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如此，”蒋政委说，他放下锐角胳膊，双腿也变了姿势。他摸出一支烟，送给上官来弟。来弟身体本能地往后缩了缩，他把烟跟着往前送了送。来弟扬起脸，看着蒋政委脸上莫测高深的微笑。她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伸出那两根被纸烟熏黄了的手指，捏住了烟卷，蒋政委把手中那半截烟卷放到嘴边吹了一下，吹掉烟灰，让火头燃旺。然后他把红红的烟头送到来弟面前。来弟又扬脸望了一眼蒋政委。蒋依然微笑。来弟忙乱地叼住纸烟，把脸凑上前，让嘴里的烟卷与蒋政委手中的火头相接。我们听到她吧嗒嘴唇的声音，母亲木然地望着墙壁，六姐和司马少爷半醒半睡，沙枣花无声无息。烟雾从大姐脸上腾起。她抬起头，身体后仰，胸脯疲惫地凹下去。她的夹着烟卷的手指湿漉漉的，宛若两根刚从水中捞上来的黄泥鳅，烟头火飞快地往她嘴边爬，她头发凌乱，嘴边有几道深皱纹，眼睛周围有两团紫色阴影。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敛，好像一滴落在热铁上的水，从四周往中间收缩，收缩成针尖大约一个亮点，欻然一声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缩到鼻子尖上，欻然一声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扔掉手中短得几乎要烧到指尖的烟头，用脚尖捻碎，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隔壁客厅里，传过来他大声的吼叫：“一定要捉住沙月亮，他即便钻到老鼠洞里，也要把他挖出来。”接下来是电话筒按在话机上的清脆声音。
母亲怜悯地注视着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软在椅子上的大姐。走过去，抓起她那只被烟卷熏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摇摇头。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跪着，双手搂住母亲的腿，仰着脸，嘴巴像吃奶一样翕动着，一种奇怪的音响从她嘴里冒出来。刚开始我以为她在笑，但马上就知道她在哭。她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母亲腿上。她说：“娘，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妹妹，想弟弟……”
母亲说：“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母亲说：“这就好，该走哪一步是天主给安排的，一后悔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递给大姐，说：“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沙枣花黝黑的小脸，说：“娘，要是他们枪毙我，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他们不枪毙你，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在黎明前的暗暝中，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噗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破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嫂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让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都立正，都行举手礼，像吵架—样同时向蒋政委报告，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但可惜炸破了水箱，只能用牛拖回来。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目光灼灼。
蒋政委把我们带到教堂门口。大门两侧，站着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蒋一举手，士兵便齐拍枪护木，并拢脚跟，行持枪注目礼，我们这一列妇孺，俨然成了视察战场的将军。
大约有六十多个穿绿衣服的俘虏挤在教堂的东南角落上，在他们的头上，一大片因为漏雨霉烂了的屋笆上，生着一簇簇洁白的蘑菇。在他们面前，并排站着四个怀抱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左手摸着弯曲着像长长的牛角一样的弹夹，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食指扣着鸭舌般的扳机。他们的背对着我们。在他们身后，放着一堆死蛇般的牛皮腰带，俘虏们如要行走，必须双手提着裤腰。
蒋政委嘴角上迅速滑过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也许是为了引入注意吧？俘虏们懒洋洋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突然间都闪烁了几下，有的两下，有的三下，有的五七下，最多的不超过九下。这些闪烁着鬼火的眼神，应该是因为上官来弟而发，如果她真的如蒋政委所说，是沙旅的半个掌柜的话。上官来弟却因为不知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使自已的眼睛发了红，脸色发了白，脑袋往胸前垂。
这些俘虏兵，让我想起模模糊糊的记忆中的鸟枪队的黑驴们，它们聚集在教堂时，也喜欢挤在这个角落里，二十八匹驴，结成十四个对子，你轻轻地啃我的腚，我温柔地咬你的臀，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亲密的驴队究竟覆灭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人消灭了驴队？在马耳山，被司马库的游击队，还是在胳膊岭，被日本人的便衣队？为我施浸洗礼那个神圣的日子里，母亲遭到强暴。他们都是鸟枪队繁殖的绿衣兵，是我的仇敌。现在，该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惩罚你们，阿门。
蒋政委清清嗓子，说：“沙旅的弟兄们，饿了吧？”
俘虏们又一次抬起头，有的人想回答而不敢回答，有的人根本不想回答。
蒋政委身边的护兵说：“小舅子们，聋哑了吗？这是我们的大队政委，问你们呐！”
“不许骂人！”蒋政委严厉地训斥护兵，护兵红着脸，垂下了头。蒋说：“弟兄们，知道你们又饿又渴，有胃病的人可能正在肚子痛，眼冒金花背出冷汗，请坚持一会，饭马上就好。咱这里条件差，没有好的吃，先熬上一锅绿豆汤，给你们解渴败火，中午，吃白面大馒头，韭菜炒马肉。”
俘虏们脸上现出喜色，有几个大着胆低声说话。
蒋政委道：“死马很多，都是好马，真可惜，你们闯进了我们的地雷阵。待会儿，你们吃的马肉，可能就是自己座骑的肉。虽说骡马比君子，但毕竟是马，大家尽管吃，人是万物之灵嘛！”
正说着马，两个老兵抬着一个大桶，吆吆喝喝地进了门。两个小兵，各抱着一大摞从肚皮直垒到下巴的粗瓷大碗，踉踉跄跄地跟在老兵身后。“汤来了！汤来了！”老兵喊着，好像有人阻碍了他们的道路似的。小兵们挺着一肚子碗吃力地看着地面，寻找放碗的地方。老兵一齐下蹲，让汤桶着地；汤桶着地时他们也差不多坐在了地上。小兵们上身保持着正直，双腿往下落，终于蹲下，双手下垂，手背从碗底抽出。”两摞碗摇摇晃晃立在地上。两个小兵释掉重负站起来，抬起衣袖擦着脸上的汗。
蒋政委抄起大木勺子，搅动着绿豆汤，问老兵：“加红糖了没有？”老兵说：“报告政委，没弄到红糖，弄了一罐子白糖，从曹家弄的，曹家的老太婆舍不得，抱着糖罐子不肯撒手……”
“好啦，分给弟兄们喝吧！”蒋政委说着，扔下木勺，好像突然想起了我们似的回过脸来，亲热地问，“你们是不是也喝一碗？”
上官来弟冷冷地说：“蒋政委请我们来，不是喝绿豆汤的吧？”
母亲说：“为什么不喝呢？老张，给俺娘们盛上几碗。”
上官来弟说：“娘，当心汤里有毒！”
蒋政委大笑着说：“沙太太想象力太丰富了。”他抓起木勺，舀起一勺汤，高高举起，慢慢往下倒，让汤的优美展现，让汤的味道扩散。他扔下勺子，说：“这汤里，下了一包砒霜，两包老鼠药，一口下肚，五步断肠六步倒七窍流血，有没有敢喝的？”
母亲上前，摸起一个碗，用袖子擦擦灰土，抄起木勺，盛上一碗汤，递给大姐。大姐不接。母亲说：“这碗是我的。”她往碗里吹了几口气，试探着喝了一口，又试探着喝了几口。母亲又盛了三碗汤，递给六姐八姐和司马少爷。俘虏们说：“给我们盛，我们盛，有毒没毒喝三碗。”
两个老兵掌勺，两个小兵递碗，一碗接着一碗盛。持枪的士兵闪到两边，侧面对着我们，我们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俘虏。俘虏们都站起来，自行排成队伍，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无聊地垂着，等待着端绿豆汤碗。端到汤碗的，小心翼翼地低着头，生怕热汤溢出烫了手指。一个接着一个的俘虏一手提着裤子一手端着绿豆汤慢慢地转到后边去，蹲下，才腾出两只手，捧着碗，转着圈吹，转着圈喝。弗弗弗吹气；唏溜唏溜，都非常有经验地小口喝，大口喝就会烫烂口腔粘膜。司马少爷就没有经验，喝了一大口，欲吐吐不出，欲咽咽不下，烫得满口腔发了白。一个俘虏伸手接碗时悄悄地叫了一声：“二姨夫……”掌勺的老兵抬起头，盯着那张年轻的脸看。“二姨夫，您不认识我下？我是小昌呀……”老兵抡起勺子砸了一下小昌的手背，骂道：“谁是你的二姨夫，你认错人了，俺可没你这号当绿皮子汉奸的外甥！”小昌哎哟了一声，手中的碗掉在脚背上。脚背被烫，他又哎哟了一声。提裤子的手情急中欲去摸脚，裤子却落到膝盖下，露出烂脏的裤头。他又哎哟了一声，双手提起了裤子。直起腰时，他的双眼里满盈着泪水。
“老张，注意纪律！”蒋政委恼怒地说，“谁给你随便打人的权力？告诉军法处，关三天禁闭！”
老张嗫嚅：“他冒认二姨夫……”
蒋政委说，“我看你就是他的二姨夫，遮遮掩掩干什么？好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参加我们爆破大队。小伙子，烫得怎么样？待会儿让卫生兵给涂点二百二。汤泼了，重给他盛一碗，多给他盛上点绿豆。
那个倒霉的外甥端着优待他的稠汤一瘸一拐地转到后边去了，后边的俘虏又接上来端汤。
现在，所有的俘虏都在喝汤，教堂里一片嘴响汤响。老兵和小兵暂时无事可做，一个小兵舔嘴唇，一个小兵直着眼看我。一个老兵无聊地用勺子刮着桶底，一个老兵摸出烟口袋和烟袋锅想抽烟。母亲把碗沿塞到我嘴里，我厌恶地把粗糙的碗沿吐出来，我的嘴不适应除了乳头之外的其它任何东西。
大姐的鼻孔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哼，蒋政委看看她，她脸上也尽是表示轻蔑的表情。她说：“我也该喝碗绿豆汤。”
蒋政委说：“太应该了，你看你的脸，快成了干茄子啦。老张，赶快给沙太太盛碗汤，要稠的。”
大姐说：“我要稀的。”
蒋政委说：“盛稀的。”
大姐端着汤碗，喝了一口，说：“果然放了糖，蒋政委，我劝你也喝一碗，你说了那么多的话，一定喉干舌燥。”
蒋政委捏捏喉咙，说：“还真有点口渴。老张，给我盛一碗，我也要稀的。”
蒋政委端着碗，和大姐讨论绿豆的品种问题。他说他们老家有一种沙绿豆，一开锅就烂，不似这里的绿豆，没有两个小时熬不烂。讨论完了绿豆问题，又接着讨论黄豆问题。这两个人似乎是豆类专家。把各种豆子讨论过，蒋政委想把话头转移到花生品种上时，大姐却把碗掷在地上，很蛮横地说：“姓蒋的，你玩的什么圈套？”
蒋微笑着，说：“沙太太，您多心了。我们走吧，沙旅长一定等急了。”
“他在哪里？”大姐讥讽地问。
蒋说：“自然是在你们难以忘记的地方。”
我家大门口，站岗的士兵比教堂门口还多。
东厢房门口还有一道岗。带班的是哑巴孙不言。他坐在墙边—根圆木上，玩着手中的缅刀。鸟仙耷拉着两条腿坐在桃树杈上，手里攥着一根黄瓜，用门牙一点儿一点儿地啃着吃。
进去吧，蒋政委对大姐说：“好好劝劝他，我们希望他弃暗投明。”
大姐进了东厢房，便发出一声尖叫。
我们冲进东厢房，看到沙月亮悬挂在梁头上。他穿着一身绿毛料制服，腿上穿上锃亮的高腰牛皮马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甚高的人，但悬挂在梁头上后，身材却显得格外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