵略凶相毕露，说什么打到那里成立傀儡政府，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互“亲善”，相互制约，以日本现有的实力，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这样一来，就无异正式宣布日本侵略者已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采纳陈布雷的建议，加快巡视全国，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务求意志一致，统筹部署，健全组织，共同对敌；同时，派何应钦赴北平与日本外交官兼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磋商，订立了《何梅协定》以为缓兵之计。事先，蒋介石召见了何应钦与戴笠，说国内尚未统一意志，只能暂时与日寇权宜拖延时间，此情必定将为天下人所责骂，勉励何应钦忍辱负重代蒋受过，饬戴笠不得轻举妄动，影响大局。果然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何梅协定》一签订，立刻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35年初，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去的时候，蒋介石结束南昌行营，改设“剿共总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亦撤销，陈布雷与杨永泰从南昌赴庐山见蒋，后去武汉。在武汉，蒋介石组建侍从室，陈布雷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此次经过蒋介石组建的侍从室，分为两大处。第一处设三个组，分管总务、参谋、警卫。主任几易其人，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组、林蔚文、商震等都出任过。第二处设秘书、研究两个组，主任陈布雷。1935年2月，陈布雷在汉口就侍从室二处职。其第五组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类等各项；翻译工作分英、法、德、日、俄五国文字进行。时陈布雷把各组工作分配得很得当，因此很轻松，闲暇时阅读《资治通鉴》和欧美近代史等书籍。从3月起开始写日记，直到去世，一直未停。
蒋介石建立和运作侍从室后，中央党政军大权逐渐集中于他一身。他是国民党主席，后又当上了国民党总裁。抗战时蒋介石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海陆空军大元帅、全国总动员会会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长、经济策进会会长、宪政促进会总会长、三青团团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四行总联处主席、中央大学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中央军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警察学校校长、全国童子军总司令等。蒋介石最多时身兼大小27个官职。有些文件批件，部长一栏审批是“蒋介石”，行政院院长一栏审批也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一栏审批还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主席一栏审批更是“蒋介石”，都成了笑话。蒋介石包揽全国党政军一切大权，通过侍从室下达“手令”、“手谕”。蒋介石之“手令”、“手谕”，既是全国“法律、法令”，也是“圣旨”。蒋介石的“手令”从数量上，多得惊人。据统计，从1936年初起，到1948年4月止，12年的时间内，侍从室及其后的军务、政务两局，积累收藏蒋的“手令”达120多公文箱。[25]
陈布雷结束自己的“客卿”身份，入蒋介石幕之后，蒋介石之一切重要党政事务，都由陈布雷主办，蒋介石尊称陈布雷为“布雷先生”。蒋介石对其下属称先生者，仅陈布雷一人。
侍从室是国民党政治、军事的中心。自1934年成立以来，出入侍从室的达官显宦，中外名士，数以千计，尤其是军界将领，更是常客。不管是军政大员还是封疆大吏，到国民党中央办事，或要求达到一些目的，侍从室这一条路非走不可，捷径就是馈赠，实则是贿赂。当年新疆督办盛世才到重庆时，对侍从室里重要人员和一些具体办事的人，每人送了新疆名毯一条；除此之外，对重要人物还暗中附有黄金、珠宝、名贵药材等财物。西北的马鸿逵、马步青等来重庆，也都是分赠名贵的西口皮货等。陈布雷在侍从室工作，洁身自好。于国民党官场中很少交往，上班时总是穿一身陈旧的油垢斑斑的中山服，住宅的门前也很少见乘小轿车的贵客来访。来侍从室办事的官员，从各方探知了他的脾气秉性，从不找他求他在蒋介石那里办事。
陈布雷在侍从室工作，自律很严，小心谨慎，站不挺胸，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唯恐有所得罪。蒋介石的一些事情，他如果不赞成，但也不坚持己见，更不明显反对。对下属和同僚经常说：“感蒋先生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使，将来还要回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他虽然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他所撰写的文章上看其思想意趣，则又是言不由衷，尤其是议论国计民生的文章，在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可见陈布雷成府很深。陈布雷对自己子女要求也严，他有七子二女，都靠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多在教育科技界工作，其中有两个执教，一个从事图书工作，没有一个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安插在党政军部门工作的。
陈布雷的面貌体质，个子矮小，脸颊瘦削。终年愁眉苦脸，神经衰弱，每日握笔不停。他好吸香烟，喝清茶；衣着简朴，饮食更是随便，每日菜肴只两小碟海鲜、咸货之类而已。平日里，很少参加宴会，封疆大吏到京宴请宾客，很难请到他。但陈布雷待人诚恳，不论上层大人物，或下级小官员，只要是不影响他的工作，他都欣然接待，倾心交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当日事，当日毕，否则即使深夜也不罢手。他的秘书只替他办些日常文件或誊写文稿，其余的事他都亲自动手，执笔不倦，任劳任怨。蒋介石很器重他，常委以要职，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但一切重要文件，又皆都出自陈布雷之手。[26]
陈布雷在侍从室，最大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除非他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陈布雷后来以撰写文告知名于世，而世人却很少知道他撰写文告时呕心沥血。蒋介石对于一篇文告非常认真，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二三次易稿，多时竟有18次易稿。[27]陈布雷为了保密，为了一气呵成，往往一日三餐都不下楼。这种没日没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确实令蒋介石和宋美龄十分感动。蒋介石对陈布雷多次嘉勉，经常体恤垂询陈的健康，宋美龄则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陈，关怀备至。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陈布雷坚持“清流”，不入“党”、不结“派”，不参与任何派系活动，不介入任何派系斗争。不争权、不“要官”、不弄权，一辈子就跟定蒋介石一个人，忠诚终始。正因为这样，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和信任，除了军事外，蒋介石的大事小情都和他商量。而陈布雷也非常熟悉蒋的意图，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蒋介石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也让陈参与，并颇倚重。遇到重大事情，蒋时常召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每次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事先总要同陈商量，斟酌拟订提纲。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速记人员照录原话后，还要送陈审阅，经文字加工后，再送蒋核定发表。可以说，从1928年到1948年的国民党的政治与文化，很难说什么是他的观点，什么是蒋介石的主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人共同商量的主意。因此，陈布雷虽以一介书生问政，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20年的中国政治”。[28]
跟上蒋介石国民党之后，数不清的文山，写不完的稿海，压垮了陈布雷原本瘦弱的体质。繁重的工作和国民党日益失败的精神压力，迫使他每天必须“三泡浓茶”、三包三五牌香烟，[29]才能工作。香烟一支接一支、咳嗽一声接一声、浓茶一口接一口的病态习惯，更促使其日益加重了病体。有时不能执笔，则由程沧波代笔，张季鸾参加起草。到国共再次分裂时，文字工作更感困难，雄辩毕竟不能胜过事实，呕心沥血彻夜工作，神经衰弱越趋严重，非服安眠药不得入睡。最后，他的幻想破灭，思想和精神负担不堪其苦，最后终于服用大量安眠药求得“解脱”，蒋介石赠他“一代完人”匾额以慰逝者。
5.杨永泰血染江汉关码头
陈布雷来了，杨永泰走。杨永泰帮助蒋介石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向蒋介石提出“削藩策”，促使蒋介石用多年时间富有成效地对付了地方军阀；二是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前夕，向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取得了实效；三是建议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实现高度集权，处理党务政务和军务。蒋介石自认识和采纳了杨永泰的计策后，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此，蒋介石既铭记在心，也多次嘱咐后来者陈布雷，注意向杨永泰学习。
杨永泰入蒋介石幕，本来是一位很有谋略和见地的幕僚，就是野心勃勃，老是揽权揽事，挑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纷争，尤其在用人方面，努力把政学系作大。杨永泰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之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吏，大多由陈立夫、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进行安排与任免，权力很大。杨永泰入蒋介石幕之后，插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安置，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挤二陈的势力。开始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两人也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认为杨永泰安排一些自己的人也是正常的事，没啥了不起的。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的发展远远超过陈立夫、陈果夫所想象的时候，“二陈”才深深感觉到杨永泰已成为自己CC系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逐渐下决心整垮杨永泰。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长都得由杨永泰保准“政学系”党羽辜仁发充任，这件事使陈果夫大失体面，无颜向CC集团解释。对此，陈果夫恨杨永泰恨得咬牙切齿。
陈立夫、陈果夫与杨永泰，自1933年以后，经过两年的较量，杨永泰是胜多败少，“二陈”觉得不大是杨永泰的对手，但时刻盯着杨永泰，丝毫未放松斗志，杨永泰也愈发觉得日子不太好过。杨永泰这个人，办事很精明，没有取得蒋介石信任时，以张群做内线，费尽心机地窥探蒋的政治和生活情况，凡是与蒋介石在政治上有联系的人和事，更特别细心观察、挂钩，并且极力迎合蒋的政治动向。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明喊抗日，暗想妥协，杨永泰了解蒋介石心理后，到处透露“抗日必亡论”，然后又同黄郛相互秘密往来，阴谋为蒋介石打通妥协的道路。渐渐地杨永泰也成了当时亲日派的大头目之一。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时，一朝大权在握，诸事一手包办，就是蒋介石的亲信死党如陈果夫、陈立人等人，要面见蒋介石或呈送密件都要由杨安排转呈。“二陈”因杨永泰钻到蒋介石的左右，把住行营这一重要关口，恨杨入骨，加上几次较量的失意，故陈立夫、陈果夫决定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杨除去。
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到四川后，蒋介石有意使用陈布雷，而逐渐淡化杨永泰的政务，逢事靠侍从室运作，杨回到“客卿”的地位。CC系看出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的变化，于是设计好诬告杨永泰收受刘镇华80万银元，所以推荐刘为安徽省政府主席，监察院长于右任起而弹劾杨永泰。杨永泰觉得无法立足，向蒋介石请求辞职出国一段时间，蒋介石不同意。为了敷衍各方面对杨永泰的攻击，1935年12月，蒋介石调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蒋介石用这种方法，来平息一下众愤。
杨永泰一离开蒋介石，迅速地走向了他的末日。“虎离山无威”，CC系一看杨永泰来湖北，就无所顾忌地对杨永泰发起了频频的进攻。杨永泰随蒋介石入川以后，CC系集中力量把湖北地盘大部分从政学系手里夺了过来。此刻杨永泰重返湖北，CC系决定竭尽全力来对付他。适逢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也不喜欢杨永泰来湖北省当省府主席，怕他能力太强，于己不利。杨永泰在抗日问题上，力主妥协，社会上风传杨永泰亲日卖国。CC系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在武昌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示威中，唆使CC系统的学生喊出“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武汉三镇，一时间，反对杨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坚决反对杨永泰来湖北主政的呼声不绝于耳。杨永泰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浑身汗毛倒竖，不敢来湖北接任。于是向蒋介石诉苦，说自己眼下十分不利。蒋介石听完汇报，盛怒之下，立即电告湖北省国民党党部：“据报：湖北省党部籍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请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中正”。
蒋介石的电报，吓坏了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党部赶紧派人前往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处说明情况，解释“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无关。由于何成浚也反对杨永泰来湖北，故对此事未加追问，允许照省党部的意见电复蒋介石。最后，当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光祖将所拟的电文呈给何成浚核对审定时，何成浚认为电文太温和，亲自下笔加上“莫须有杀人”等字，向蒋介石进行反抗。陈光祖说：“这样写，可能触怒委员长”。何成浚回答：“没关系，最多就下台不干了”。蒋介石接到何成浚复电后，又来电嘱令何成浚，通知湖北省党部派负责人来南京当面汇报此次游行示威情况。湖北省党部书记杨锦昱带另一名委员冒死前往南京汇报。抵南京，先见陈立夫，后往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官邸登记求见。时晏道刚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杨锦昱等登记完后，私下问晏道刚：“我们这次来是否有杀头的危险？”晏听后哈哈大笑：“不存在杀头与不杀头的问题，委员长的个性我是很了解的。过去被他关押了的人，放出来就升官，免得放了，别人还怀恨。要杀就不会要你们来，要你们来，决不会杀。现在不是杀与不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你们的问题。请你们放心吧！”
次日上午11点，蒋介石召见了湖北省党部两位负责人，开始询问了一些省党部负责人的学历、经历和与杨永泰问题无关的事。然后问话转入正题，蒋介石问起武昌学生游行和喊“打倒杨永泰”口号的情况。湖北省党部负责人因事先已筹划好了，故坚定地回答“打倒杨永泰”这一口号，是学生自发喊出来的，与省党部无关。蒋介石心中明白对方在做鬼，但考虑CC系乃嫡系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马，故也未深究。蒋意在调和双方，不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好让杨永泰尽快上任，免得上任后因是非无法立足。蒋未对湖北党部方面进行追问和责斥，只是说“畅卿（杨永泰，字畅卿）很能干，治理湖北会有成绩的，你们是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他是湖北省政府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蒋意指CC系和政学系都是他领导的）。今后大家要精诚团结，共同把湖北的事情办好，决不要有任何成见”。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至此，始觉一场惊涛骇浪，已经过去，离开蒋介石官邸时，晏道刚送给湖北省党部负责人两张银行支票，告诉说：“这是委员长送给你们的旅费。”
事情平息以后，杨永泰从南京来湖北任职。杨永泰到湖北以后，政事雷厉风行，颇有一番大家风范。他依照国民党“管、教、养、卫”四大原则，加强县区乡行政管理，提倡务实教育，反对死啃书本教育，加强武昌市政建设，兴办金水农场，修建钟祥水闸，准备修建长江大桥，编练农村民兵。对待CC系问题，杨永泰毫不留情，坚决报游行口号这一箭之仇，因此，与CC系在武汉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CC系在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后，决定干掉他。CC集团图谋杀杨，事先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有四个省的中统负责人也参加了密谋。因杨永泰主张对日妥协，故CC系就抓住了这一点，并以此为突破口，细心地、偷偷地寻找下手机会。机会终于来到了。这机会缘于霍实子提供的一份情报。霍实子，广东人，留日学生，日文很好。留日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制革工业。霍实子曾与殷汝耕相交好。殷汝耕任职冀东专员时，霍实子与殷决裂，表态坚决反对殷的汉奸政权及行为，并率一部分职员回到南京。蒋介石知霍实子日文好，责成霍办一个专收日本电报的秘密电台。1936年4月中旬，霍实子主持的电台收到日本汉口总领事馆拍回本国有关方面的电报，电报中说：“日本总领事宴请杨永泰，在宴会中，杨永泰表示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一切事件，他可以负完全责任。”霍实子收到电报后，抄两份，一份送蒋介石，一份送陈立夫。陈立夫一看电报，拍案而起，“这家伙这样荒唐，非把他干掉不可！”这样，刺杀杨永泰活动，就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
1936年10月25日上午11时，杨水泰从汉口日本海军办事处谈判出来准备回武昌，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正逐级走下码头时，突然背后几声暗枪击中要害，杨永泰奄奄一息。左右随从跟随杨多年，今见主子即刻它去，均纷纷落泪，忙问主子有何遗嘱。杨永泰吃力地回答：“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言毕，气绝身亡。随从痛哭不止。后移尸省政府，准备治丧公葬。
凶手刺死杨永泰后，丢掉手枪，向江汉关后花楼小巷内狂逃。杨永泰的随从跟踪追赶，大声呼喊“捉强盗！”当凶手逃到小巷内一家猪铺时，为一屠户拦腰抱住，就地被擒。
蒋介石看到陈布雷呈上来的杨永泰被刺身亡的电文后，先是十分震惊，后是十分难过。想杨永泰跟随自己几年，出谋划策，平定了国民党内部诸军阀与他的混战，从江西和南方挤走了中国工农红军，组建了侍从室，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杨永泰一去，自己身边少了一位重要谋士。同时，蒋介石也很生杨永泰的气，为什么老掺和派系斗争，害得自己被刺身亡。随后，蒋介石下令，立即组织秘密侦察厅，审讯凶手。
蒋介石的明令，登在了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他责令军警机关对杨案限期破获，依法严惩。南京国民监察院也密令两湖监察使，将杨案发生经过详细查明具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十分重视此事，孰不知杨案的主谋亦在当局之内。杨永泰被刺后，湖北政学系立刻失去主事者，群龙无首，对杨案没有办法。主审杨案的人主要是CC系和军统的人，两方人士在武汉做了手脚，遂使杨案南京方面根本得不到真实情况。相反，利用杨案，军统又解决了一个有力的政敌。
陈立夫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虽然有矛盾，但有时候双方又联合帮助对付对方的政敌。审查刺杀杨永泰的刺客，军统精心策划好，辗转曲折追缉到上海贝当路（今上海衡山路）某号，最后在房间内扣住了胡汉民手下得力助手刘芦隐的秘书。这样，刘芦隐一踏上上海，就作了阶下囚。略加审讯，刘芦隐就被定为谋杀杨永泰的主谋，交司法审判。刘被判了十年徒刑。刘芦隐的中宣部长也撤职了。这实际上是CC系和军统做了手脚，把刺杨主谋“掉了包”。案子最后的结论，自是面目全非了。
胡汉民手下得力助手刘芦隐，对胡汉民帮助特别大。胡汉民多次与蒋介石抗衡，刘芦隐给胡出了不少谋，划了不少策。这样一来，军统头子戴笠就想置刘芦隐于死地。1936年冬，刘芦隐从广州来上海，戴笠命令沈醉设法把刘芦隐绑送南京，以便秘密处死。后因办事疏忽，秘密逮捕未成，于是军统索性改为公开逮捕，利用杨永泰被刺一案，中间做些手脚，把罪名加在刘芦隐的身上。结果是CC系消灭了政敌杨永泰，军统对付了政敌刘芦隐。
杨永泰被刺一案公布于众以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对全案结论表示极大怀疑。认为刘芦隐有可能是替罪羊。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于暗中调查中获悉，汪精卫的被刺、杨永泰的被刺身亡，都与陈立夫这个CC系首脑人物有关。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安全，听了黄埔系军人的话，加强了军统特务机构的建设，适当抑制了中统的发展；同时，暗示军统对中统实行监视。后来，军统与中统矛盾时有激化，与蒋介石的“扬军抑中”有很大关系。
杨永泰，这位蒋介石的“诸葛亮”，虽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终因参加派系斗争，于1936年被刺身亡，终年56岁。
二、陈伯达在统一战线破裂后的人生选择
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陈伯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尽了坎坷曲折，经受了锻炼和革命意志的考验；同时，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尤其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他日后奋斗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受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指派，奔赴延安。不想此次延安之行，给陈伯达带来了另一番天地。
1.入党与留学苏联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期间，陈伯达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期间，陈伯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具体政策是不怎么清楚的。他之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因在于在上海当记者期间，曾在上海大学接受过一段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些微的了解。之后，他曾和思想极右倾的福建籍学生在广州火热过一段，经过比较，这些人所信仰的，并非陈伯达所追求的。在福建，他离开张贞部队后，担任过几个月工人纠察队顾问，工人的革命斗争，强烈地震撼了陈伯达的心灵，与他的内心深处有一拍即合之感。而国民党的就地处决令，逼陈伯达无路可走，由于这四个原因，陈伯达走上了革命道路。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血雨腥风，共产党员很难立足。是时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被蒋介石打散了的各地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向武汉云集，陈伯达亦是其中的一个。在武汉，陈伯达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出版科科长。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遂告结束。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被国民党的大屠杀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计划之一是策反在闽西、赣东一带的张贞部队。组织上考虑到陈伯达曾是张贞的部下，私人交谊又很不错，遂派陈伯达与另一福建籍共产党员一同前往做工作。中途另一名同志逃跑，只剩下陈伯达自己，单身到了张贞部队的防地。陈伯达在部队中找到了昔日友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得知张贞已非昔日，身边多为坚决反共分子，事情很难办。陈伯达思之再三，未亲见张贞，便折回武汉。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坚强地走向了新的历史时期，其起点是党的著名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了准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选派一批干部赴苏联学习，以补充党的后备力量。陈伯达回到武汉后，未受到组织上的追究，旋接到通知，被派往苏联学习。从武汉上船，经南京抵上海。从上海换乘远洋海轮，向北驶去。海天茫茫，波涛汹涌，数日，达海参崴。然后坐上火车，经中东铁路、西伯利亚铁路，越乌拉尔山，行程数千公里，进入苏联腹地。抵达莫斯科后，陈伯达进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1925年秋天创建。1925年春孙中山逝世，为纪念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学校取名为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主要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苏联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军事学等。中国学生入学后，先过语言关。过关办法是除老师教授俄文外，还把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再按接受程度编班授课。从1925年到1930年，莫斯科中大在中国招收了4期学生，总共1000多名。王明、王稼祥、吴亮平、张闻天、伍修权、孙冶方等是第一期学生。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样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也是第一期学生。博古是第二期学生。陈昌浩、陈伯达、凯丰、杨松等是第三期学生。前两期学生是统一战线时期招的，人数多，国共两党的学生都有。大革命失败时，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声明与莫斯科中大断绝一切关系，撤回国民党派去的学生。1928年，中大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仍习惯称中大。陈伯达入校时，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等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或作翻译工作。陈伯达等第三批学生，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送去的年轻后备干部，因此入校后显得很整齐，学习也很努力。杨松、陈昌浩、陈伯达先过俄语关。赶上陈伯达年龄小，仅23岁，记忆力好，加上中文基础很扎实，故对俄文的学习进步很快，半年左右，借助字典基本上能较熟练地看一些简单的俄文书籍。第一学期结束后，陈伯达俄文很有起色。俄语关一过，他就致力于列宁、斯大林等领袖人物经典著作的阅读。这期间，苏联发起了“肃托运动”，即苏联共产党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肃清托派分子的斗争。这一运动也波及中山大学。当时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中，有些人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很好，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也很大，曾出现过托派组织。陈伯达与参加托派组织的中国学生万志凌、王文元、陆玉等很要好，对其托派观点也没什么异议，甚至赞成，也看过一些托派文件。为此，陈伯达在运动中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他印象也很不好。1930年夏天，陈伯达毕业前夕，组织上要分配他到共产国际的刊物社当编辑，继续留在苏联，陈伯达不太愿意。恰逢周恩来在苏联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伯达恳切地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毕业后要回国的要求，周恩来向组织上反映了陈伯达的意见，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同意陈伯达回国工作。这样，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三年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后的陈伯达，于1930底，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莫斯科火车站，陈伯达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同学和恋人诸有仁，坐上火车，越过乌拉尔山，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经过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一周后到达了海参崴，再乘船到上海，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了到。
2.坐牢前后
陈伯达回国后，被分配到福建老家工作，立脚点是厦门。刚开始，陈伯达对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方式很不习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省委组织部长陶铸与福建省委其他成员商量，决定让陈伯达在福建办福建省委机关刊物。陈伯达接受了任务，认真筹办刊物的一应事项。省委拨出了一定的经费，鼓励陈伯达一定要办好党刊。时福建省委领导成员，很有水平。省委书记罗明很务实，诸事力主实事求是。陶铸既精干，又有才华。他们二人真心实意希望陈伯达这个留学生和他们联手，把福建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但陈伯达的行动，很让他们失望。
20世纪30年代初的厦门，是国民党张贞部队的天下。此时的张贞，已荣升为福建省“剿共”总司令。1931年2月，陈伯达去厦门印刷厂联系印刷刊物事项。办完事在回机关的路上，遇到了昔日的同事，此时为张贞的部下。两人见面后，分外亲热。朋友问他：“几年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连个音讯都没有啊？张司令（指张贞）多次提起你。”陈伯达听到朋友的询问，竟一时无言以答，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等反应过来后，也问了一下张贞的近况、部队的近况和旧时朋友的近况。朋友告诉他，张觉觉已在张贞处荣升为司令部副官了，并劝陈伯达：“你也回来吧？咱们大家一块干，一会儿我回到司令部后，一定告诉张司令，说你在厦门，让他派人去接你。”两人说了一阵，各自回机关汇报去了。
陈伯达回到省委后，向罗明汇报，说自己暴露了身份，不便在福建工作，要求回到上海中央重新分配工作。罗明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对陈伯达说：“你不必要求走，相反，倒可以利用张贞的关系，搞我们的地下工作。”陈伯达说什么也要走，并说张贞和张觉觉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罗明和陶铸对陈伯达这种怕死的举动很有看法，因此也不愿再留他在福建工作，遂写了省委证明，将其退回上海中共中央。
张贞的部下回到司令部后，向张贞汇报说见到了陈尚友（陈伯达）。张贞很高兴，遂派人去陈伯达住地找他来司令部一叙。来人到达陈伯达住处后，见陈伯达已搬走了，遂回去向张贞汇报。张贞听了，心里明白了，此时的尚友，十有八九是共产党分子了。后告诉贴身部下，日后见到尚友，没有他的指示，不得乱来。
陈伯达离开厦门，1931年3月再度乘船来到上海。找到中央机关后，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上交了福建省委退人证明信。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告诉他，先等几天，等中组部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他去何地工作。这样，陈伯达根据组织的安排，先在上海住了下来。
在上海，陈伯达见到了王明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陈伯达与王明的相识是在1927年。那时，两人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共事，王明是中宣部的鼓动科科长，陈伯达是出版科科长。在莫斯科中大时，陈伯达再次和王明相处过一段时期。1931年的王明，正是“走红”的时候，背靠着大树——米夫，面对着一群留苏刚归国的同学，拉帮结派，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逞其志。王明见到陈伯达颇为高兴，以为又多了一位留苏学生，多了一个助手，很想把陈伯达纳入自己的势力圈子。可米夫不喜欢陈伯达，对陈伯达在莫斯科中大时与托派的一段瓜葛耿耿于怀，认为陈伯达不可靠。王明见米夫如此态度，也就作罢了。
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一个月，旋被派往天津，分配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宣传部，负责编辑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陈伯达未抵达天津前，北方顺直省委就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省委两名共产党员已被逮捕，且敌人正在侦破此案。1931年4月8日，陈伯达抵达天津。当天夜里，连同顺直省委一些其他同志一道被捕。因顺直省委书记许兰芝被捕后变节，敌人很快结案。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44名省委机关工作干部被捕。党中央知道此事后，派胡鄂公、杨献珍两人前来负责营救工作。营救未成，杨献珍又被捕。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遭到破坏。1931年9月，在天津被捕的顺直省委机关工作人员44人被押往北平“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院”。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隶属张学良管控。
陈伯达被捕后，很快就被判处两年徒刑。在狱中，陈伯达患淋巴腺结核，开过刀后，不能收口，伤势日益加重，脓血直流。顺直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告诉陈伯达，如外面有什么关系，可托人早点儿出去。陈伯达提供了张贞的线索，通过书信，取得了联系。张贞在厦门得知陈伯达被捕而求援的情况后，很是吃惊，但念旧日的友谊，拿出2000元大洋，派王雨亭、陈文总两人带着钱来北平营救陈伯达。两人到北平后，托张学良的副官长大力相助，陈伯达遂于1932年2月出狱。出狱时，陈伯达在《悔过书》上盖了指印。与陈伯达同时被捕的顺直省委其他干部判刑前后，正赶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形势变化得非常快，故刑判得很轻。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有一次对政治犯大赦，其他人亦先后出狱了。
陈伯达出狱时，身体十分不好。为此，他在北平西山疗养院治了七八个月的病。经过疗养院大夫卢永春精心治疗，陈伯达淋巴腺结核才慢慢痊愈。这期间张贞给他的钱也用光了，同时还欠了一大笔住院费。陈伯达只得照实和疗养院讲明，疗养院看到陈伯达也确实如此，况他原是一个政治犯，就对他说：“没有钱，就算了，你出院吧。等你将来有发迹的那一天，给咱疗养院关照一下就是了。”解放后，陈伯达虽然地位在不断升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苦难，及在困境中给他帮助过的人。为报昔日援手帮助之情，他找过卢永春，不想卢永春已谢世。
3.吉鸿昌、张贞对陈伯达的帮助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之后，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抗日同盟军兴起，急需大批干部前往工作。陈伯达出疗养院后的几个月还没有具体工作，组织上遂派陈伯达前往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司令部，配合吉鸿昌进行党的工作。后来吉鸿昌离开了部队，进入天津租界，继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吉鸿昌走后，陈伯达自己在张家口亦无法立足，旋回北平西山，修改在疗养院时写的《论谭嗣同》一书的初稿。修改完成后没地方给他出书，陈伯达只得去天津拉吉鸿昌赞助。于是，吉鸿昌为他出了一笔钱，陈伯达在上海托人为他找了一个“人文印务社”，1934年春，该书出版。1939年春，经过陈伯达修订补充后，生活书店给予再版，书名改为《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
1933年深秋，张贞从南京来北平办公事。通过国民党内的熟人，张贞找到了陈伯达，并开车去看望了他。张贞看到陈伯达穷困潦倒，心里很是不平静。两人握手好一阵，相对无言。后张贞先开口，问了陈伯达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陈伯达也了解了一下1927年以后几年间张贞的心情和遇境。之后，陈伯达与张贞又互访两次。最后一次，张贞劝陈伯达：“不要再流浪奔波去干共产党的事了，找个正当的工作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谈到关键问题，陈伯达回避了，说：“我不是共产党的人，我是学者。”张贞半信半疑地跟了一句：“那就好。”张贞回到南京后，给陈伯达寄来300块大洋，嘱咐陈伯达一定要好好治病。1934年张贞将儿子张冠雄送到北平读书，写信托陈伯达多为关照。张冠雄到北平后，亲自拜访了昔日其父的老部下陈伯达。陈伯达热情地接待了他。日后，两人经常往还，陈伯达于学业上，给了张冠雄不少帮助。张冠雄每次假期返校，也给陈伯达带不少好东西来。陈伯达自是十分感谢张贞。后来在1936年3月，陈伯达向北方局请了一月的假，回福建老家探亲。在家住三周，和其母其兄相处十分融洽。第四周，陈伯达动身北返。车过南京时，陈伯达下车看望了张贞。张贞留陈伯达在南京住了三天，并让昔日陈伯达的一些福建籍友人陪陈伯达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古迹。3日后，陈伯达乘津浦线火车动身返北平。张贞让车送陈伯达到江北浦口火车站。历两日一夜，陈伯达抵北平。在刘少奇领导下，从事北方局的工作。
1948年10月国民党败局已定时，张贞的老乡、军统特务黄其华问张贞：“张上将！时局很紧啊！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呢？”张贞满有信心地回答：“我跟尚友有联络，他会给我安排的。”这些，也表明张贞、陈伯达两人友谊很深。实事求是地说，张贞在陈伯达青年时期，帮了陈伯达不少忙，也算得上陈伯达的患难之交。
4.辗转于平津两地与十年间的学术收获
1934年春，陈伯达来到天津，在河北省委工作，负责编辑省委机关报《实话报》。在省委机关，他和宣传部长李华生之间经常为工作发生意见分歧。陈伯达在《实话报》上提出了“武装保卫华北”的口号，中共北方局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指示河北省委撤掉陈伯达的主编职务，后又定陈伯达在河北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河北省委改派陈伯达到基层天津民族自卫队去工作，陈伯达以闽南口音和身体不好为口实，要求回北平文化界工作，获准。
陈伯达回到北平后，中共北京市委根据陈伯达的特长，分配他在文化界工作。时北平中国大学国文教授、系主任吴承仕先生，曾读过陈伯达的《论谭嗣同》一书。吴承仕认为，陈书虽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但该书观点和文笔有很多可取之处，又知陈伯达为学勤奋，学问功底尚可，乃约陈伯达为其主办的《文史》杂志撰稿。陈伯达应约，写了《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发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史》杂志上。这样，陈伯达在北平遂逐步结识了齐燕铭、曹靖华、孙席珍等人。人到30岁，渐显成熟，此时的陈伯达，较过去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在与北平文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中共北平市委的批准，陈伯达一一地把一些文化界与他交往的积极分子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一个特别小组，陈伯达为联系人。吴承仕看陈伯达确实可以，遂邀请陈伯达来中国大学任教，讲授周秦诸子课。《文史》杂志停刊后，陈伯达又继续写出《公孙龙子的哲学》、《写历史和做历史》、《墨子哲学》、《关于命运》、《论中国哲学年会》、《殷周社会考》等多篇文章和一些党内工作论文。
1935年春，北平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陈伯达东躲西藏仍很难在北平立足，旋又去天津工作。在天津，陈伯达找到了北方局负责人柯庆施。柯庆施与陈伯达商量，要陈找到吉鸿昌部下弄些钱，北方局要办个刊物。陈伯达又找到南汉宸，南答应筹钱办刊物和提供陈在天津的生活费。不久以后，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华北烽火》就创刊了。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刊物几易其名（《长城》、《国防》、《人民之友》）。办了一段时间，部分因为南汉宸筹措的经费中，供陈伯达一家的生活费与办刊物的费用界限不清，柯庆施遂停止了陈伯达的主编工作。南汉宸见状，又介绍陈伯达到天津河北商学院兼课，以挣得生活费。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受中央北方局指派，12月10日，陈伯达到了北平，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他又回到了天津。1936年春，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来北方局，具体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到北方局后，改组了北方局，上报中央并获准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为北方局秘书长，陈伯达为北方局宣传部长。时年，陈伯达32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进步思想界在抗日救国的使命下，日益有所进取。1935年的华北事变，对中国的进步思想界提出了更新更高的任务，那就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附加上两点，一方面反对中国内部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面提倡对中国亿万大众的新启蒙运动。其运动的中心内容为：反对异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及一切愚民政策，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觉醒。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响应，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37年春夏间达到了高潮，七七事变后停止。这场运动曾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文人的注意和攻击，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此著文予以反击。经过近一年的发展，思想界逐渐统一了认识，认为“这场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反武断、反独裁、反垄断的三反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北平的《北平新报》、《华北呼声》、《动向》、《现实月刊》、《新文化月刊》等报刊，均投入了这一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来说，对廓清蒙昧和宣传抗日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1937年春，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陈伯达的论文集——《真理的追求》，对推动上海的新启蒙运动，亦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时，陈伯达还曾就上海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双方应该休战，他支持“国防文学”，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是国防文学最主要的一种，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
1937年春天，刘少奇、彭真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和白区代表大会。七七事变后，北平失守，黄敬、林铁、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黄敬认为，陈伯达长于文笔，短于地下工作，遂劝陈伯达到延安去工作，林铁亦同意黄敬的观点，陈伯达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之后陈伯携全家来到天津，准备转道青岛。天津市委书记李大章想留陈伯达在天津工作，但沦陷后的天津，使陈伯达甚觉不便，遂按北方局指示，携妻儿坐船到青岛。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是陈伯达磨炼意志、丰富人生阅历、奠定学问基础和学术基础的重要时期。留学苏联三年，学习了苏联文化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提高了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回国以后来到平津地区工作，其教学与研究，使他的学问有了一次质的飞跃。从这一时期他撰写和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即可见其一斑：《战后世界殖民地之新形势》（署名万里），1930年7月《新东方》1卷第5、6、7期；《论谭嗣同——现代中国思想史稿之一》，1934年2月人文印务社出版；《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1934年《文史》1卷2期；《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1934年《文史》1卷3期；《论中国社会的停滞状态》，1934年《文史》1卷4期；《公孙龙子的哲学》（署名周金），1935年《盍旦》1卷1期；《写历史和做历史》（署名周金），1935年《盍旦》1卷4期；《关于命运》（署名梅庄），1935年5月《芒种》（半月刊）6期；《中国古史上的神话传说源流考》，1935年2月《太白》2卷1期；《殷周社会略考》，1935年5月《太白》2卷4期；《春秋战国社会略考》，1935年9月《太白》2卷12期；《远东白俄的活动零简》（署名周金），1935年9月《通俗文化》2卷6期；《所谓“中日经济提携”问题的透视》（署名周金），1935年12月《世界知识》3卷6期；《周霄问仕》（署名梅庄），1935年12月《浪花》1卷1期；《论自由》（署名梅庄），1935年12月《盍旦》1卷3期；《墨子哲学》（署名周金），1936年2月《盍旦》1卷5期；《日本的“一九三六年”》（署名周金），1936年2月《世界知识》3卷10期；《腐败哲学的没落》，1936年5月《读书生活》4卷1、2期；《挽救目前华北的大危机》（署名周金），1936年5月《永生》周刊1卷10号；《论农民问题》1936年6月新知书店出版；《哲学的国防动员》，1936年9月《读书生活》4卷9期；《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1936年9月《认识》1卷2号；《叶青哲学批判》，1936年9月《新世纪》（创刊号）；《论中国的自我觉醒》，1936年11月《新世纪》1卷3期；《雪夜》，1936年12月《清华周刊》45卷8期；《关于中庸》（署名周金），1937年1月《时代文化》1卷4号；《智慧与感情》（署名周金），1937年1月《新大众》（创刊号）；《关于新方法论在理论上和运用上的两个问题》，1937年1月《自修大学》1卷1期；《真理的追求》（文集），1937年3月新知书店出版；《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1936年10月《新世纪》1卷2期；《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936年《读书生活》4卷9期；《论新启蒙运动》，1936年10月《新世纪》1卷2期；《我们还需要“德赛二先生”》，1937年1月《时代文化》1卷1号；《新启蒙运动杂谈》，1937年《现实月报》（新启蒙运动特辑）；《现代旧哲学的新姿态》，1937年2月《时代文化》1卷3号；《评日人三木清〈现代文化的哲学基础〉》，1936年1月《盍旦》1卷4期；《评二十四年中国哲学年会》（署名徐明华），1936年《读书生活》2卷3期；《哲学上的两条路向及其历史演变》，1937年5月《自修大学》1卷8期；《严肃批评界的阵容》，1937年6月《读书月报》1卷2号。
从陈伯达的这些论文目录和他的个人经历分析，1927年冬到1930年冬在苏联留学，1931年春到1933年春坐国民党监狱和出狱后的穷困潦倒，1933年逐步稳定下来后，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从事教学与研究。除去发表很多时政性的文章外（此处未收集这方面的文章），陈伯达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这些，是他到延安后，与延安思想文化界交流切磋研究探讨学问、与毛泽东交流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这些，也是他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