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APM作为指路北极星，在他身处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费希尔都使自己成为观念平静和稳定的磐石。当理论金融学的时尚疏远有效市场，转而追捧对过度波动的行为解释时，费希尔保持自己的立场。当理论经济学的时尚疏远凯恩斯主义，转而追捧第一代货币主义乃至第二代货币主义时，费希尔保持自己的立场。在实践世界中，费希尔同样如此。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高盛1993年的狂赚都未能使他改变观念。他认为，不论是坏时光还是好时光都不会长久，结果表明他是对的。
1994年2月，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开始运作，它募集了10亿美元的资本。它有明星荟萃的主要演员阵容，以充满传奇色彩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债券交易员约翰·麦瑞威瑟为首，包括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费希尔·布莱克被邀请参加，但他拒绝了。考虑到在高盛要求他退休的呼声不断增强，以及1993年前所未有的奖金发放，你或许认为费希尔会对有机会做不同的事情感到高兴，但是他并不想参加。“他们在大量积累风险。”他告诉凯茜。
LTCM的负责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核心理念是利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套利机会，只要准备持有长达六个月到两年的头寸，则这些套利机会差不多肯定会赚钱。在识别这些机会时，用不着非常奇特的数学或计量经济模型。策略中技术最复杂的部分是风险控制系统，他们采取了精心设计的措施锁定长期融资，运用基于过去价格变动规律之上的“风险价值”（valueat risk）估计去控制短期资产价格波动风险。LTCM的合伙人认为，他们有低风险、高收益的策略，该策略一度非常有效。事实上，他们赚了如此多的钱，以至于在1997年12月其原始资本已经增加到75亿美元，公司决定将27亿美元归还给原始投资人。
但是到了1998年8月，由于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市场突变，他们的风险控制系统又没有对这样的变化做好准备，公司资本下降了40%。他们仍然有大量资本，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多得多，但他们在9月份募集新资本的努力没有成功，接下来又有一些空前的市场剧变发生，将公司推向了破产边缘。9月23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安排了由LTCM和其最大债权人参加的会议。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债权人接受LTCM剩余资产的所有权，而没有实施即刻清算。合伙人和投资者只剩下了4亿美元。
在一切投资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时间。实际上，LTCM策略的核心是这样一个理念，即时间的成本往往比其售价要高，在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一个价差，他们设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围绕价差进行套利。公司负责人不认为他们在大量积聚风险，但结果却表明他们在这样做。如果能够持有六个月到两年的头寸，他们肯定能赚钱，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继续持有这些头寸，尽管他们有最先进的风险系统。费希尔·布莱克在这方面的预见性使他在巅峰岁月里没有加入该公司的负责人团队，当时他们因为所采取的看似非常保守的战略获得了40%的回报。但没有加入该公司也使他不受最终结局的影响，虽然那时他已看不到结果了。
什么是费希尔看到而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首先，他始终强调“风险价值”方法的局限，极力主张将重心放在可能导致整个运转垮台的主要风险上。某事件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一事实本身，根本不是将该事件排除在未来可能情形之外的理由。其次，时间的成本往往比其售价要高的理念是，从将其用于获得系统性利润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是无效的。费希尔在很长时间以前已经在特雷诺的观点中遇到过这种理念，即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易策略比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策略更好，但他从未真正认可特雷诺这个理念的价值。
一如既往，费希尔认为，除非有一个有力的论据让你相信其他的观点，否则假定市场有效更为安全。问题在于，关于时间的价格应该是多少，理论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例如，简单的CAPM根本没有回答此问题。CAPM是关于某一时刻的均衡的，没有提及随时间流逝均衡怎样变化。在费希尔看来，LTCM的负责人在大量积聚风险，因为CAPM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时间的定价系统性地高于其价值。
费希尔的大多数同事从未理解为何他坚守CAPM，拒绝该领域明显的科学进步，他们将之归于十足的固执。他们同样不能理解的是，费希尔乐意同时持有最为古怪的思想，他们将之归结于缺乏训练，因而缺少明智的判断。费希尔留给同事们的明显悖论，即兼具僵化和弹性的悖论，就这样大抵被解释为一组个性怪癖。但从更深层次看，根本不存在悖论。费希尔认为，可获得的唯一安全的港湾即为CAPM；在发现了这个锚地之后，费希尔可以深入思考任何理念，不论它有多么稀奇古怪，也丝毫不用担心失去他的港湾。
费希尔是一位原创者，不过是杰克·特雷诺在他探索革命性金融思想的道路上为他设定了原创性，也就是让他认识到了CAPM。费希尔做了特雷诺从未做到的工作，但却是特雷诺而不是别人向他指明了需要做些什么。对特雷诺和费希尔来说，CAPM不仅与金融学有关，也不仅与经济学有关，它还与生活有关，也与政治有关。
1994年4月费希尔获得了霍拉法斯奖（Chorafas Prize）。费希尔预料到，由于手术，他不可能到瑞士伯尔尼去领奖了，所以他就“均衡与政治”准备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比以前更加尖锐地表达了自由主义政治观：“鉴于我经年研究市场，市场的适应性给我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我相信，金融和经济市场几乎每时每刻都能运行，无须政府的干预。确切地说，我认为政府的影响几乎总是妨碍市场本身的运行。一旦政府准备行动，人们就会施加压力，使政府按他们的利益行动。公共利益很快就被抛诸脑后。”
证据表明，费希尔不情愿地在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形成了成熟的自由主义观。年轻的时候，他是肯尼迪的支持者；中年的时候，他成为了约翰·安德森的支持者。自由主义观念是华尔街的共有文化，难道是在华尔街的经历改变了他？正相反，证据表明，是他在学术界的经历改变了他。费希尔说：“政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相信，这导致了大量福利损失。”费希尔始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他的自由主义首先包括思想市场的观念。后来他得出结论，他在学术界面对的障碍是政府对大学组织和机能的影响与“缓慢变化的大学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在我看来，许多这样的传统都过时了。”
被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选为“年度金融工程师”，并且也从手术中得到了充分的恢复，费希尔参加了1994年10月的年度会议，利用此机会就“博士教育、商学院和大学”发表了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大学体系与前苏联的大学体系非常相似，它们具有相似的问题……教学和研究过于整齐划一。它们没有对偏好和技术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实际上，它们设法把这转变为保存传统价值并避免流行风尚的优点）。最为重要的是，教学和研究简直花费太多了……依我之见，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不是过于理论化，或者过于数学化，或者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尽管所有这些确实是严重的问题），基本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研究，有错误的研究方式，因为政府、公司、基金会以及慷慨的校友支持它。”
费希尔继续说，创造一个更自由的思想市场的途径，是停止为新思想的生产提供补贴。他说，教授应该仅仅因为他们的教学而得到报酬，因为对研究不感兴趣的人将停止研究，对研究感兴趣的人无论如何都将进行研究，结果将给社会带来净收益。在思想市场中，相对于信息交易者有了更少的噪声交易者，因此可以预期市场效率将会提高。
费希尔听众中的学者们感到惊骇。费希尔在谈论他们！他在告诉他们的院长不再为他们的研究支付报酬！费希尔再一次成功地促使人们谈论。
当然，他们谈论的是他们自己，当谈论的时候，他们错过了费希尔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在他的金融工程师同行中，面对自己生命的可能终点，费希尔实际上在谈论自己。
很久以前，作为哈佛的一名本科生，费希尔认定自己不太在意怎样谋生，在大学教书或者在实务界工作都行，只要能为他提供时间和精力，让他能够进行想从事的研究。从那时起，这成为了他度过一生的方式。他从实务界（里特公司和金融合伙公司）到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回到实务界（高盛公司），但不论如何谋生，他始终都留出时间进行他视之为生命的研究工作。而且，他在一个背景下开展的研究项目，即使背景发生改变，他也会持之以恒地将其进行下去。
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知识策略。他不必感激任何人，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问题，使用对他来说似乎最可能成功的方法研究它们。他就是自己的老板。尽管有会让任何人分神的个人磨难，尽管有会使任何人意气渐失的观念上的拒绝，但他想方设法过他想要的生活。
费希尔·布莱克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但首先，自始至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位思想者。萦绕于心的最重要的思想，首先，自始至终，在任何情况下，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革命性的金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