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走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由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据邓颖超回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前往大连，“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邓颖超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恩来应立即回片。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