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29—30日，来自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学者聚集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协会会议。与会者纷纷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前途提出看法，其中尤以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作的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报告最为引人注目。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政治立场各异，这些学者对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但不管怎样，都反映出人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关切、研究和探索，而且其目的在于“壮大新的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①（①（俄）娜塔利娅？莫洛佐娃：《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真理报》1994年11月18日。）。
在实践方面，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东欧各国从前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经过一番艰难的历程之后，又纷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1993—1994年间，波兰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匈牙利社会党等在全国大选中相继取得胜利，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些党不大可能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它们如今奉行的并非传统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些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确确实实又有割不断的关系。它们正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
一、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苏联实行多党制之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没有别的政党组织合法存在。198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之后，出现了许多与共产党、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右翼政党、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时，苏联境内有大大小小社会政治组织3万多个。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这里的政党组织也最多。1993年时，仅就社会主义类型的左翼政党而言，除了俄罗斯共产党以外，影响较大、人数较多的还有：
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这是1991年11月在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基础之上建立的一个新党，属于跨共和国的左派力量的政治组织，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乌克兰、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都有基层组织。它认为自己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将致力于“使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恢复苏维埃政权”。原苏共中央委员阿？普里加林是该党的主要思想家和领袖。
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1991年10月成立。该党的纲领声明，它依旧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民主集中制，主张非暴力斗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的多元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张集体所有制优先，保持联盟，反对向西方作无原则的让步。该党的主要倡导者是当时担任苏共下诺夫戈罗德市党委书记、市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马尔采尼索夫，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著名的宇航员谢瓦斯季亚诺夫，苏联人民代表罗伊？麦德维杰夫，苏共卡卢什州奥布尼斯什克市委第一书记、市苏维埃人民代表斯克利亚尔、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雷布金等人。关于该党的性质，麦德维杰夫于1991年12月6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是一个新型的党，一个议会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是苏共合法的继承者。1991年该党成立时有党员约7万人。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的前身是原苏共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倡议派。共产主义倡议运动1990年3月在列宁格勒成立，发起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党务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员、科学工作者等，主要领导人是原《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科拉索波夫、谢尔盖耶夫、丘尔金。这个组织当时宣称反对戈尔巴乔夫等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选择”。苏共和俄共被禁止活动之后，共产主义倡议运动于1991年11月23—24日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并且通过了纲领和章程，选出了由8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992年初，该党在圣彼得堡召开中央全会，又通过了一个紧急行动纲领，选出了由11人组成的中央组织局，维？安皮洛夫当选为主要领导人。该党的章程称，它是工人阶级因而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铲除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保卫祖国的完整，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苏维埃政权。1992年有党员约15万。
包括俄共在内的这些左翼政党，尽管队伍大小有别，理论观点不一，但它们都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这是因为，从组织上看，它们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原苏联共产党；从政治主张上看，都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主张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力量又是四分五裂的。从观点上看，既有完全坚持原来的教条主义理论的党，也有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相近的党；在组织上，这些党内部存在派别，相互之间也缺少协调和统一行动。此外，这些社会主义政党资金短缺，宣传舆论工具少，党员人数相对较多但党员年龄老化，政治活动能力较弱，因此在俄罗斯政坛上影响也较小。从整体上看，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处在剧变后重新聚合和积累力量阶段。
二、各社会主义派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这里所谓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指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或学者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个社会主义巨大挫折之后，在总结了以往几十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站在今天的高度，对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前途的各种认识。概括起来，俄罗斯各社会主义派别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
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一些政治派别把苏共、苏联的悲剧性的命运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建议“公开宣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罪的意识形态’”。它们确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必须“埋葬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极端的观点，一些正直、严肃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自由言论”俱乐部主席瓦连京？托尔斯特赫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和批判必须本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批判是一种分析，哪怕是毫不留情的分析，而不是粗野的谩骂和攻击”，“一个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也是一个对待真理和判断一种学说在实践中是否有效的标准问题，是对待普通意识与科学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①（①《东欧思想研究》1993年1—2月号。）。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人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低估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潜力？马克思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专政上面，认为它将按照自己的面貌和意愿再造世界是否正确？但是，“不管我们个人的观点如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学说，都是无法从思想史或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的实践活动中抹掉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根据已经发生的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来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②（②《东欧思想研究》1993年1—2月号。）。
第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败。
针对着苏联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破产的观点，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主席之一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自由思想》上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在苏联失败的是一种“官僚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而是出现在政治经济落后的俄国并取得了胜利，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许多历史的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向资本实行骑兵的进攻”。这给俄国带来了严重后果。麦德维杰夫指出，十月革命初期，由于内战的爆发，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新经济政策是使俄国沿着市场经济道路发展的一次尝试，但时间短促。在20年代中后期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和片面的国家工业化，镇压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迅速扩大惩办机关，实行全国的集中制。这一切导致了市民社会的破坏和集权国家的建立。后来，苏共一直保持着对权力的完全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强制。因此，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实行了几十年的制度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国际主义，特别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要求。
第三，资本主义不符合俄国的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困境。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其《当局上演的戏剧》、《大国》等著作中，非常鲜明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的结果，不是靠社会财富的生产积累，而是依靠重新分配和盗窃起家的各种寄生阶层的发展，过去苏维埃政权时期已消灭了的各种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行政官僚机构与有组织的犯罪日益生长在一起，形成犯罪官僚专政的机制。这种资本主义文明与俄罗斯文明是不相容的。因此，不仅“休克疗法”，就是其“温和的”形式，也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
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必须停止资本主义化和殖民化，转向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摆脱危机。具体说，首先要在俄罗斯建立人民政权，实现普遍的民主。为此，俄共应当与进步的爱国运动结成联盟，政治上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经济上消除“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外交上排除殖民政策，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其次，恢复苏维埃政权、劳动者的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方面，在普遍稳定的基础之上根据社会主义成分占主导的原则改造私有制；政治方面，通过苏维埃、罢工委员会等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最后，在后工业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俄罗斯和全世界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本身。这个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联合体，每一人的自由发展都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四，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必须重新认识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后许多俄罗斯共产党人反思过去，面对现实，对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这些新的认识包括：（1）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对抗社会所决定的民族不平等的一种表现。不把民族问题看作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理解不了民族问题的实质；不解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就解决不了民族问题。这就要求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和对抗角度来认识、处理民族问题。（2）政权更迭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民族矛盾普遍激化的原因。由于社会关系的更替，许多人身居异国，受到屈辱和迫害，于是出现种族清洗和种族难民，使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族际冲突和战争持续不已。（3）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国际资本瓦解苏联和削弱俄罗斯的工具。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民族主义来加剧苏联各共和国的离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利用世界主义向这些地方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4）俄罗斯左派只能同民族爱国者结盟，而不能同极端民族主义者结盟。（5）只有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并废除社会和民族压迫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第五，社会主义将在21世纪复兴。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认为，俄罗斯正处在崭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阶段。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复兴，首先，应当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工作。具体讲，一是了解社会主义发生全面危机的原因；二是了解社会主义新特征的实质。“我们需要清理瓦砾，打扫场地，画出新的蓝图，但不能把今后能用并且应当用的东西扔进垃圾堆”。布兹加林指出，“只有在放弃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在以公民自由价值和自治原则取代极权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复兴社会主义”①（①（俄）《真理报》，1993年11月18日。），其次，要克服“急躁情绪”综合症。这种缺点“会引起不合时宜的、时常是冒险甚至是暴力的行动，造成政府当局采取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行动”②（②（俄）《真理报》，1993年11月18日。）。最后，必须爱护社会主义的萌芽，即“有意识地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及其他领域中的集体主义、互助、平等、大公无私、社会创造、热情，为了未来而共同工作”，“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在这些萌芽中复兴”③（③（俄）《真理报》，1993年11月18日。）。
三、俄共在政治斗争中恢复和发展
在俄罗斯诸多左翼政党中，共产党的影响最大。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获65席，占议席总数（450席）的14.4%；人数最多，根据1995年1月召开的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数字，该党在88个联邦主体中拥有的组织，其成员达55万人，是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在非常艰难的政治条件下，俄共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易的。
自从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后，俄罗斯便没有单独的共产党。1990年6月19—23日，“为了制止使改革转变到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方向”、“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来自资本主义力量的蓄意侵犯”，700多名俄罗斯苏共党员代表聚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许多代表对戈尔巴乔夫等中央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苏共中央近几年有“重大失误”。大会制定了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基本方针，还选举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书记。新成立的俄共宣布自己是苏共的组成部分。俄共当时有680万党员，是苏共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1991年“8·19事件”后，俄共首当其冲遭到镇压。8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借口俄共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暂停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11月5日又下令禁止苏共、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解散其组织。于是，俄罗斯当局没收俄共的财产，查封俄共的办公场所，接管俄共的档案，甚至对俄共成员“施行精神和肉体的恐怖活动”。这种急剧逆转的政治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一度使俄共处于瓦解状态。许多党员心灰意冷、悲观失望，纷纷退出政治漩涡。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斗争，为恢复俄共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1991年12月，37名俄共的人民代表向俄罗斯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认为叶利钦的禁止俄共活动的命令违反宪法，要求予以审理。
1992年5月，俄罗斯宪法法院开始受理“俄共案”，审理叶利钦总统1991年8月28日和11月5日发布的两个禁令的合法性问题。宪法法院共开庭52次。许多共产党人便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开展恢复俄共的工作。俄共代表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俄法律并未授权叶利钦以禁止政党活动的权力，禁令干涉了司法机关的权限；苏共在领导苏联时期有错误，但也有贡献，不应被禁止；政府无权没收党员交纳的120亿卢布的党费；总统无权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共产党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捍卫共产党法律上和组织上的地位与权利，从而使这次“苏共案”的审理过程变成了宣传俄罗斯共产党人活动的场所，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经过几个月的审理，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承认叶利钦总统关于停止苏共、俄共活动及没收其财产的命令大部分合法的同时，裁定其解散俄共基层组织的内容是违反法律的，同时，俄共应当有权享有苏共的部分财产。这个折衷的、带有妥协性质的裁定虽然不能使共产党人满意，但毕竟为俄共最终恢复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1993年2月31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恢复大会（俄共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和新的党章，选出了46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原俄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俄共获准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重新争得了生存权。
恢复后的俄共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其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为了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俄共明确宣布党内不允许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的派别组织。俄共虽然尚未制定出新的政治纲领，但是提出要将政权转到劳动者手中，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秩序和法制，反对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苏联，争取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俄共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总结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采取比较灵活的斗争策略，比如，提出把科学、俄罗斯各民族的传统和根据时代特点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爱国主义、族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为整体”，探索新形势下“现实的、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具体做法是：积极联合左翼爱国主义力量，揭露和批评政府屈从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和造成大多数居民日益贫困、国民生产不断下降的政策，努力在广大群众中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经过不懈努力，俄共重新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定位，在公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993年俄罗斯国家十二月杜马选举对此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次选举是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进行的。经济上，盖达尔政府在叶利钦总统支持下搞“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其结果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遏制通货膨胀，且生产仍旧滑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因此，广大居民强烈反对盖达尔政府的激进改革措施；政治上，由于政府经济上的连连失误，支持激进改革的叶利钦与反对这种改革的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府院之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最后兵戎相见，1993年10月发生了炮轰白宫的十月事件。当时的客观形势对俄共还是有利的。
俄共不仅决定参加这次议会选举，而且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俄罗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人心思定的状况，提出了符合实际、顺乎民意的竞选纲领。纲领特别强调要尽快地恢复国内和平与法制，维护俄罗斯的统一，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采取严厉措施同贪污腐化和犯罪做斗争。为了使上述主张为广大居民了解，俄共专门成立了竞选总部、竞选新闻处，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向群众宣传俄共的观点和主张。良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俄共经受住了考验，在大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国家杜马中第三大议会党团。
俄共目前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首先，俄共与其他左翼政党，特别是同其他共产党人的政党组织存在分歧，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麦德维杰夫就明确提出，俄共“不是充分民主的组织。它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不仅不允许派别组织，而且也不允许有不同的纲领”，“没有十分坚决地同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划清界限”，“纲领中仍保留着原苏共的很多论点”等等①（①（俄）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载（俄）《自由思想》1994年第2期。）。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力量也认为，俄共如果通过选举掌握政权，也“不会对国家的悲惨状况有任何改变”。
其次，俄共还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内部也不统一。俄共目前虽然有50多万党员，但多数是凭着信仰上的惯性参加的老布尔什维克，缺少年轻的新生力量。而且，俄共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来统一指导全党，也更谈不上统一指导其他共产党人的组织了。俄共内部还存在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上的严重分歧。比如，一些正统的俄共成员就反对久加诺夫等人所主张的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温和的策略方针。另外，社会的急剧转轨、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消磨了人们的政治热情，甚至产生了厌烦心理。正如久加诺夫指出的那样，“现在正处于公众积极性低沉时期，群众运动的数量与规模渐减，对政治明显感到厌倦，逃避政治，只关心个人。现在哪怕为了支持最公正的事，要把人集合起来都相当困难”。
第三，从力量对比上看，俄共目前并不占优势。苏共解散后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共产党人组织虽然不少，但指导思想、政治主张不一样，斗争策略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各种反共的政治力量，尽管在社会转轨的方式方法、速度规模上有分歧，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方面还是一致的。新崛起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成为议会中第一大政党，1993年十月事件后的全民公决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进一步限制了议会的作用。所以，俄共凭借目前获得的选票和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席，仍难大有作为。
尽管有上述困难，但是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之时相比，俄共的处境毕竟是好多了，也发展和成熟得多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历经磨难的俄共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斗争策略上都显得成熟、稳重起来，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方针。久加诺夫说，“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一致不能是各种政党和集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形式上的联合，也不是靠把它们的理论纲领加以折衷，而只能靠从当前客观条件出发的正确的具体纲领”。正是本着这种指导思想，1994年4月召开的俄共代表会议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1995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纲领规定了扩大反对党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广泛的联盟，通过议会途径使这个联盟掌权的战略任务；为此，俄共提出了“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行动口号，制定了注意议会工作，把杜马变成掌握国家管理科学、认真研究形势和从事立法活动的重要学校，俄共的议会党团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的策略方针。俄共还将“在平静地，即不卷入冒险和不接受挑衅的情况下，与所有的爱国力量一起扩大自己对各种社会过程和对居民各阶层的影响，准备迎接思想与组织上的社会热情的不可避免的新高涨”。
第二节 原苏联地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影响
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是最先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原苏联国家。由于这三个国家是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被强行并入苏联的，所以，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势力非常强大，即便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也都以争取和保持国家独立作为首要目标。
在立陶宛，早在1988年10月，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瓦伊诺被解职，其原因便是他支持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然而，继任该党第一书记的阿？布拉藻斯卡斯也主张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立陶宛脱离苏联。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脱离苏共，成为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1990年2月，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萨尤季斯”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其主席兰茨贝吉斯上台执政，任最高苏维埃主席。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不久，议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立陶宛共产党于12月8日举行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过去的政治和关于完成对立陶宛共产党的改组的决议》，将党名改为立陶宛劳动民主党。该党宣布，它是一个“主张立陶宛国家独立、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组织”；要同一切以此为目标的政党进行合作；主张从宪法上保证政治多元化，反对任何政党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
除了劳动民主党，立陶宛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类型的党，如立陶宛争取改革社会主义“统一”运动、立陶宛劳动者社会主义联合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爱沙尼亚1991年8月宣布独立。在独立的过程中，爱沙尼亚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变化。1991年1月，爱沙尼亚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将党名改为爱沙尼亚独立共产党，宣布要捍卫“民主的发展道路”，要“作为议会民主党全力参与爱沙尼亚共和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爱沙尼亚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是1990年9月由爱沙尼亚独立社会民主党、爱沙尼亚劳动民主党、俄罗斯人社会民主党等联合而成的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该党宣称，它努力争取使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非集中化，把通过决定的权力交给地方自治政权，为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真正自立和世界承认以及为建立爱沙尼亚自主的保障而斗争。在经济方面，该党认为，经济上的独立性是地方经济平衡发展的基础，来自中央的信贷及其提供的咨询和帮助应当致力于发展地方的首创精神。
拉脱维亚共产党也是在拉脱维亚独立过程中发生分裂变化的。1989年7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主权宣言，1990年3月，力主拉脱维亚独立的人民阵线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在这种形势下于1990年4月召开的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拉共是否保留在苏共内，拉脱维亚是否要独立等重大问题发生分歧，约有一半的代表（250名）退出大会，另外成立了拉脱维亚独立共产党。并宣布与苏共分离。
1990年，拉脱维亚独立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名称改为拉脱维亚劳动民主党。该党宣称，它是一个议会型的政党，是一个主张拉脱维亚国家独立的政治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和法制的拉脱维亚国家中，建立一个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政治上，该党主张用宪法保证多元化，反对在法律中规定任何政党处于垄断地位；经济上，它主张建立统一的波罗的海市场。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影响较小。但在立陶宛，劳动民主党经过两年的努力，东山再起，在1992年10月提前进行的议会大选中，它重整旗鼓，获得144个议席中的77个，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先后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也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第一个上台执政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预示着该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低谷。
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原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比较大的加盟共和国。就领土面积而言，乌克兰居第三位，白俄罗斯居第六位。
“8·19事件”之前，尽管乌克兰存在一些其他政党组织，乌克兰共产党仍是执政党。“8.19事件”后，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率先退出苏共和乌共，乌克兰宣布独立。接着，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禁止乌共活动的命令。这时，在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有三类政党组织。一类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政党，如1990年成立的自由民主党；第二类是民族主义政党，如1989年10月成立的乌克兰民族党，1990年8月成立的斯拉夫复兴党等；第三类是社会主义政党，如1990年5月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统一社会民主党，6月成立的乌克兰人民民主党，12月成立的乌克兰民主党等。虽然在某些具体提法上有所不同，这类政党的基本主张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政治上，它们都主张议会民主制，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和普遍的社会保障；意识形态上，都倡导“公正、自平、团结”等观念。
但是，在乌共被禁止活动之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一直从事争取恢复乌共的斗争。1993年1月，在俄共恢复合法地位的影响下，乌克兰议会242名议员（占半数以上）联名上书，要求讨论取消禁共令的问题。议会主席团经过秘密讨论，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提出，“作为乌共（苏共）党员的公民，不能被指责为国家政变的帮凶，不能因其曾参加苏共而受到任何限制”，“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公民，可以根据乌现有法律建立党组织”，“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1年8月26日和30日命令中关于暂时停止和禁止乌共产党的命令，被认为失去效力”。但是，由于“鲁赫”等议会反对派的抵制，这项决议未能通过，而交由最高苏维埃裁决。
1993年3月6日，全乌克兰共产党人代表会议在马克耶夫卡举行，来自24个州的450名代表参加。会议作出了逐渐恢复乌共的计划，决定成立争取取消禁令、恢复乌共委员会。多数代表认为，恢复后的乌共应是议会型的政党，“真正乌克兰共产党人的政党”，而不是“恢复苏共”和作为其组成部分。
1993年5月15日，乌克兰议会主席团发表声明，宣布“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乌克兰公民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创建自己的党组织”。这个声明没有宣布1991年8月最高苏维埃两道禁令非法，也没有论及归还乌共财产问题。尽管如此，乌克兰共产党毕竟可以公开地重建自己的组织和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了。1993年夏，乌克兰决定在1994年3月提前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刚恢复合法地位才半年的乌共，利用社会主义思想在乌的影响，积极进行选举活动，并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较大成果，在450个议席中，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和农业党共获得118席，乌共得到1000万选民支持，成为乌议会中最大的政党，社会党领袖莫罗兹还担任了议长职务，并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了选举。这表明，社会主义在乌克兰仍有较大影响。
白俄罗斯的情况与乌克兰相似。“8？19事件”之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立即宣布停止共产党的活动，实行国家政权、企业和机构非党化。但实际上，白俄罗斯党派林立。其中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类型的有1987年5月成立的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1990年6月成立的民主党，同年11月成立的白俄罗斯统一民主党等。另一方面，白俄罗斯的许多共产党人也一直致力于党的恢复。1993年3月初，白俄罗斯议会宣布解除对共产党的禁令。白俄罗斯共产党随即于6日在明斯克举行代表会议，并与另一个刚刚被解禁的共产党组织——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合并。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尽快召开一次特别会议，选举出新的领导机构。与乌克兰一样，现存的社会民主党和正在恢复的共产党是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
1994年4月，白罗斯共产党为扩大自己的影响，积极参加了白总统选举。白俄共党中央书记诺维科夫作为6名总统候选人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左翼代表参加了这场政治角逐。虽然诺维科夫仅得到5%的选票，但它也表明白俄共已从苏东剧变的打击中逐步恢复元气。
三、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1．高加索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格鲁吉亚是比较早实行多党制的。1990年10月，在首次议会选举中，原执政的共产党失败，反对派“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成为执政党。“8？19事件”之后，格最高法院决定禁止共产党的活动，议会也中止了共产党议员的权力。1992年格共恢复活动后，改名为格鲁吉亚劳动共产党。
阿塞拜疆1991年8月宣布独立后，原执政的共产党一度被禁止活动。但是，在各地区和一些城市有恢复该党活动的组委会。1993年12月，来自各地组委会的158名代表在巴库召开了阿塞拜疆共产党复兴成立大会。大会宣布要“摈弃在危难关头背叛了党的旧的官僚体系，不再执行旧官僚所推行的偏离了党的纲领性目标和党章要求的政策”。大会通过的纲领称，重新建立的党将是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各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决不允许出现任何导致社会民族分裂的煽动宣传和行为。在具体政策方面，纲领宣称，阿共首先致力于冻结物价，确立国家对物价的控制，恢复原来的福利制度，即普遍的、无偿的医疗服务，为穷人建造房屋，为老战士提供生活保障。
苏共解体后，亚美尼亚共产党于1991年9月召开会议，也决定停止活动。但与会的一些代表宣布成立亚美尼亚民主党，宣布该党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独立国家体制，恢复亚美尼亚人民的民族面貌，运用政治和宪法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
亚共解散之后，仍有许多党员从事党的恢复工作，并且成立了中央委员会。1992年4月，亚共恢复活动。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它的“任务和目标是，刻不容缓地承认纳卡共和国，始终不渝地进行争取和平和政治解决纳卡冲突的斗争”。它主张必须解决经济问题，纠正私有化进程中所犯的错误，确立各种所有制形式，在前所未有的涨价和不断增加的失业情况下，要实行连续不断的社会保护政策。1994年2月，亚共第一书记巴达良在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共要为恢复社会主义经济而奋斗，“我们主张实行全民的国家所有制，主张给予社会保障，而这只能靠社会主义”。
2．中亚五国的社会主义政党
“8.19事件”和苏共解散之后，哈萨克共产党于1991年9月举行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将党名改为社会党。该党声称，它的任务是要“始终不渝地反映和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继承“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思想”，用“合法的、议会的手段为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斗争”。因此，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人道主义原则和列宁的方法论的同时，吸收世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切优秀财富；在政治方面，主张多党制，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和建设性的合作；在经济方面，主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在哈共十八大上，还有一部分党员不同意大会的决议，认为它是在哈总统和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的压力下通过的，反映不了广大党员的意志，于是决定重建哈共。同年12月，他们召开了哈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和纲领声明，选举了领导机构。1992年9月，重建后的哈共又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章程指出，哈共活动的出发点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把建立保障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目的。会议通过的纲领声明宣布，哈共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恢复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中增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同民主力量一起为共和国摆脱危机而努力；在经济领域，主张恢复和发展独联体国家的统一空间，在市场灵活结合的情况下，实行国家调节经济。
目前，在哈萨克，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最大，各有成员5万多。总统纳扎尔巴耶夫“8？19事件”退出哈共，但也没有参加社会党。他主张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民主的、总统制的共和国，有在多党制基础上经过选举产生的职业化的议会，中央和地方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
在乌兹别克，乌共在1991年9月的二十三大上，将党名改为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该党虽然不再提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在其宣扬的“社会正义是我们的人道主义社会的基石”、“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生活的目标”、保护人权和劳动者、依靠人民的历史经验等的提法上，还是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乌人民民主党有36万党员，实际上是该国唯一执政党，党的领袖卡里费夫任乌总统，国家从上到下的领导人也基本是该党的各级领导和党员。
土库曼的情况与乌兹别克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它只有一个政党，即1991年由原土库曼共产党改名而来的土库曼民主党。它自称是代表所有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主张在吸收全人类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土库曼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土民主党主席尼亚佐夫任该国总统，国家各级的行政议会领导绝大部分是该党党员；在政府和议会中，95%是民主党成员。1993年底该党有7.2万人。
吉尔吉斯共产党在1991年“8？19”事变中被解散，该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一度中断。但1993年，吉尔吉斯重新成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党，共产主义者党在1993—1994年的两次民意测验中得到的支持率最高，为16.63%，其他的党最多只有9%。共产主义者党领导人阿曼巴耶夫也有较高声望，在1993年底曾担任吉尔吉斯政府副总理。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在吉尔吉斯的影响有所恢复。
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更为特殊。它表现为，塔吉克共产党在该国几上几下，最后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下逐渐丧失了其主导地位。1991年“8？19”事件后，塔共一度改为塔社会党，1992年3月又恢复塔共名称和纲领。同时，宣布解散塔共的代总统阿斯洛诺夫在1991年被赶下台，由塔共领导人纳比耶夫当选总统。但到1992年6月，塔吉克发生内战，纳比耶夫被迫辞职，塔共也转入地下。在支持共产党的力量与反共的民族宗教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到1992年底，共产党人支持的拉赫曼塔夫上台执政，塔共又恢复了其公开合法地位。并成为合法政权中的重要力量。在塔共的7万党员中，有许多党员们担任重要职务，如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科学院院长、首都杜尚别市市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等，并有自己的报刊，还经常在广播、电视上宣传自己的主张，政治影响较大。1994年塔政治风云再变，在外国和西方压力下，塔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民族宗教势力上升，塔共的影响也再次下降。在塔吉克政局变化莫测的情形之下，塔吉克社会主义的复兴的道路将是漫长曲折的。
第三节 剧变之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过渡时期的匈牙利社会党
剧变之后，东欧国家普遍开始了从东方（原苏东集团）转向西方，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返回欧洲”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原执政的各国共产党也进入了大分化、大改组、大调整的生死存亡的时期，东欧的社会主义也随之进入低谷。然而，“返回欧洲”的进程却极为迟缓。在痛苦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这为东欧各国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时机。在1993—1994年间，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赢得选民，再度登上政治舞台。西方将这种现象称为“东欧共产党人的‘回归’”。
匈牙利社会党大体上也经历了这种从低落到复兴的过程。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宣布其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议会制、混合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在1990年3月和4月首次举行的两轮议会选举中，匈牙利社会党名落孙山，在386个议席中只获得33席，占8.5%，沦为在野党。原反对派民主论坛则获165个议席，占42.75%，与独立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合执政。在政治斗争中的惨败，使匈牙利社会党一度陷入混乱，大批党员退党。该党在改名前有成员72万，1989年改名后下降到5.5万人，又过一年降至3.2万人。面对这种困境，匈牙利社会党为了重新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再整旗鼓，注重组织建设，大量吸收有真才实学的人入党，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政策路线方面，匈牙利社会党在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匈牙利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全新的主张。1990年11月召开的匈牙利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性的声明，具体内容是：（1）制止通货膨胀失控，改革经济结构，消除国家浪费；（2）彻底改革所有制，私有化应当使更多的人成为所有者。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应归社员所有，反对将工厂、商店、住房和土地交归原主；（3）匈牙利经济向全世界开放，，反对经济上的片面依赖，调整与中东欧国家及苏联的经济关系；（4）保障工人和雇员的利益，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5）雇员应当组织起来，以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6）制止污染自然环境；（7）反对世界观、民族、出身和宗教等方面的歧视。
根据这样一种纲领，在具体的行动方针上，匈牙利社会党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尽量突出民族性、传统性和现实性。这特别反映在该党1994年的竞选策略上。在大选前夕，匈牙利社会党侧重向广大选民宣传自己的主张，不攻击其他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政党组织。不仅如此，它还特别强调依赖工人组织，与匈牙利最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结成竞选伙伴，推选该联合会主席纳吉？山多尔为全国党派第二号国会代表候选人，以便赢得广大工人的选票。在竞选纲领上，匈牙利社会党主要强调那些与选民密切相关的近期可以达到的目标，如力争在4年之间降低失业率，改善国际和国内的收支平衡状况，控制通货膨胀，缓和由于经济改造负担沉重而加剧的社会紧张，最终保证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匈牙利社会党提出，要采取一切措施降低失业率，尽一切办法减轻社会最低层公民的负担，通过家庭生活补贴、产妇补贴、多子女补贴、失业救济金和老年补贴等措施使贫困者有生活保障。
匈牙利社会党上述这些竞选纲领和措施符合匈牙利当时的实际。在民主论坛执政的4年中，匈牙利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国内生产总值分别递减4%、11%、5%、2%；失业率分别为1.7%、8.5%、12.3%、12.2%；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8.9%、35%、23%、22.5%，预算赤字分别为140、1140、1971、1997亿福林。这样的经济形势使广大的选民对民主论坛的希望已经破灭。改变国家制度并没有换取西方大量的援助，国民生产持续下降，生活水平不断恶化，人们反倒怀念起卡达尔执政时期匈牙利安定平稳的“小康”生活，又希望更换政府，实现经济复兴和生活好转，于是将目光转向匈牙利社会党。1994年5月29日，匈牙利议会大选揭晓，匈牙利社会党获54.15%的选票，赢得国会386个席位中的209席，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民主论坛则遭惨败，得票率只有5.59%，在议会中仅占37个席位，比上次少了127席。对于这种选举结果，西方评论说，“12%的失业率和22%的通货膨胀率以及4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3%，是匈牙利选民希望更换政府和支持社会党的主要原因”。
大选之后，共有6个政党进入议会，除了匈牙利社会党以外，拥有席位第二至第六的依次是：自由民主联盟（70席）、民主论坛（37席）、独立小农党（26席）、基督教人民党（20席）、青年民主者联盟（20席）。匈牙利社会党不能与已为大多数选民所摈弃的民主论坛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袂组建政府；极富反共色彩的独立小农党早已宣布退出政府；青年民主者联盟的主张过于激进，与匈牙利社会党的观点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社会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单独组阁，但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二是与自由民主联盟合作。自由民主党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其经济纲领与匈社会党也非常相近。两党联合将在国会中占有2/3的议席，政府的地位会比较稳定。
1994年6月4日，匈牙利社会党举行了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就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与自由民主联盟进行谈判，并推选该党主席霍恩？久洛为政府总理候选人。自由民主联盟也于次日举行代表大会，同意与匈社会党就联合组阁问题进行谈判。7月，匈牙利社会党同自由民主联盟成立了以霍恩？久洛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对此，西方认为，这意味着“共产党人重新上台”。
实际上，匈牙利社会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不意味着它恢复了往日显赫的地位，更不是所谓“共产党的东山再起”。首先，无论从自身的性质上看还是从其奉行的政策上看，匈牙利社会党都不再是共产党了，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继承性。其次，匈牙利社会党所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它从民主论坛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巨额的赤字，贫富悬殊日益拉大。因此，匈牙利社会党在政治舞台上能否站住脚，将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它的政绩。
二、波兰政坛的左派联盟
剧变以后的波兰政局极富戏剧性。1989年6月在波兰首次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团结工会，执政了4年之后，1993年9月在波兰第二次议会大选中一败涂地，沦为在野党；而被西方称为“后共产主义力量”的波兰左派联盟获得20.41%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团，占37%议席，另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即波兰农民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占28%议席，劳动联盟占9.8%议席，而团结工会仅占15%的议席。波左派联盟与波农民党组成了左翼联合政府。这样的大选结果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尤使西方惴惴不安，惊呼“前共产党人又卷土重来”。这标志着左翼力量在波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团结工会执政时代宣告结束。
波兰左派联盟，也叫民主左派联盟，1991年10月成立，当时参加的政党和团体有19个。由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演变而来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是该联盟的核心。社会民主党刚成立时，受到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右翼政党的攻击，处境十分困难。面对这种形势，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是一个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为目标、主张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的政党，在党纲和党章中提出了一整套比较温和的策略主张。在政治方面，它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等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强调“社会公正、公民权利、自由平等和与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主张建设一个“法制的、议会民主和公民自治社会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宣布既不赞成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反对“恢复资本主义的制度”，主张实行国家干预下的社会市场经济，实现公正的分配和普遍的社会保障，在维护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的前提下，经济对外开放。显然，这些主张与剧变后的波兰政治、经济多元化转轨的现实相吻合，与广大群众的心态也相符，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今，社会民主党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已由开始的3万人发展到6万多人，以它为核心的民主左派联盟也发展到28个政党团体。
波兰左派联盟中另外两个影响较大、成员较多的成员是波兰农民党和劳动联盟。波兰农民党的前身是与原统一工人党结盟的统一农民党。统一工人党在1989年大选中败北后，统一农民党倒向团结工会，并在同年11月改称波兰复兴农民党，1990年5月与另外两个农民政党合并成波兰农民党。然而，在团结工会政府中，农民党也受排挤和冲击，担任部长的农民党成员不断被解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党于1990年9月退出政府，成为反对派。有了这段曲折经历之后，农民党又与社会民主党接近，在纲领中宣布：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党要成为一个“具有左翼色彩的中间党”，在政治方面，主张在波兰实现完全民主，反对专制统治，建立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实行国家干预下的社会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农民党与社会民主党不仅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而且在政治经济主张上“志同道合”。农民党主要在农村活动，在广大农民中有影响。
劳动联盟成立于1992年6月，主要成员是从团结工会中分离出来的左派。该组织在成立宣言中称，它的宗旨是代表职工利益，捍卫议会民主，是一个由“双手干净”和那些被政治舞台抛弃的目标明确的人组成的政党，主张左派力量尽快地联合起来，共同建设后团结工会势力和后共产主义势力的“文明左派”。它提出，在政治方面要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和现代化的波兰；经济上要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反对普遍私有化，各种经济成分一律平等。显而易见，劳动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也有相近的主张。
上述政党的联合，极大地扩大了民主左派的社会基础，增加了它在广大选民中的影响。与此同时，团结工会为首的左翼政党组织不断分裂，在选民中的威信下降，波兰左右两翼政治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主左派联盟执政使社会主义在波兰又有了新的希望。不过，必须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决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恢复”，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倡导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该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大选揭晓后明确地宣布，该党获胜决不意味着要恢复原来的社会主义。一名美国学者也指出：“剧变后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政策进行了反省，并且改善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是以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老练的专家的形象出现。因此，在整个患战斗疲劳症的东欧，选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因此，今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波兰社会主义，既“斩钉截铁地宣布与前制度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一刀两断”，又倡导某些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东西，如“没有失业、物价稳定、社会安定、生活有保障、收入分配差距小”等等，以及某些“正义、公正、平等”等民主社会主义观念，以迎合广大选民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怀旧心理；既“不否定现政府（既团结工会政府）实行的政策”，坚持议会民主、市场经济和保障公民的完全自由，又反对团结工会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搞私有化，从而导致社会不公。总之，波兰社会主义寻求的是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三、在社会转轨时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社会转轨、经济复兴的规模和速度上，都不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但又强于其他东欧国家，因此被称为东欧的“第二集团”。可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罗、保两国不仅发展速度有别，而且载体也不一样。在罗马尼亚，是正在重建的共产党，在保加利亚，则是由保加利亚共产党演变而来的保加利亚社会党。
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比，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剧变中的命运最悲惨。在1989年12月事件中，罗共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捕入狱，各级党组织被禁止活动，财产被没收。罗共虽然没有改头换面变成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公开宣布解散，政府在极右势力压力下于1990年1月提出要取消罗共的决定因公众反对也未获通过，可实际上，罗共在组织上已不存在了。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依然坚持为罗共的恢复而斗争。1991年6月22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在布加勒斯特成立，由70人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罗共的重建及在此期间的各项协调工作。37岁的工程师维尔吉巴？兹巴加努任重建委员会主席，他还与另外6个书记组成一个领导局，是重建委员会核心机构。罗共党章委员会也同时成立，其使命是“防止那些曾推崇极权主义原则和方法，曾协助建立反无产阶级的专政，因而对党的灾难、对国民经济混乱负有责任的破坏性分子重新进入罗共党内”。
为了将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罗共重建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党纲宣言》，着重阐述了罗共在重建阶段的观点。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共产党的性质、学说、组织原则和奋斗目标。
纲领宣言提出，罗共是“民主左翼先锋队”，它“面向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知识分子和职员等一切劳动阶层”；“罗共的学说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是一种考虑到历史经验和适应20世纪末条件的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罗共要摈弃“民主集中制”，因为它是“独裁和垄断渗入党内及整个社会的渠道之一”，实行思潮多元化和集团领导；罗共的奋斗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人道主义理想”。
第二，关于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
纲领宣言提出，罗共要“与1989年12月之前的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决裂”，但“也要看到过去那个时期有积极的成分、活生生的和可以摸到的事实”。罗共还将把这作为“认真分析的课题”，并“准备参加公开的讨论”。罗共认为，“尽管1989年12月之前罗社会生活中有许多阴暗面，但建设一个人的劳动不再是掠夺对象的社会这样的崇高理想，将继续有生命力”。
第三，关于经济政策。
纲领宣言提出，罗共主张各种所有制并存，“不反对那种依靠诚实劳动和有助于社会繁荣的私人所有”；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罗共主张有弹性的和职业性的规划。这种规划既要符合市场规律，又要符合公众利益”。
第四，关于民族和宗教。
纲领宣言提出，罗共主张各民族公民“在权利和义务上完全平等”，对宗教现象持“积极、开放和不带偏见的态度”，主张信仰自由。
但是，在实践中，罗共的重建工作困难极大，开始时没有办公地点，经费匮乏。不仅如此，罗马尼亚的极右势力对罗共的恢复工作恨之入骨，时常以暗害相威胁，致使罗共重建委员及其负责人处于半地下状态。1991年10月，国家自由党向议会提出了一份取缔共产党的法案，把罗共称为“极端主义势力”，应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当时的政府总理彼得？罗曼不仅公开提出打倒共产主义的口号，对原共产党人进行迫害，甚至还将主张温和的伊利埃斯库及其支持者都说成与前共产主义制度有联系。1992年5月，罗马尼亚最高法院重新审判原罗共领导人，认定他们犯有“屠杀罪”。所有这些，都使罗共的重建步履艰难。
在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中，罗共影响极小，但另一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即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却是剧变后在罗马尼亚执政的主要力量。罗社会民主主义党的原身是罗马尼亚民主救国阵线。在1989—1995年任罗总统的伊利埃斯库是在它的支持下执政的。尽管伊利埃斯库政权的威信在下降，但仍在罗参众两院拥有相对多数的支持。
剧变后不久，保加利亚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索菲亚集会，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该俱乐部虽然自称是一个超越党派的思想政治组织，但目的却是要保存社会主义力量，促进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它的主要活动方式是举行“现代社会主义问题”讨论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报告会，在政党和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和组织发展工作。
在理论观点方面，“社会主义俱乐部”认为，东欧的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证明必须回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最洁净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值得信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东欧的剧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模式”及其在保加利亚试验的失败。“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东欧剧变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现代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战胜社会主义”，相反，“这些年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逼得原始资本主义做了一次次的后退和修正自己”。
不过，显而易见，社会主义俱乐部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它提出，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要“回到布拉戈耶夫”，必须吸收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通过议会斗争进行消除社会弊端运动等等，都带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
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力量在剧变后也一直是比较强大的。1989年剧变之后，保加利亚共产党于1990年4月改称社会党，并在同年6月国会大选中获胜。尽管后来社会党在1991年10月的大选中败于民主力量联盟，但仍拥有强大的力量，是最大的反对党，仅比执政党的110个议席少4席。1992年12月民盟政府下台后，保社会党主动放弃组阁机会，积蓄力量，为新的大选做准备。
1993年3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该党支持民主改革，反对一切违反宪法、反对社会的活动；同时为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要进行党的革新。此时的保社会党已拥有成员40万，是保加利亚最大的政党。1994年，以崭新面貌参加大选的社会党获得胜利。12月18日保加利亚议会换届大选揭晓，社会党得到44%的选票，以绝对多数压倒民主力量联盟，重新上台执政，年轻的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总理。
保社会党与其他东欧的左翼政党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完全否定保共，既区别于原保共，又继承原保共的一些好的传统。保社会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特点是：（1）在理论上，它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思想，但也不否定马克思主义，仍把它作为党的思想源泉之一；（2）在实践方面，社会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存在派别；社会党把人道主义、民主作为唯一的建党原则，不搞一党制，主张多党议会制；同时，保社会党还认真吸取原保共执政时的经验教训，它认为，保共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搞垄断、特权，脱离了群众。
在执政后，保社会党继续实行议会制、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但与民主联盟执政的方针又有不同。保社会党主张实行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在吸收外资时将保护和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注重社会保护，发展新型的农业集体经济等。
四、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1989年剧变以后，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分裂为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左派两部分。1990年10月，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推选伊日？斯沃博达为中央主席，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纲宣布：该党拥护民主社会主义，既反对1989年以前的社会状况，也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市场经济和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实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很显然，捷一摩共走上了与以往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并非所有党员都主张这样做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上，捷一摩共党内存在歧见。这突出地反映在是否要改变党的名称、修改党的纲领的争论上。1992年12月，捷一摩共在克拉德诺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中央副主席格雷贝尼切克为首的多数派主张不改党名，坚持捷共原来的纲领路线；以另一名中央副主席梅奇尔为首的改革派则坚持将党名改为民主党，修改党纲，以便争取群众。由于多数派在会上占上风，党名没改，党纲仍旧。但是，党内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
1993年1月，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什捷潘与前联邦内务部长奥布齐纳等人发表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宣布要“坚持马列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对此，斯沃博达指出，同他们的分歧的实质是拥护多元化民主，还是坚持一党重新走一党重新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搞市场经济，还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由于党内矛盾不可调和，在捷一摩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斯沃博达宣布退党和离开政坛。
捷一摩共三大1993年6月举行。会上，367名代表就改变党名、修改党纲展开激烈讨论，结果有217名代表坚持不改党名、不修党纲。在这种情况下，梅奇尔为首的改革派发表声明，宣布成立民主左派党；奥尔特曼等21名捷一摩共议员试图调解未果，宣布成立左翼联盟筹委会，并于12月建党。这样，捷一摩共一分为三。民主左派党在纲领中宣布，它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并准备加入社会党国际。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左翼联盟党的大部分成员是捷一摩共党员。该党宣称其目标是要促进左派力量的统一，建立一个公平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保护公众、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和退休者的利益。
目前，由于捷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仍处于四分五裂相互斗争的状态，因此在捷克的社会政治影响也较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89年9月在东欧许多国家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召开了九届八中全会。会议提出了“四不允许”（决不允许削弱公有制、恢复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决不允许削弱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削弱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决不允许损害国家的自由、独立和主权）、“三不让步”（不在任何领域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任何让步；不对宗教思想做任何让步；不对错误表现做任何让步）。但是没过多久，由于国际势力的两面夹击，宗教势力的里应外合和反动势力的遥相呼应，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严重危机，阿劳动党不仅面临信任危机，而且党内矛盾重重，思想混乱。在这种形势下，阿劳动党于1990年10月提出了“思想多元化”的口号，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又决定取消“劳动党是国家唯一的政治力量”的条款，许可成立政党组织、实行多党制。1991年2月，阿尔巴尼亚进行了首次议会选举，标志着它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劳动党获得了胜利。
从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上说，这时的阿劳动党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主张市场经济，采取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多种劳动形式和市场形式的体制。对于这种路线，阿利雅说，它“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群众民主和党自身等问题上都较大地摆脱了原先的一些基本原理，较大地改变了过去因思想信仰、缺乏知识、机械模仿外国经验或在特殊情况下被迫采取的立场”。同时，他强调，阿党“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然而，事情也并没有到此为止。一方面，阿各反对党派纷纷向劳动党发起攻击。比如，1991年4月大选揭晓后，反对党在许多地区进行示威，制造骚乱和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劳动党内部也发生分裂。4月21日，劳动党内部的反对派分裂出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该党声称，它依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开始活动，“将在阿进步民主政治传统以及欧洲民主的积极经验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克服我国各领域50年来最深重的危机，为阿民族昌盛和团结，为阿加入欧洲大家庭而奋斗”。
在内外压力下，阿劳动党于1991年6月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央书记斯皮马？代德说，这次大会是该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将结束一个时代，并打开新时代的一页”。首先，这次大会将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放弃了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代之以“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党将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向一切承认党的纲领、具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敝开大门”。其次，大会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它“主张建立一个实行市场经济，推行福利和社会公正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一个尊重人权与自由、独立的法制国家”，“在议会民主的范围内同其他政治力量进行竞争和民主共处”。第三，这次大会虽然声称要充分肯定和维护解放46年来劳动党不可否认的成绩，但实际上，基本上否定了劳动党执政40多年，特别最近20—30年的历史，而且追究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阿劳动党改名后的处境更为艰难。1992年3月，阿举行议会大选。民主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结果获胜，社会党败北，沦为在野党。民主党首脑贝里沙大选前就明确表示，要斗垮社会党，彻底铲除共产主义。该党组阁后，立即没收社会党大楼，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社会党非必要财产和资产进行登记没收，全面清洗政府各部门中的社会党人及其支持者。
不过，上述这种情况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在阿尔巴尼亚的完全失败。在1992年8月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获得50%以上的选票，从而掌握了全国大多数乡、市一级，甚至区一级的领导权。这说明社会党仍有群众基础。但阿社会党要重新上台执政仍路途遥远。1993年，贝里莎政权对社会党仍实行打击和压制的政策，开展了一系列反社会党的行动，逮捕并审判了霍查遗孀以及社会党前领导人纳诺和阿利雅。前阿劳动党领袖、阿总统阿利雅在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对阿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理想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正确的，但错误在于执行这些理论时使用的方法不对，整个东欧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都采用的同一个模式，即苏联的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另外，这些国家的错误还在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资本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善于更新，懂得竞争是发展的创造力量，而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却一成不变，把竞争抛在一边。阿利雅认为，应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同它的实现方法区别开来，因此，不能说社会主义理想失败了，失败的是这一体制和实现方法未能解决新社会的所有问题。与此同时，阿社会党对贝里莎政权的迫害进行了回击，继续坚持不懈地在进行议会内外的斗争，为准备今后在阿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而积蓄力量。
除捷、阿之外，原南斯拉夫地区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政党在继续活动。如由塞尔维亚共盟演化而来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仍为执政党，斯洛文尼亚的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人在该国议会政府和地方政权中都有较大影响；在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社会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盟一直是马其顿的执政力量。这说明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一地区仍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