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典章制度的发展是随社会生产力和人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玉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与自然交互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玉材的特殊自然属性，寄托和展现人类思想意识、社会伦理和价值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玉器的某些功能，如作为装饰品、作为神灵表象、作为阶级标志、作为财富象征和作为赏玩弄玉的现象在不同时代都有一定的表现，但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却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由此构成了玉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玉文化大致可分为孕育、初始、发展、成熟、完善、嬗变和世俗等七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期。玉质石器出现至广义玉概念形成之前，相对年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在打制石器和选择装饰品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出玉质石器与其他石器在亮度、色泽、硬度、质感等方面的差异。玉概念有如待产的胎儿，呼之欲出。可以说，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产生和发展，是玉文化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始诱因。
第二阶段：初始期。主要标志是广义玉概念的初步形成和广义玉器的出现，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但是根据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如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年)的发现玉凿、玉锛和玉推测，广义玉器出现在这一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萌芽状态的磨制技术日趋成熟，石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磨制工艺的推广，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美石制品光洁、润泽的魅力。旧石器时代早已出现的原始宗教观念找到了更为合适的物质载体，“美石”开始有了灵气，广义的玉概念初步形成。这是玉文化得以产生的哲学因素。
第三阶段：发展期。主要标志是种种非实用玉制品迅速增多，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社会功能进一步提高，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见于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和新乐文化。某些源于工具或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尚无明显的区别，但磨制程度一般较精，基本不见使用痕迹。随着石器磨制工艺的广泛应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初露端倪。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祭祀活动的多样化和爱美欲望的增强，导致制玉工艺的进步和玉器数量的增多，这是玉文化得以发展的社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与兴隆洼文化年代相当，大致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后李文化出土两件玉质工具的刃锋，在放大镜下可见较清楚的使用磨蚀痕迹，表明在不同地区或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玉石分化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这应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
第四阶段：成熟期。主要标志是圭、璧、琮、璜、璇玑、玉衡等主要礼器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功能日臻完善，制玉工艺日趋成熟。源于工具、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已有明显的区别，如造型美观，形体变薄，做工极为细致。源于装饰类和少数源于工具的器类已脱离其祖型的制约，演化出全新的形态，如瑞圭、权杖、玉琮、玉龙凤、玉牌、玉人等。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以仰韶、大汶口、红山、良渚、凌家滩和龙山文化各重要遗址为代表，这一阶段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文明初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出现，龙山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城址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城邦式”古国已初步形成，社会剩余财富增多，社会分化加剧。部落酋长、军事盟主或“古国君主”出于显示财富、宣示权力和渲染王权神授的需要，极力地强化玉器的社会伦理功能和祭祀功能，表示首领或王权身份的权杖和瑞圭相继出现，这是玉文化得以飞速发展的政治因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玉材本身的条件限制，如数量少、体积小、脆不可塑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加工成容器而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和礼制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以可塑性能良好的陶土制作的陶礼器，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尊、陶鬶，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成组的陶鼎、瓦足皿等开始出现。
第五阶段：完善期。主要标志是玉礼器及其他品种的玉器形制、社会功能进一步完善，相对年代约为夏代至两周时期，以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西安张家坡、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和同期各重要方国的重要遗址、大墓为代表。随着社会的分裂和中央王朝的出现，用玉制度更加完备，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普遍见于吉、凶、喜、丧、会、盟、宾、嘉、军、兵等各种场合，等级制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玉器社会功能的持续加强，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随着用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青铜铸造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青铜礼器迅速取代了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陶礼器，且常常作为祭祀、宴会、典礼等大型场合及殡葬礼仪的主要道具，充当显示权贵身份地位的标识物，大有同玉礼器并驾齐驱的态势。在其后段，玉佩饰增多，玉器的世俗化倾向已经显现。
第六阶段：嬗变期。主要标志是玉礼器的数量明显减少，礼仪功能逐渐减弱或消退，玉佩饰、特别是组佩及玉器皿、玉陈设、玉生肖和人物、动物等世俗类玉器明显增多，玉礼器的社会功能加速世俗化，相对年代约为战国至两汉。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由礼崩乐坏、群雄争长的混乱局面到中央集权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礼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反映到礼仪制度上，就是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世俗化。此外，由于玉玺的出现和发展，权贵们不再以圭、璋和佩饰作为宣示身份地位的主要表征，汉代大墓中出土的裹尸玉衣、玉璧、玉枕等虽然还有表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用，但主要的却是出于防止精气泄散、保护尸身不腐的愿望，九窍玉塞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证；汉代墓葬有关陶楼、仓、猪圈、鸡舍乃至于厕所的设置，也反映出礼仪制度的世俗化倾向。在表现方式上，玉雕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日趋浓郁。漆器、金银器以及瓷器制作工艺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玉器惟我独尊的地位，玉器所蕴含的神奇功能和礼仪概念，逐步被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冲淡。
第七阶段：世俗期。主要的标志是玉制品的功能完全世俗化，玉器的礼仪功能几乎完全消失，包括东汉末年以后的全部历史时期。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数百年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玉文化的发展也随之步入历史上的低潮期。隋唐时期玉文化又再度兴起，但是在选题、创意和风格上，受到业已相当发达的绘画、雕塑和金银器创作风格的影响，玉雕人物、花卉、动物的造型在浪漫的情调中力求逼真。到明清时期，玉器基本上完全成为艺术、财富和弄玩的代名词，尽管这一时期的王墓中还有用玉圭随葬的现象，《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也具有某些神奇的功效，今人也有以玉佩辟邪护身的现象，但这只是上古用玉概念的回光返照，与现实社会和玉文化发展的主流及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去甚远。玉器这种古老、历久不衰的艺术瑰宝终于摘下了其高贵、圣洁、无所不能的神秘面纱，走出神权、王权的殿堂，回到普通的世俗世界，还原为芸芸众生共鉴共赏的美丽石头。这是思想、技术进步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