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承认错误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判断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会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是对是错。我有一些见解，但我知道这不是最后的答案，我要一直重新评估，如果现实没有肯定我的预测，我就要重新审视。有时候也要否定自己的判断。所以这有助于帮我建立批判式思维，批判式思维可以防止我犯重大的错误。
当我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之后我能改正错误。我得到的主要教训和最重要的启示是，错误、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很重要。整个金融结构是建立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这一思想对于大多数人是很意外也无法接受的，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意外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组织都会有些错误存在其中，即使开始的时候是正确的，但过度依赖这一判断最终就会物极必反。这意味着，我们要时刻保持对主流意见的批判性思维，时刻注意错误可能会是怎样的。
——摘自2009年6月10日索罗斯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专访的谈话
背景分析
索罗斯17岁离开了家乡来到伦敦。尽管当时的日子穷困潦倒，他在颠沛流离中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并从此发迹。上帝并非一直垂青于索罗斯，其间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比如1981年量子基金的股价下跌了229%，自基金创立以来第一次没有赚到钱，1994年，索罗斯大量卖空德国马克，最后却损失了6亿美元，让索罗斯遭遇了“滑铁卢”。
失败并不止于此。1998年，索罗斯指挥量子基金“杀入”俄罗斯市场，但因俄罗斯无力偿还所欠债务，致使量子基金赔了近20亿美元；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索罗斯损失30亿美元……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一种耻辱；而对于索罗斯来说，认识到错误并积极改正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因为能够被称为是“伟大”的投资者，并不在于赚取了多少利润，而在于承认失败并从失败中受益，并逐渐变得更加强大。索罗斯就像一个斯诺克高手，虽然其中有几杆打臭了，但他最终仍然赢得了冠军。行动指南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敢于承认错误，把握住每一次机会，才能持续进步。7月2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面对现实，认识错误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一步。多数人以为，认错是羞耻的来源，但实际上，只要能认识“不完美的理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是人类的常态，就不会觉得认错有什么好丢脸的。无法改正错误才是羞耻。
认错的好处，是能保住自我，可以刺激并增进批判力，让你进一步重新检视决定，然后修正错误。我以承认错误为荣，甚至我骄傲的根源来自于认错。
我有认错的勇气。当我一觉得犯错，马上改正，这对我的事业十分有帮助。我的成功，不是来自于猜测正确，而是来自于承认错误。因为在不确定的年代，你需要有批判思考力，并且诚实地认错。我在事业上一直承受极大风险，如果不认错，铁定老早就被干掉了。
——摘自2008年7月索罗斯接受台湾《商业周刊》专访的谈话
背景分析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1982年到1987年，美国的股指便一直上扬，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种繁荣吸引了大量逐利游资疯狂抬高股价，一个虚假的大泡沫慢慢制造起来。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崩盘。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便重挫50832点，跌幅达2262%，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8的5 000亿美元财产瞬间蒸发。巨大的恐慌在投机者心中蔓延，任何试图使其稳定下来的努力都失败了。同样，做多美股、放空日股的索罗斯也未能幸免。在股市崩盘当周，索罗斯承认自己看错，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索罗斯因此在一天之内损失了两亿多美元。根据当时的预估，不到两周内，他领导的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跌幅17%的美国股市。
索罗斯此后的教训是：及时撤出市场减少进一步损失，只有保存了卷土重来的竞争实力，才能东山再起。面对投资失误，索罗斯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投资反思，然后休整队伍重新杀进动荡无序的金融市场。在经历了10月份的惨败之后，索罗斯重新调整方向，1987年仍使量子基金的增长率达到141%，可谓奇迹。行动指南
赔钱是市场投资交易不可避免的，有赢自然有输，关键是要保有继续交易的资本。7月3日危机来自自身漏洞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由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引起的，而是源自金融体系本身的漏洞。目前的主流观点是，金融秩序正在获得调整，金融市场和体制也在证明，有效管理市场体系非常重要。
我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我们金融市场没有达到平衡。经济学家想要提出一种理论对现实社会作出评估，但他们不知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差异，自然科学更重视认知理论，而人文科学中，参与性思维会影响认知的链条。
——摘自2009年6月7日索罗斯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演讲发言
背景分析
索罗斯有一个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很叛逆的观念，即认为市场是“非均衡的并且是非理性的”。这个思想的真正成熟是在索罗斯开始从事套利交易员的工作之后。当时，深受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开放社会”观念影响的索罗斯，从金融市场的变化多端中找到了波普尔理论的一个缺陷。
波普尔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和原则来加以研究对待。而在索罗斯看来，金融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学，而是心理学。自然现象可以有较为清晰的因为A所以B的因果逻辑关系，但在有人参与的社会活动中，由于人自身就是影响因素之一，是无法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由于供求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市场影响，所以大家得到的将是趋势，而不是均衡。均衡市场对投资者来说没意义，均衡市场只能赚平均利润率，这样存款就行了，用不着投资。据此索罗斯提出了他独特的一套反身性理论，也正是这一理论奠定了他一代金融宗师的地位。行动指南
出现问题不能找借口，也不能推给别人，要先从自身找原因，在自我反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7月4日抓替罪羊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责我操控货币等，事实上，这是马来西亚、泰国政府犯的错误。他们指责像我这样的人是投机商，其实是因为他们把货币保持在了错误的价值上。所以，我把这些指出来了，最后，马哈蒂尔也承认了，他们明白了。事实上，我们都是根据良心、根据游戏规则来运作的。
我能理解，责怪别人比责怪自己要容易。当被指责的时候，我不太高兴，但是我接受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事实。而且我能理解很多人反对我的思想，因为他们不想听到事实，而是想操控事实。所以，我会说一些不适合他们的话。因为作为统治者，他们要让人们相信：他们是正确的，我却说没有人能一直正确，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他们随时可能会犯错误。
——摘自2009年6月10日索罗斯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的谈话
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前景乐观的东南亚国家为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但被经济繁荣的光环迷惑了双眼，其经济增长并非基于实业投入产出的增长，而是过度的资本投机造成的虚高。
初期，曾有货币经济学家提醒东南亚诸国的货币几乎已裸露在国际游资面前，一旦受到冲击就极有可能发生金融动荡。然而，东南亚各国领导者陶醉于经济奇迹，都没有重视这个危机前的提醒，反而继续鼓吹过热的经济。巨大的金融漏洞没有逃过索罗斯的眼睛。
1997年，索罗斯筹集资金，向泰铢发起了“飓风”攻击，其他交易商也推波助澜疯狂卖出泰铢，使泰铢汇率狂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一下子被国际投机家卷走了40亿美元。狠捞一把的索罗斯，又扫荡到邻近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导致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等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都化为了灰烬，许多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对于自己的投机行为，索罗斯说，错在政府而不是投机者，自己只是“替罪羊”，宣称自己永不犯错是没有意义的事。主管当局总是指责投机客，却不愿花心思自我检讨。索罗斯用一场“血腥的金融打击”狠狠地抽了政府官僚一记耳光。行动指南
投资游戏中，在追究责任的时候，需要做的是完善规则，而不是找替罪羊，一味谴责利用规则漏洞的人。7月5日病急不可乱下药雷曼兄弟的破产是转变局势的事件，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暴涨，而此类合约的大空头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着违约逼近。结果，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不得不赶去拯救。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雷曼兄弟是商业票据的主要庄家和大券商。如果一家独立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雷曼兄弟的票据，但没有巨富投资商可以求助，它将不得不“跌破基金净资产”——停止按照票面价格赎回自己的份额，这在储户中引起了恐慌，到9月18日为止，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风潮已经越演越烈，这轮恐慌扩展到了股票市场。美联储被迫将担保对象扩展到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以中止金融股票的空方抛售，财政部则宣布为银行系统提供7 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这让股票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保尔森的7 000亿救助计划构想错误，或者更恰当地说，他根本就全无构想。奇怪的是，财政部长完全没有为自己决定允许雷曼兄弟破产所带来的后果作好准备。在金融系统崩溃的时候，他冲到国会，并没有想清楚怎么使用自己要求得到的资金。他只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制订一个类似于1980年代的《清款信托计划》，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并且最终处理了来自破产的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
因此保尔森要求全权处理，包括不受法律掣肘。不出所料，国会拒绝赋予他这种权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论证说钱该花在给银行注入股本而不是剥离有害资产上。最后，保尔森同意了这种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恰当地去执行它。
——摘自2009年2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的《反思2008的崩溃风潮》
背景分析
作为2006年加入美国政府的共和党人，来自华尔街的亨利·保尔森曾任美国财长，有着经验丰富的职业生涯，他对美国纷繁复杂的金融体系了如指掌。保尔森曾一相情愿地认为政府无须出手，依靠市场的力量即能处理雷曼兄弟的财务问题，但是他错了，雷曼兄弟的倒台引发了一场“雪崩式”的连锁反应。大惊失色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不再淡定，打破一切传统“清规戒律”，运用一切权限内的手段救市。为了能与议员们尽快达成救助共识，保尔森早早地先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证监会主席考克斯商谈应对之策。但他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粉饰救助计划，甚至在计划连名字都没有的时候就直奔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