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欧亚两洲的人民受到鼓舞，竞相走上俄国革命的道路，出现了普遍高涨的革命运动，冲击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从1918年起到1923年，欧洲出现了革命风暴，其高峰是1918年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在亚洲；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先后兴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持续地、波浪起伏地向前发展，其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为突出。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先后在世界六大洲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作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和领导中心。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复活，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两大派，在如何处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节 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
一、德国十一月革命
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农村仍占优势，贵族和容克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政治上则保留着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容克贵族和垄断资本集团勾结在一起，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劳动人民同容克贵族、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加速了革命危机的成熟。200万人在战场上丧生，150万人成为残废，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工业产量下降57%，农业产量减少50%，日用必需品奇缺，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德国工人阶级首先行动起来。1918年1月，柏林爆发50万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汉堡、基尔等地的工人纷纷响应。各地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100万。他们要求同苏俄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一月罢工显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十一月革命的前奏。
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待战争和革命的态度不同，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以艾伯特（1871——1925）为首的右派，公然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掌握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打着民主和平的旗号，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并退出社会民主党，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是1916年1月创立的斯巴达克团，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和克拉拉？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人民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进行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但是，斯巴达克团在组织上还不成熟，成员不足二百人，1917年4月集体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形成独立的政党。因此，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成熟。
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饥饿、厌战和炽烈的社会愤懑，使德国内部剧烈动荡。面临崩溃的德国统治集团孤注一掷，10月29日，德国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同英国海军决战，这是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为。水兵们拒绝作战，11月3日，基尔港水兵举行了抗议示威，提出打倒军国主义，要求和平和面包的口号。
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宪兵阻止，游行示威迅速发展为武装起义。水兵迅速控制了全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基尔水兵起义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革命由此向全国蔓延，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推翻当地政府，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1月9日，在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数十万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占领了邮电局和政府机关。德皇威廉二世见大势已去，在当天中午宣布退位，逃往荷兰，霍亨索伦王朝彻底垮台。
在柏林武装起义的当天下午，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向工人士兵发表演说，号召他们为争取“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实现“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而艾伯特因把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主张建立资产阶级“自由德意志共和国”。艾伯特同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判，共同组成了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艾伯特自任首相，并将斯巴达克团排除在外。11月10日，柏林工兵苏维埃会议，批准了艾伯特政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斗。艾伯特政府公开与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利用反动武装，企图消灭柏林的工兵苏维埃。1918年12月16日——21日，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大会在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控制下，通过了把全部立法和行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这实质上是取消苏维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会后，艾伯特政府着手解除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下令把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水兵拒绝执行命令，政府便停发军饷，12月23——24日，政府军队还开枪袭击水兵，酿成流血事件，这表明艾伯特政府已经走上了公开执行反革命政策的道路。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对革命的领导工作，斯巴达克团先于1918年11月11日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迈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关键一步。1918年12月29日—1919年1月1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秘密召开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危机的报告，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提出“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给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引起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和右派社会民主党的恐慌，他们蓄意挑起事端，以扑灭革命力量。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受拥护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艾赫戈伦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这一挑衅行为激起柏林工人的极大愤慨。5日，柏林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当晚，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工人起来推翻艾伯特政府。6日柏林20万工人发动总罢工。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同政府进行谈判。8日，谈判中断。11日，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政府军政部长诺斯克从外地调来大批军队，对起义的工人士兵进行血腥屠杀。15日，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遭到杀害。一月战斗失败。
1月19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2月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宣布成立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艾伯特任总统，谢德曼（1865—1939）任总理，重新确立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统治。
无产阶级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但是，战斗并未就此中止，共产党人在西北部和南部继续发动起义。1919年4月13日，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人尤根尼？列威莱担任政府首脑。苏维埃政府宣布铁路、银行、工厂和大商业企业国有化，在各企业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武装工人，组织了红军。资产阶级集结10多万反革命军队，于5月1日进攻慕尼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惨遭镇压，历时半年之久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一次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使欧洲的一个反动君主大帝国崩溃，成立了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但是这场革命并未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德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虽然力图把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由于本身的软弱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而失败。德国十一月革命是一次重要的革命运动，推动了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发展，支援了苏维埃俄国巩固政权的斗争。
二、匈牙利1919年革命
匈牙利原是奥匈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年10月，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而独立。在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由卡罗利？米海伊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小资产阶级激进党和地主参加的联合政府。11月16日，宣布匈牙利为共和国。
卡罗利政府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措施，但兑现的不多。卡罗利政府还竭力保存哈布斯堡王朝旧的国家机器，并极力投靠协约国帝国主义，被迫接受战胜国对一部分土地的占领和对铁路邮政的管制。卡罗利政府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1918年11月20日，匈牙利共产党宣告成立，库恩？贝拉（1886—1939）任中央书记。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为此，共产党积极组织和掌握武装力量，在资产阶级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并创建了工人赤卫队。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夺取大企业和农民夺取大地产的斗争席卷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武装起义。
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使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企图用镇压的办法来扑灭革命。1919年2月2日清晨，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的支持下，卡罗利政府逮捕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46名共产党领导人，捣毁了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党被迫转入地下，没有被捕的中央委员萨姆里？蒂保尔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并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工作。
卡罗利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反革命暴行，不但没能阻止革命的发展，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形成了大规模集会游行和罢工斗争浪潮。大批工人退出社会民主党，基层工会也迅速转到共产党方面。从3月中旬起，全国有11个州的政府官吏被撤换和赶走，布达佩斯的部分革命士兵也站到了革命工人一边。农民自动组织起来分配地主土地。卡罗利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一场新的革命迫在眉睫。
匈牙利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帝国主义深感不安。它们害怕匈牙利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危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统治。3月20日，协约国向匈牙利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匈牙利把2/3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否则协约国将对匈牙利实行武装占领，企图以此扼杀革命。
协约国的最后通牒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和爱国热情，他们坚决拒绝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3月20日，卡罗利被迫辞职，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但是，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感到一党难以支撑局面，度过危机，出于无奈只好到狱中与共产党领导库恩？贝拉开始谈判。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条件是：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军队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维俄国建立联盟等等。社会民主党鉴于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首都的革命形势已无法阻挡，慌忙接受了共产党的条件。3月21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签订合并为社会党的协定，共同接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晚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被任命为政府主席，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政府的大多数重要职务都被社会民主党占据。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政权、改造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革命措施：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红军；颁布土地、工业、银行和交通国有化法令；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实行民族平等；提高职工工资，男女同工同酬；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友好联盟关系，等等。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恨。1919年4月16日，法国伙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军队，从东、北、南三个不同的方向，向匈牙利发起进攻。外国干涉军的武装进攻，给匈牙利共和国造成了巨大威胁。苏维埃政府发表文告，号召劳动者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以库恩？贝拉、萨穆埃利·蒂波尔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地领导劳动人民进行卫国战争，多次取得胜利，收复部分失地，并深入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追击敌人，解放了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大片领土。6月，匈牙利红军帮助斯洛伐克人民在科希策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斯洛伐克共和国。7月，协约国以优势兵力再次向匈牙利大举进攻。弱小的红军无法抵挡，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大敌当前时妥协、投降，红军参谋长、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尤利艾甚至把作战计划出卖给敌人，红军败退下来。8月1日，苏维埃政府宣布辞职，存在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政权落到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佩德尔手里。8月3日，罗马尼亚军队占领布达佩斯。佩德尔政府解除红军武装，释放反革命分子，归还资本家财产，为反革命复辟扫清了道路。1920年3月，原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上台，在匈牙利建立了法西斯统治。2万多人被杀害，8万多人被关进监狱，14万人被迫流亡国外。匈牙利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
匈牙利革命充分显示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精神，对当时各国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它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苏维埃俄国。匈牙利革命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首先，共产党为了求得同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失去了独立性，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使社会民主党人在苏维埃中拥有实权，为颠覆苏维埃共和国埋下祸根。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外国干涉军进攻时，里应外合，颠覆了苏维埃政权。
其次，在对待同盟军的政策上犯了“左”倾错误。匈牙利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国家，正确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有重大意义。但是，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没有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农民，而是建立类似国营农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企图“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使中农和贫农期待获得土地的希望没有得到满足，从而阻碍了工农联盟的建立。在城市，对小商业者、小手工业者也错误地实行国有化政策，使城市小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这些都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导致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
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欧洲各国革命
十月革命后德匈等国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各国矛盾发展的产物，但也同俄共（布）世界革命战略思想影响、苏维埃俄国及共产国际推行“进攻”政策分不开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俄共（布）对世界革命的估计过于乐观，似乎世界革命的胜利、“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近在咫尺，为期不远了。在1918—1920年，列宁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①（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0、117页。）。他甚至预言：“战胜全世界资本家的日子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②（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4页。）。在对欧洲革命形势乐观估计的基础上，俄共（布）世界革命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俄共（布）认为帝国主义制度矛盾的尖锐化及其世界战争，使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而使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阶”③（③《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8页。），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它是“突破”国际资本利益战线的“开始”，革命必然扩展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在欧洲地区获得胜利，将对世界革命起决定作用。俄国的革命就会得到巩固，美国无产阶级将仿效欧洲的榜样采取行动，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根据上述估计，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了“唤起革命”的方针。布尔什维克“七大”决议明确指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援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①（①《列宁全集》第34卷第33页。）共产国际以“进攻”政策指导各国革命政党的行动，要求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欧洲苏维埃共和国，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俄共（布）把德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链条的主要环节”②（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123页。），决定世界革命“成功与否”；③（③同上。）同时也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有效手段，决定苏维埃俄国的存亡。如果没有德国革命，苏维埃国家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④（④《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页。）由于德国革命对俄国苏维埃政权乃至世界革命生死攸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德国特别关注。俄共（布）帮助斯巴达克派建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俄共（布）中央委员拉狄克参加了德共建立的“组织工作”不久，直接参加德共的“领导工作”。俄共（布）就德国革命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对革命的进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有些建议存在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的倾向。列宁把德国革命看成是同俄国革命相似的现象。德国革命“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形成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的传播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出现‘是苏维埃，还是国民议会，还是立宪会议……’的问题；首领们张皇失措，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⑤（⑤《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6——447页。）。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德国革命以帮助。苏俄在德国士兵中建立宣传机构，印发革命传单，鼓动德国国内革命。苏维埃政权还利用外交途径支援革命。当时苏俄驻德大使，俄共（布）中央委员越飞，就曾说苏俄驻德外交使团是“德国革命总参谋部”，负责德国革命的政治指导，并提供革命所需购买武器和印刷宣传品的资金。
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继续执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德国推进革命。1921年3月，共产国际派库恩？贝拉领导的专门小组到德国中部发动无产阶级起义。库恩？贝拉的冒险盲动计划遭到德国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却得到“乍派”领导人的支持。由于起义没有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响应，孤军奋战，很快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数千名工人被捕入狱，或被判处苦役。德国共产党人数也锐减过半。“三月行动”失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仍在德国推行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方针，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之上。斯大林也曾谈到，“德即将爆发的革命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它的胜利比6年前的俄国革命对欧美无产阶级具有更伟大的意义。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柏林”①（①转引自《苏共历史问题》1987年第10期第117页。）。根据这种乐观估计，苏俄派红军军官前往德国，指导德共秘密军事小组，为建立红军作准备，并要求全国贮备谷物，以供德国革命之急需。1923年10月，德国发生大规模罢工，先后成立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德共参加了这两个地方政府，并提议进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但响应者廖廖无几，德共中央不得不放弃武装起义。除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起义外，全国各地均未举行起义。汉堡起义在几天内被政府军警镇压下去，接着德国政府下令取缔德国共产党。
对于匈牙利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在俄国的匈牙利战俘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进而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匈共“把俄国共产党的党章作为本党的党章”，“承认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工人阶级的国际代表机构，并在整个政治上服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和决定”①（①《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载于《世界史资料丛刊》第3页。）。匈共成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把绝大多数匈共党员和领导人秘密遣送回国，组建基层党组织，积极发动革命。苏维埃政府为匈牙利共产党发动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和资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受到了苏俄的热烈支持，也加深了俄共（布）“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②（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7页。）的思想。在俄共（布）“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许多过激政策，损伤了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根本利益，削弱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积极推进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同时，更加倾向于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力量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在波兰和保加利亚推行革命。
1920年的苏波战争既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用苏维埃国家的力量，以战争方式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最初尝试。俄国布尔什维克对苏波战争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两国间的战争在波兰建立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的初期阶段，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战略是比较谨慎的。1920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告波兰工人、农民和士兵书中说：“不要相信，红军正把奴役带给你们或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你们。消灭你们的地主后，苏维埃政权将给波兰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立生活的权利。是保持现有秩序还是掌握土地和工厂——这是由你们，波兰的工农决定的”③（③《波苏关系史文件集》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卷第21号。）。苏俄红军转入反攻后，俄布尔什维克党一改由波兰人民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态度，提出红军将援助波兰的工农建立苏维埃波兰。7月下旬，苏俄红军以“打到华沙”为目标，渡过布格河进入波兰领土，并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它就是苏维埃波兰的临时政府。但是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唤醒波兰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把世界革命的火焰燃到西方。8月，苏俄红军在华沙同重新改组后的波军相遇，兵败华沙城下，波兰的苏维埃政权随之解散。
1923年，保加利亚发生政变，组成了以赞科夫为首的法西斯政府，保共看不到法西斯的危害性，教条主义、宗教主义比较严重，拒绝同农民联盟合作。这时，共产国际曾对保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提出必须展开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同农民联盟结成行动的统一战线。但共产国际也促使保共通过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苏维埃俄国给保共培训军事指挥干部，并提供大量资金。9月20日，保共中央决定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但起义在进行过程中，力量十分分散，缺乏协同配合。只有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领导的西北地区起义，控制了整个地区，建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起义坚持了几天，被政府军队打散，2万名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独裁恐怖中牺牲。
俄国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对当时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对欧洲各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有着积极因素，但随着历史的变化，其消极影响日益明显，不仅阻碍了欧洲各党的独立自主，也妨碍了欧洲各国人民对本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布尔什维克党在支持各国革命、推进世界革命战略中，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帮助东西方无产阶级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欧洲各国革命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基于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后来建立的共产国际，把帮助各国建党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到1922年，芬兰、立陶宛、荷兰、希腊、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拉脱维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丹麦、法国、意大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约30多个西方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共产党。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共产国际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开展，由于这些共产党毕竟处于幼年阶段，党内又普遍存在“左”的思潮，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第二节 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十月革命对东方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大战促使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相对地减少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出，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军事订货则增加了，这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机。一些国家的资本家利用这一时机，大力发展本国的工矿业。因此，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亚洲各国民族工业犹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由于各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带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激化了被压迫民族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战争期间，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对殖民地国家资源的掠夺，以加强各自的军事实力，强征青壮年去为它们卖命，充当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的牺牲品。战争刚结束，战胜国就建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新确立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秩序。殖民者还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动势力相勾结，共同奴役和掠夺各国人民，进一步激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促使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给它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使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为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前，全世界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之中。十月革命的胜利，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改变了国际政治体系中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力量对比，从而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十月革命的胜利，还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被压迫民族中的传播。亚洲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本国命运的思想武器，这就迅速地提高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战后初期，亚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建立了共产党，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工人阶级政党，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
十月革命的胜利，增强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独立倾向，使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公布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土耳其和波斯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撤退在波斯和中国的驻军；同时，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给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使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处境。苏俄政府还颁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在邻近俄国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使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增强了民族独立倾向，领导和发动新的民族独立斗争，使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建立了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它在客观上使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①（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322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夕，拟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经过充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它包含如下三个基本思想。
第一，必须把当代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贯穿整个提纲的基本思想，是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烈宁说：“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①（①《列宁全集》第39卷第229页。）因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已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占70%，而压迫民族仅占30%，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只有强调这种区别，才能认清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不合理的国际地位，懂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盟关系，努力使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接近起来，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而斗争，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关键。
第二，必须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②（②《列宁全集》第39卷第161页。）。为了实现这种革命联合，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摆脱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桎梏，用实际行动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消除狭隘的民族偏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第三，明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列宁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的一面，又具有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一面，无产阶级要善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不能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联盟中要保持独立性，掌握运动领导权。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和领导下，才能推翻封建压迫；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了使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更好地领导农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根据列宁起草的《土地问题提纲》，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对农民各阶层应采取的策略。列宁还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阐明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对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而广泛的传播。以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79—1942）、毛泽东（1893—1976）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探讨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作为战胜国之一，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由于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而提出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北洋政府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了！
5月4日，北京几所大、中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掀起了举世闻名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6月3日以后，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使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民族民主运动。
五四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它的巨大力量。革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深入到工农中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积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执行民主联合战线方针，实行国共合作，组织北伐战争，并发动工农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又恨又怕，并进行恶毒攻击，国共合作濒临破产。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革命形势和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分析，对国民党右派缺乏应有警惕。因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在周恩来（1898—1976）、朱德（1886—1976）、贺龙（1896—1969）、叶挺（1896—1946）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1898—1927）、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经过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进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1927年到1930年，创建了大小革命根据地15个，1931年，在江西、福建交界地区，创建了一个拥有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党所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成为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分析中国国情，吸取大革命失败教训，并总结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对上述问题作了理论回答，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中国，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些特殊国情是决定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条件。国民革命的影响，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们是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据，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波浪式地”发展红色政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从农村到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概括起来就是“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的重大贡献。
从1930年11月开始，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中央工农红军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1904—1974）“左”倾错误，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的损失，中国革命陷于危险境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
为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的路上，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批判了党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1907—1946）、李德的最高指挥权，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本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朝、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变成其独占殖民地。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建立专制警察制度，霸占大片耕地和森林，实行奴化教育，妄图灭绝朝鲜民族文化，引起朝鲜人民极大不满。
在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的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在汉城塔洞公园集会，要求朝鲜独立，会后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到12月底，在全国218个府、郡中，有217个府、郡发动了示威游行和暴动，参加者达200万人以上。“三？一”起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但这次起义显示了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意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并使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进入工人阶级领导的新阶段。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5年4月17日，朝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马列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朝鲜共产党。朝共成立后，参加和领导了“六？一〇”运动。1926年6月10日，朝共利用朝鲜末代国王李拓的殡葬日，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要求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实现祖国独立。斗争波及了仁川、平壤、汉城、大邱、余州等地。最后被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下去。1926年底，朝共联合各爱国者建立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新干会。
日本殖民者惧怕革命斗争日益发展，从1925年至1928年间，四次对朝共进行镇压，加上党内宗派矛盾，共产国际于1928年12月宣布解散朝共。1932年，在金日成（1912—1994）同志领导下，在朝中边境建立游击根据地——解放区，成立人民革命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并多次粉碎日军进攻。1934年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1936年5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会长的祖国光复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规定：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统治，建立朝鲜人民政府和朝鲜革命军；没收日本和卖国亲日分子的一切财产；废除日本及其走狗对人民的债权、各种赋税和专买制度；废除两班、庶民制度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废除奴化教育；发展民族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保证不分男女、民族、宗教等差别的人格平等；“同平等对待朝鲜民族的民族国家实行亲密联合，同对我们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善意和中立的国家及民族保持同志式的友谊”。这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第一个内容广泛并十分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祖国光复会是以朝鲜共产主义者为领导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它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推动了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
越南自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步传入越南。胡志明（1890—1969）在巴黎建立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929年，越南国内北、中、南地区也先后独自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马列主义。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香港九龙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将共产主义小组统一为越南共产党。会议通过了胡志明起草的《简要政纲》。《政纲》提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法国帝国主义及其越南阮氏封建王朝统治，争取完全独立。10月，党中央会议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在越共领导下，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其高潮是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年5月，边水火柴厂工人罢工，揭开了革命浪潮的序幕。随后，义安、河静两省的工人和农民举行游行示威，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6月至7月间，各县纷纷建立党支部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摧毁殖民当局的地方机关，烧毁地主和官吏的住宅。到9月底，两省乡村地方政权土崩瓦解，越共领导的乡农会执行委员会行使地方政权的权力，这是苏维埃式的革命政权。乡农会实行减租、分田；废除债务，取消苛捐杂税；开办夜校等革命措施。这些措施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斗争的深入发展，直到1931年，苏维埃运动才被法国帝国主义镇压下去。
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并确立了越南共产党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使党和人民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学习了夺取政权的经验，迎接新的革命阶段。
印度从18世纪70年代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18年印度工人、农民运动开始高涨。12月孟买纺织工人发动总罢工，持续一月有余，有12.5万工人参加示威，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农民开展了反对殖民官吏，抗缴捐税的斗争，旁遮普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英国殖民者对人民群众的斗争进行了暴力镇压。1919年3月，英国抛出《罗拉特法案》，规定殖民当局可以随时宣布戒严，解散群众集会和游行，任意逮捕、审讯、监视、搜查任何一个印度人。这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义愤。
在人民斗争推动下，资产阶级国大党改变了与殖民当局合作的立场，决定于1919年4月6日以总罢工、绝食等非暴力手段，反对英国高压政策，这标志着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印度各大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罢工、罢市、罢课，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高潮。英国殖民统治者惊恐异常，于4月10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打死集会群众379人，伤1200人。这更加激发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他们烧毁殖民机关，切断电话电报线路，占领银行等等。
为了使人民群众反英斗争沿非暴力方向发展，1920年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纲领”；12月，又在那格普尔年会上对国大党进行改组，将它改组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并建立党的各级常设领导机构。从此，资产阶级国大党掌握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
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印度各阶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不合作运动。上层知名人士退出爵位和勋章；政府工作人员弃职，官方学生离校，广大群众抵制英国纺织品，等等。1922年2月4日，联合省哥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农民集会，遭警察开枪射击，群众予以还击，放火烧了警察所和烧死10名警察，殖民当局对农民进行了残酷报复，杀害40多人，几百万人被流放。2月2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多利市召开会议，认为乔里乔拉村事件不符合非暴力原则，并通过决议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这充分暴露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在印度革命运动高涨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为一些先进的革命分子所接受，并逐渐传播开来。部分印度青年前往苏俄，参加革命斗争。1920年10月，在塔什干侨居的印度人中建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罗易是实际领导者。与此同时，在印度国内也开始了建党工作。1921年在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拉合尔和联合省成立了5个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12月26日，印度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康普尔开会，成立中央委员会。由于殖民当局的破坏，印共整个组织陷于瘫痪，党员所剩无几。1933年底，印共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但次年7月被宣布为非法。1935年3月，印共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约希当选为总书记，印共逐渐稳定下来。但印共力量较软弱，一直未能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掌握领导权。
1930—1934年，印度的反英斗争再次高涨。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决定再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在党纲中首先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任务。1930年3月12日，甘地带领78名非暴力信徒，从阿麦达巴德出发，步行三个星期到达丹地海岸，自取海水，以抗议殖民当局的食盐专卖法。这标志国大党领导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甘地规定以自制食盐，监视酒店、鸦片烟馆和洋布店，自织棉布，罢课和罢市的方式，进行反英斗争。然而印度人民不受甘地“非暴力”的束缚，反英斗争在很多地方迅猛发展为武装起义。但由于国大党的软弱，殖民当局的破坏，1934年9月，国大党宣布无条件终止不合作运动。
印度资产阶级国大党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高了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信心，给英国殖民当局一定的打击。
印度尼西亚早在17世纪就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914年，印尼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荷兰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组织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明确提出争取印尼独立的纲领。这个组织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并在伊斯兰联盟中开展活动。1920年5月，东印度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组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1924年6月又正式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在工农群众中积极开展工作。在一些城市中成立了工会，在农村中建立了“人民同盟”组织。1926年5月，印尼共产党已拥有65个县委和3000多名党员。
1926年11月，在印尼共产党领导下，印尼爆发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起义首先在雅加达和万丹爆发，随即席卷勃良安、棱罗、北加浪岩、谏义里，遍及整个爪哇岛。在雅加达，印尼共产党首先发动郊区农民起义，然后向市中心进击，攻占电话局、警察局和监狱，与荷兰军警展开战斗。万丹起义持续一个多月，起义者破坏了电讯和交通，占领了火车站。1927年1月，印尼共产党又在西苏门答腊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波及苏门答腊其他地区。起义坚持了一个月，最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起义者遭到逮捕和监禁，或被判刑、杀害和流放。印尼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革命暂处于低潮。
第三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原则分歧，并促使第二国际最终破产。
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使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面临严峻的考验，各国工人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际。但是，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在紧要关头公然背叛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放弃巴塞尔宣言的革命原则，站到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充当帝国主义战争帮凶，为本国反动政府效劳。
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充当第二国际最坏的榜样。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反对俄国沙皇专政政权为借口，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议会党团领袖荒谬地声称：“专制俄国”的突然入侵正在威胁着德国的“文明与独立”，因此每个德国人都应保卫祖国。
8月4日，法国社会党也采取了背叛的立场，一致在议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党的书记公开声明：“我们的义务是保卫爱好和平的共和制法兰西的完整与独立”。8月26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盖得？桑巴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分别担任不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
8月6日，英国工党议会党团在议会投票支持政府的战争预算案。工党主席韩得逊参加政府，任教育大臣和不管部大臣，积极帮助政府征集兵员。
比利时工人党发出通知，停止工人反战斗争，决定支持政府军事预算。党的领袖、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司法部长。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通过党报发表声明，为政府战争政策辩解，表示全力支持政府，号召人民进行保卫祖国的战争。
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右派领袖，都先后转到帝国主义战争一边，成为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各国社会党中的中派领袖，也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他们拒绝投票支持政府军事拨款，但又极力为右派的背叛进行辩护；主张实现世界和平，却又极力宣传革命不合时宜，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这实际上是拥护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派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接受了社会沙文主义，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①《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页。）。它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②（②同上。）。
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是偶然的，它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腐蚀的结果，也是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劳资合作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充分发展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各国社会党右派把战前同资产阶级思想上的秘密联盟，发展到政治上的公开合作。社会民主党右派、社会沙文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少数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常从本国资产阶级的海外超额利润中得到好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很自然地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最露骨地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国际虽然因机会主义泛滥而破产了，但是它在历史上曾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
二、第三国际的建立和第二国际的复活
第二国际破产的严重后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面对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致力为建立新的国际而斗争，他在思想理论和组织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大战期间，列宁发表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力地帮助了各国革命左派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装自己，从思想上同机会主义划清界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还进行了大量团结各国左派的组织工作。在1915—1916年期间，曾在瑞士先后召开两次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第一次是1915年9月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第二次是1916年4月召开的昆塔尔会议。在会上，列宁同各国左派分子建立直接联系，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促进了各国左派同机会主义的决裂，并团结他们组成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联盟，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左派纷纷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控制，分裂出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到1919年初，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瑞典、希腊、德国和阿根廷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等国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切为建立新的国际提供了条件。
1919年1月，为了加速新的国际的建立，列宁在莫斯科主持了有苏俄、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德国等8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参加的会议，通过了告各国无产阶级组织书，并向39个共产党、左派社会民主党发出了邀请，要求他们派代表来苏俄，讨论成立新的国际问题，得到了许多国家工人政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肯定答复。
1919年3月2日至6日，来自欧洲、亚洲和美洲30个国家的52名代表，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题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题报告，斥责考茨基等机会主义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否认“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指出这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他强调，民主和专政都是一定阶级的民主，一定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极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专政。他根据阶级斗争学说，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绝对必需的”①（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722页。）。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党的革命路线。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和《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最后，大会选举了由俄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季诺维也夫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共产国际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分裂成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互相对立的两大派。
在共产国际准备成立过程中，各国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由彼此敌对转为和解，并开始酝酿恢复已经破产了的第二国际。
1919年2月3—10日，26个国家的103名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瑞士伯尔尼举行了战后第一次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会议。各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责任、民主与专政、国际联盟和恢复第二国际问题，颇有分歧，但仍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大会通过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亚？布兰亭《论民主和专政》的专题报告，支持俄、奥、匈、德的革命，但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导致社会主义，要求各国工人在民主范围内用民主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这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还通过了支持由帝国主义战胜国所操纵的国际联盟的协议。大会对立即恢复第二国际没有达成协议，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由各成员党派两名代表组成，并选出了执行委员会，由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亭、英国工党的韩德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霍斯曼组成。1920年7月8日，15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章程，正式恢复第二国际，并将这次代表大会宣布为第二国际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标志着第二国际在战后最终复活。复活后的第二国际史称“伯尔尼国际”。
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第三国际建立后一直致力于帮助东西方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1922年底第三国际召开“四大”时，参加大会的就有代表125万党员的58个国家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已扩展到世界六大洲。
社会民主党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3年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之后，其改良主义运动也有一定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先后有十来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或单独执政。德国在1918年11月革命失败后，1919年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谢德曼分别出任总统和首相。英国工党在一战后力量显著增长，党员人数由1918年的300万人跃升到1920年的430多万人。1924年，詹姆斯？麦克唐纳作为议会中第二大党的领袖组织了第一届工党政府；1929年，他又作为议会中第一大党的领袖组织第二届工党政府。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17年10月首次进入政府，1920年首次组成由布兰亭任首相的一党政府。1932年开始了44年的长期连续执政（其间有几次属联合政府，但该党一直占主导地位）。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也实行了某些有利于广大劳动大众的社会政策，但没有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社会民主党党员队伍庞大，据1931年统计，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各党党员人数达到612万人。此时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党员人数约200万人（俄共（布）1930年包括预备党员在内为167.7万多人，①（①[苏]《党的生活》俄文版1983年第15期。）其他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1921年的88.7万人下降为1931年的32.8万多人）。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两大派关系如何，对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于反对正在崛起、日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法西斯势力，有十分严重而迫切的意义。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体可以分为下列三个不同阶段。
1919—1923年，是两党全面对立的时期。由于两党对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不同，也由于两党在改良与革命、民主与专政等原则上的分歧，两党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处于全面对立。各国共产党基于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胜利的乐观估计，都把与社会民主党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共产国际宣言》特别强调指出：“对机会主义中派的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①（①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92页。）共产国际二大进一步对中派社会民主党进行批判和揭露，实际上实行的是“打倒中派”②（②《列宁全集》第42卷第33页。）的政策。二大之后，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爆发有较清醒的估计，认识到由于西方民主传统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仍然左右着欧洲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为了反对资本进攻，各个工人组织和政党都应在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以保卫共同利益。为此，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确立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在斗争中的联合。但共产国际策略的调整，并没有转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三大主要文件指出：社会民主党“仍然是资产阶级手中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工具”③（③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79、197、375页。），“中派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坚决反对者和反革命的急先锋”①（①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79、197、375页。）。到1923年3月，共产国际认为：“新出世的第二国际是个死胎儿。……是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中最后的一个对手”，②（②同上。）这些表明，共产国际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则宣称“工人运动的统一只有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激烈斗争中才能恢复和巩固”③（③伊？米？克里沃古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79、81、128页。）。
1923—1933年，是两党相互指责、对立达到顶点的时期。社会民主党认为各国共产党已从受“莫斯科控制”进而“蜕化”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处于对苏联政治和金钱的依附之下。1925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马赛大会要求“工人阶级应当尽力而为，阻止新的战争”④（④同上。），并指出社会民主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完全可以“不顾及共产党的存在或者不在”⑤（⑤同上。）。因此，各社会民主党坚决拒绝同共产党接触和合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面前就坚持“同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及其体系不可能有任何统一战线”⑥（⑥同上。）。随着社会民主党指斥的加剧，共产党逐渐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法西斯派别，最终视为社会法西斯。共产国际“五大”决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土崩瓦解的情况下，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法西斯性质。……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同一件武器上的两面刃。因此，社会民主党永远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可靠同盟者。”⑦（⑦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卷第80页。）这就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划了等号。各国共产党都把五大决议作为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在本国实行打击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策略方针。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10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把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而正式载入决议，并要求“各支部加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支柱——国际社会民主党”①（①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卷第152页。）。这种策略给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造成损失。如德国共产党由于推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结果脱离广大工农大众，严重地影响和削弱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在中共党内，李立三、王明也推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政策，打击中间势力，拒绝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
1933—1939年，两党对法西斯战争危险的认识日益清醒，虽然对立仍然存在，但冲突渐趋缓和。社会党人反对法西斯，要求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绪日益增长。1933年2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局号召各国工人“停止互相攻击并一起同法西斯作斗争”，表示随时准备同共产国际就这种统一斗争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德共、法共、捷共先后也向本国社会党发出“联合反法西斯行动”的倡议。1933年3月，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政党发出呼吁书，建议共产党“在经过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下”共同行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切表明两党有了共同反对法西斯行动的意向。1934年，法国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妄图建立法西斯专政。法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特别注意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种民主力量。1935年5月，法国共产党、社会党等党派举行联合会议，共产党建议成立人民阵线，受到各党派的拥护。在民主政治力量的联合斗争下，于1935年年底粉碎了法西斯夺权的阴谋。法国为各国工人政党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934年11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召开专门会议，承认每个社会民主党可以单独同共产党建立联系。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召开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必须指出两个国际的策略转变都是不彻底的，共产国际没有改变坚持“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是双兄弟”①（①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东北书店1949年版）的观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也曾于1939年8月又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终止同共产党的任何关系”②（②伊·米？克里沃古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211页。）。两个国际转变的不彻底性，阻碍了各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建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方面确实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必须看到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现实的首要任务要求两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否则会给人类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造成损失。还必须看到，社会民主党内具有不同的派别，它们在反法西斯等重大问题上，其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需区别对待，否则会妨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可能的合作和统一的行动，这也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