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溢美之辞。要深刻领会费希尔·布莱克对金融学与经济学世界的看法，需从了解特雷诺的思想开始，特雷诺是费希尔的启蒙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杰克·特雷诺在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攻读数学专业，1955年从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后在那里又停留了一年，与罗伯特·安东尼教授一起工作。那年，他的一项任务是撰写有关机床租赁的案例。从分析的角度出发，租赁问题只是资本预算问题的一种特定方式，资本预算问题探究购买一个特定的资本品是否有意义。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特雷诺的老师们教给他的方法是，将未来收益折现成现值，然后将总现值与初始成本进行比较，但他们却没有说折现率应该为多少。由于在大多数实际应用中，折现率都是关键输入变量，因此这让人难以释怀。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资本支出项目的风险，该比率应该比无风险政府债券的利率更高，但高出多少呢？特雷诺决心设法理解风险和折现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他1956年加入里特公司作业研究小组时就在思考的问题。
特雷诺对折现率问题的思考取得的最初突破可追溯到1958年夏，当时他在科罗拉多度假。就在那个为期三周的假期里，他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下了44页数学笔记。后来，他花了几个周末在里特公司的办公室里将笔记整理成手稿。在某个时候，他把这篇论文的早期草稿交给哈佛商学院的约翰·林特纳过目，但这个被特雷诺称为“唯一有些许了解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给他鼓励。最终结果是，特雷诺于1961年8月8日完成了一篇题为“市场价值、时间和风险”的长达45页的论文。一位里特公司的同事把论文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后者又把论文转寄给了麻省理工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邀请特雷诺到麻省理工用一年的时间（1962~1963年），在自己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这个观点。特雷诺接受了邀请，里特公司也同意在这一年里对他进行资助。
在1961年的论文中，特雷诺的分析基本建立在莫迪利亚尼和米勒1958年著名论文的基础上。在那篇名为“资本成本、公司金融和投资理论”的论文中，两位作者向经济学家介绍了一种新套利观点。特雷诺以考虑完全相关资产的相对价格（单一风险因素）开始，将分析加以扩展以吸收多重风险因素，接着进一步扩展以考虑可分散风险。在整个论证过程中，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只不过非常简要地出现在论证中，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考虑市场均衡时多重风险溢价的决定问题。在特雷诺的研究中，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在以无风险利率借款和贷款的条件下，在人人选择资产组合而不考虑其风险态度的意义上，一种资产组合占优（dominates）所有其他资产组合。
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对于占优资产组合思想应该是熟悉的，因为早在1958年，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教授就已发表了一篇题为“风险条件下的流动性偏好行为”的论文（托宾“因对金融市场及其与支出决策、就业、生产和价格关系的分析”而于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托宾没有再往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把占优资产组合中的组合比例与有效资产供给联系起来，他也没有推导出市场出清风险溢价。特雷诺要做的就是在莫迪利亚尼的指导下，基于他自己1961年的论文，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
在一个层面上，特雷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只不过是统计学中一些标准思想在证券价格决定问题上的应用。CAPM把证券看作骰子，所以持有股票的收益就像掷骰子所产生的随机数字。一枚普通的骰子有六个面，每面向上的机会均等，因而掷骰子的平均数是3.5[(1+2+3+4+5+6)/6]。在任何一次抛掷中，出现1或者6这种极端数字的可能性就和出现接近平均数的3或者4的可能性一样大，但经过一连串抛掷，我们预期平均数将接近3.5。而且，这也是关键点，如果我们有许多骰子并同时抛掷它们，我们预期所有抛掷的平均数将接近3.5。平均为1或6的掷骰子当然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只有在每一个骰子都出现同一个极端值向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你有足够的骰子，你就敢打赌说，掷骰子的平均数将非常接近3.5。
CAPM将上述推论应用到股票上，首先指出，持有由多种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比持有单只股票的风险要低。由多种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获得极端收益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一种股票。然而，与掷骰子模拟不同，即使在分散化投资之后，股票的资产组合仍然是风险投资，因为股票资产组合的平均收益不是像3.5这样的固定数字，它自身服从随机波动过程。不像骰子，股票价格往往一起变动，因而这些不同股票的价格波动不会完全相互抵消从而达到平均数。
这就好像每次掷骰子都会受到温度、磁场、湿度等的影响。即使每个骰子受到这些不断变化的系统性因素的影响不同，波动的系统性特征意味着，多次掷骰子的平均数本身也将波动。实际上，骰子平均数的波动就是每个骰子与其他每个骰子所有协方差的总和。平均波动是系统性风险。将该思想应用于证券，CAPM认为，单只股票的价格只依赖于其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由该股票与所有股票资产组合的协方差测度。特雷诺用术语写道：
因此，在理想化的股票市场上，第i个投资每一份额的风险溢价，与该投资和市场中所有投资总值的协方差成比例。
特雷诺在1962年就对CAPM有了本质的了解，但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因为他没有在根本上尝试解决股票定价问题。他仍把心思放在为风险性未来收益流的估值上，他把收益风险归因于一组基本经济变量风险，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原想首先计算出每个基本经济变量在未来某一时刻的市场出清风险溢价，接着再探索在所考虑收益资产的整个存续期内，这些变量的变化以及相关风险溢价。CAPM是第一步，但第二步不断地击败他。然而，他已发展了一个股票价格决定模型，尽管由于其高度理想化的特性不能很好地用于现实世界的股票定价上。回到里特公司，老板要他拿出在麻省理工访问一年的成果，面对压力，特雷诺不得不转移重点，思考如何将他的理想化模型转化为实际应用。
该模型表明，分散化的股票资产组合的收益，可以预期随整个市场的收益而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多多少少取决于该资产组合中股票的风险暴露。而且，模型还表明，相较于低风险股票资产组合，风险性股票资产组合应该有更高的平均收益，但波动性也更高。最后但也最为关键的是，由于这种收益模式的形成应该严格独立于选股人的行为，模型指出了评价个人业绩的方法。运用该模型，我们能得出可纯粹归因于风险暴露的收益，剩下的一定是业绩的表现了。这就是特雷诺以下两篇论文中蕴含的思想：1965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题为“如何为投资基金管理评级”的著名论文，以及1966年的后续研究（与凯·梅泽（Kay Mazuy））“共同基金能胜过市场吗”。特雷诺把这个残差称为“评估溢价”（appraisal premium）。
对于特雷诺来说，最开始是想要研究事前优异资本投资的识别问题，可该研究的首次实际应用，就这样出现在对事后优秀投资组合经理做出识别上。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着眼于未来的资本投资项目经风险调整的现值比成本更大，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优异的项目。如果一个经理对自己的显示记录（demonstrated record）进行回顾后发现，其评估溢价一贯为正，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资产组合经理（连贯性对于排除运气成分至关重要）。
特雷诺认为一些经理能够增加价值，所以他构造了一个指标，用以表明谁的价值增加得最多。这意味着用市场风险修正总收益，不过也要依不同的管理风格（低风险或高风险），按比例调整作为结果产生的、经风险修正后的收益。特雷诺得出的排序单从未经受过正式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但他也从未想过提出一份排序单。他的目标是创设一个能对经理们进行评价的实用基准。即使结果表明平均水平的经理没有增加价值，那也不过是管理技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证据。重要的是设立一个动态机制，提升增加价值的经理并淘汰没有增加价值的经理，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提高整个行业的业绩。
特雷诺显然确信，如果只是因为指标确实相当粗糙，那么在经风险调整的评估方式下，任何中等技能的经理都会干得不错。他也确实想过，最好的经理会欢迎新的评估方法，既作为证明其产品优越性的一个手段，也作为提高业绩的基准。当然，他对此的考虑并不正确。改变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经理，而是来自大机构投资者，它们采用了特雷诺的指标或类似指标，将其用于比较经理的能力。那是引起投资实践变化的真正原因，但这都是将来的事。特雷诺在里特公司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为耶鲁大学做的，指出了通向这个未来趋势的路径。
耶鲁大学案例的目的是，提出新方法，以便对耶鲁大学那些新的、艺高胆大的资产组合经理的业绩进行评价。这些经理在工作中采用了非常积极进取的方法，努力使所管理的资金获得更高的收益，从而支持耶鲁新任校长金曼·布鲁斯特野心勃勃的增长计划。里特公司的报告被认为是让大学的董事们相信，他们是审慎的，因而会对这类风险承担行为负起信托责任。如果你能度量它，那么就能掌控它。报告先回顾了“投资管理的三个维度”：进取型对防御型投资策略，创新导向的股票对传统的股票，以及主动型管理对被动型管理。之后，报告得出结论：大多数基金业绩不佳的原因在于，这些基金是由委员会管理的。“对我们而言，主动型资产组合管理的关键似乎在于，给予基金经理决定自己的投资管理风格以及独立而快速行动的自由。”
遗憾的是，里特公司的高层没有认识到特雷诺方法的潜在价值（在金融业采纳这些方法之前，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经历漫长的斗争）。鲍勃·法赫伊试图为特雷诺争取更多的资金，但没有成功，所以特雷诺计划跳槽到位于纽约的美林公司。1966年秋，费希尔开始与法赫伊一起工作，并始终与特雷诺保持电话联系。费希尔后来获得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都是在工作中学的，并有特雷诺这位导师对他进行远距离指导。
在二战之后的20年中，金融市场最显著的发展是所谓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重要性的日益增加。紧随大萧条时代其他金融改革之后，《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也获得通过。那时，在投资的舞台上，共同基金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只有30万基金投资者，管理着4.5亿美元资产。到1967年，有350万基金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达400亿美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是负责监管的政府机构，它一直密切关注这种变化，开展了许多研究。最终，它觉得可以采取行动了，提出立法建议，最终诞生了《1967年投资公司修正案》。
在作为立法提议先导的研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共同基金的投资业绩不足以向消费者证明其高额销售佣金和管理费用的合理性。由于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缺乏评价资产组合业绩的公认的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难以立足的主张；但正是出于同一理由，它也是一个难以反驳的主张。即使是拿总收益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进行粗略比较，也足以引起对基金投资业绩的怀疑。因此，1967年法案提出将共同基金销售佣金和管理费用置于管制之下。共同基金行业自然反对这种变革，于是他们聘请里特公司为其立场提供知识支持。
他们的想法是用特雷诺评价资产组合业绩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明显优于SEC使用的粗略比较的方法—去证明共同基金的业绩如何优异。但在SEC最终的听证会上，鲍勃·法赫伊仅提出了两个相当温和的观点来捍卫行业立场。第一，共同基金所有权是大多数人拥有证券的成本最低的方法；第二，共同基金行业是竞争性的，受市场力量制约。这几乎不是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ICI）所期望的态度鲜明的支持。
碰巧，法赫伊的助手费希尔·布莱克听说了芝加哥大学一位叫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的年轻人正在撰写博士论文，论文研究的恰好是投资公司协会希望回答的问题，他使用的方法和特雷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相似。詹森研究发现，在1955~1964年间，一旦用市场风险暴露对收益进行修正，在能够获得数据的115只共同基金中，没有一只基金有统计上显著的持续超额收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