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缺乏技术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中国在财富迅速积累的过程中，经济形态内部依然存在巨大的空洞和潜在危机。这一方面表现为发展模式的粗糙，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严重缺乏后劲。这就像一个人，其身体在不断长大、膨胀，但其体内的各个器官并没有相应地发育成熟；等到有一天长成了巨人之后，外表看上去力大无比，内在却严重缺乏支撑的动力，后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在粗线条上是存有疑虑的：第一，中国未来能否在没有技术革命陪伴的道路上，继续其高速发展的进程，并保证这一高速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迄今的人类历史证明，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工业化的引领条件；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证明，城市化也能成为下一轮工业化的引领条件？
当然，中国迄今走过的道路，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道路。但毕竟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因此研究发达国家早年的规律，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而言，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说了这么多，也许你已经开始被我说服，也许你已经恹恹欲睡，因为以上内容通篇都是理论阐述，缺乏鲜明、活泼的例子和故事。
但且慢，无论你已开始被我说服，还是你已经开始恹恹欲睡，其实我只涉及了中国经济整体结构的一个方面，亦即需求面；中国经济结构的另一面——供给面，我还远远没有涉及。而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只有厘清中国经济供求面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及其未来走向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让你不再恹恹欲睡，我还是从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开始讲起吧。一般人都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其主要动力是有需求，这当然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需求派”。但经济学上还有另一派，叫“供给派”，“供给派”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把“需求派”打得“落花流水”：在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之前，我们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内心原来对智能手机有如此大的“需求”？是乔布斯把我们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深深地挖掘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吗？
上面的例子其实只是将问题推向极端，试图说明供给和需求一样，同样都对经济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放到经济学的分析上，问题自然不会像苹果手机的例子那样来得这么简单或极端。
2012年5月的一天，我忽然收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给我寄来的新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
从事评论和主持工作多年，我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经常可以收到许多学者给我寄来的新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文化、科技等不同领域。新著的作者有的是我的朋友、嘉宾，也有的是素不相识的学者。不少新著中不乏真知灼见，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一些重要领域前沿成果的了解，而其中的一些作者后来也就慢慢成了我的嘉宾。
收到彭文生的新著后，仅展读几页，我就很快被他的分析吸引住了。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稍显艰涩的经济学著作，但由于彭文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此他用逻辑的线索为艰涩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一套框架。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放在这一框架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驾马车”问题（投资、出口、消费）充其量只是需求面的问题；而中国经济供给面的问题——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长期以来却似乎为很多人忽略了，甚至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因而劳动力对中国来说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至于生产效率，由于中国经济当时采用的是“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生产效率也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为人所重视过。这虽然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只要劳动力无限供应继续存在，劳动生产率略显低下，至少在短期内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然而2014—2017年的这三年时间里，中国劳动力紧缺的情况将全面浮现。其间，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短期问题，而且还面临着长期问题，还面临供求层面的“三驾马车”问题。对此我们以前很少说，因为我们认为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未来这个供求层面的“三驾马车”问题会变得很重要并将长期存在，而供求面的问题也将全面浮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用在未来三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上，听来是一个无奈，却是很贴切的写照。
我们长期以来的注意力一直为经济结构中的需求面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所吸引，以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并以为只要解决了需求面的“三驾马车”的“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就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三）2017—2022年：中国进入全方位整合阶段
如果我们能在2014—2017年的这三年里成功闯关，那么跨越2017年之后，虽然不是一马平川，但至少我们将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应对也许更为艰难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就如我在本书前言里所写的，一定是犬牙交错的，因此其解决的思路和方案也就必须是整合型的。这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社会模型的重新整理。
今天中国的社会模型已经高度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模型应该是橄榄形的，而今天的中国不是橄榄形的，而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中间很细，两面很粗，中产阶级很少，却支撑着众多富人和众多穷人。关键在于，真正的哑铃中间的杆是金属做的，而我们这个杆是木头和竹竿做的，我们已经被物价、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让房价跌不行，可是让房价不跌也不行，按照李克强的话来讲就是依靠“双轨制”来解决房价问题。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对的，商品房不能大跌，可是保障房能不能上去？底层老百姓如果没办法用脚投票，就会有暴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此外还有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城市的收入分配改革，一个从城市启动，一个从农村启动，一个是让农民受惠，一个是让城市中下阶层受惠。最后都会造成问题：农村的土地改革会造成地方政府丧失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入不敷出，倒逼财税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样也会使城市政府入不敷出，也会从另一方面倒逼财税制度改革。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最关键是在2014—2017年，其间中国经济将出现实质性放缓，人口红利也会放缓。假如中国能够成功冲破这一阶段的重重考验，辅以城市分配收入改革、农村土地改革，以及一系列框架性改革，成功闯过这一难关，到了2019年“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就能够维持比较好的社会稳定局面。这样，等到“十九大”之后我们也许才会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处理后面的矛盾，因为中国后面的发展一定还会遇到很多很深刻的问题，比如其中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法治如何建设，中国如果不能建设一个健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稳步持续发展的。
而中国要建立健全法治，就一定会涉及执政党的转型，至少要在2017—2022年这一代领导人中建立比较健全的法治框架。一个现实的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矛盾在上升，假如再继续拖下去，恐怕社会矛盾要跑赢改革速度。所以，现在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稳增长，我们绝对要把增长稳住。改革到底会走向何方，尤其法治环境如何建构，法治问题和执政党转型能否顺利开启，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在今后三至五年里能否把经济稳住，能否把结构调好。这样，大家才不会在无比慌乱中迎接未来的挑战。
2017—2022年，中国将有哪些需要处理的挑战？一言以蔽之，我们届时将面临“侥幸”躲过2014—2017年这一难关的所有问题，对此我将在以后的著作里有所详述。
二、2015—2016年：中国将发生什么？
中国未来三年的风险，首先还是存在于经济领域。
我一直有一个在“左派”朋友看来十分大胆，但在“自由派”朋友看来又十分保守的观点：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被各种立场的人们严重政治化了；表面上看今天中国许多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其实都来源于社会模式的问题；而社会模式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又来源于经济模式。换言之，若今天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把经济模式调整好了，那么社会模式也就迎刃而解；社会模式整好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2013年10月，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62周年校庆，我应邀返回母校，为思勉人文思想节做首场开幕演讲。华东师大素以校园的浪漫、美丽及其浓厚的人文气质著称。多年后回首才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铸就了我的内在精神气质。我的报告主题是《须重视国力上升期的精神成熟》。开幕式上播放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的一段话，让我找到很多共鸣。
童世骏说：“以前我们都说，哲学的任务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但在做了许多改变世界的努力之后，我们最后才发现，若要改变世界，我们的任务首先还是解释世界。”
这与我这些年的另一个观点有某种契合之处。我的观点是：中国正在开启的转型，是有着许多内在规律的，一如医生开药方，必先研究病理，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转型的内在规律；只有这样，我们开出的“药方”所依据的“药理”才能与“病理”相符，不然我们的“药方”只能缓和“阵痛”于一时，而不能解除“病症”于永久。
这适用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解析，也适用于对现阶段和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前瞻。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到底是什么？除了本书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些问题外，未来若干年里，中国经济在供求面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将逐渐浮上表层。面对这些逐渐浮上表层的问题，若不加以积极应对和改变，我们可能会面临颇为尖锐的情况。
还是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2008年春节，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新年。
早在农历旧年结束前的几个星期，中国一些省份就出现了风雪天气，而这时正好是中国每年年底的春运进入高峰的时期。
春运，是每年年底一个无法回避的全民事件，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用尽各种办法，使尽所有精力财力，就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回家，回家过年。
这是一个农业大国的深深烙印。家，是这个农业大国的人们的心灵港湾；年关将至，只有回到家里过年，心灵港湾的归宿之灯才会真正亮起。
这也是一个转型大国的深深痛楚。由于转型，千百万农民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远方的家。于是，在年关将至的那一刻，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一起上路，铸就了漫漫铁路和公路上的春运大军。
然而2008年的春运偏偏遭遇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风雪天气，漫长的铁路线白雪皑皑，被迫停运；无数的火车站上挤满了渴望回家的人。郴州，位于湖南的一个小城，居然连续十几天冰雪封山，几十万居民被迫停水、停电。
2008年之于中国，注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年份。那年秋天，中国完成了“百年奥运”之梦；但在这之前的5月12日，一场汶川地震却给国人带来无限的悲痛。也许这一切的端倪在2008年的春节就已显现。
那年的春节，我在凤凰卫视香港总部值班，每天都在直播镜头前评论处于风雪灾害中的春运，每一天我的心都被风雪中的农民工的命运牵动着。
其实，又何止是那一年的春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年底我们的词典里就忽然多了“春运”这个词汇，我们的心里就忽然多了一份对风雪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们的牵挂。
然而就是从2008年和2009年前后开始，每年春节过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私营老板们就发现，节前风雨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开始不急着返回广东打工，有的人甚至一去而不返了。于是，广东地区私营企业第一次遭遇了“民工荒”的问题。
这是一个开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不是啥都缺，就是劳动力不缺吗？怎么忽然就出现了“民工荒”呢？
香港地区有一句民间流传的话：“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前半句说的是就业市场上的严峻情况，后半句则多指很多底层劳工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巧，因此无法适应劳务市场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
但广东地区前些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这个又有所不同：那些春节过后不回来的劳工并不是具备高技能的人才，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劳工。然而就是这些普通的劳工，节后却再也不愿离乡背井，而宁愿留在家乡。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非常深层次的状况。
状况之一当然是由于这些劳工在家乡的生活过得也不差，因此才不愿继续背井离乡，这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好事。状况之二，这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薪酬已开始跟不上劳工的心理期待，或开始与全国的发展形势有所脱节了。
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阶段开始逐渐结束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所谓劳动力无限供应，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中，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领域（包括工业和服务领域），起始阶段似乎给人以无限供应的印象，然而到了一定时期，这些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短缺的原因很多元，有劳动力自身数量短缺的原因，也有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有更多去处的原因。这就像一块硕大无比的海绵，起始阶段可以吸纳无数水分，但到了一定时候，水源开始多了其他去处，于是半湿不干的海绵就处于十分尴尬的角色了。
这种劳动力无限供应趋于结束的状态，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刘易斯拐点”。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是在2004年。只不过2004年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拐点”的出现。这就像人的体质的下降，起始阶段可能毫无症状，因此十分难以察觉。但若继续无规律地生活，一旦发现时，就可能已伴随一些难以挽回的病症了。
从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到2008年春运过后首次感觉到劳工短缺，这中间经过了四年左右的时间。问题是：等到第一线的私营老板感受到劳工短缺的“痛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