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一月）
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非但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险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爆发之可能。
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之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
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时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为正比例的：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重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的。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
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
大会并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