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三回用《西江月》二词批评贾宝玉，第二阕曰：“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就因为他具有这种柔性的却是强大的拒绝力量。这一重要哲学意蕴，还可以做另一种表述，即曹雪芹意识到“了”（死）的必然后，对于活着时什么才是“好”（生的意义）只交给自己来评判和女儿国的恋人们来评判，而不是交给上帝评判（曹雪芹没有上帝），不是交给释迦牟尼与元始天尊评判（见第二回，曹雪芹让宝玉表达了这一个价值位置：“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也不是交给孔夫子的道德法庭去评判。
最后这一层，只要看看《红楼梦》中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忠臣烈士的嘲讽就可了解。既然不是把生的价值交给他者去裁决而是由自己来决定，那么曹雪芹就让宝玉选择了一种守持真情真性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一种荷尔德林式的诗意栖居的方式：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曹雪芹比荷尔德林年长50岁左右，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两个分别位于东方与西方的天才都是大诗人与大思想者，尽管宇宙观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荷）崇仰上帝，信奉神，充满承担苦难之心；一个（曹）没有上帝，没有神像崇拜，但也有大慈悲之心，但都追求诗意栖居和澄明之境，都追求守护生命的本真本然状态。荷尔德林的本真状态紧连着神性本源，曹雪芹的本真状态则更多的是“无识无知”的生命自然状态，即赤子状态，这是婴儿般的存在方式，老子所呼唤的那种至真至柔至朴的状态。
因此，展示在《红楼梦》世界中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它称为贾宝玉方式和甄宝玉方式。（第一百一十五回）他俩相逢时，产生存在方式的冲突，在甄宝玉看来，贾宝玉的方式是“错误”的，他希望贾宝玉能“浪子回头”，所以对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着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甄宝玉这一席对贾宝玉的忠告，在世俗社会的眼里，属于天经地义。
他要贾宝玉显亲扬名，言忠言孝，立功立德，走上“致仕”之路，认为年少时代的那种天真无争状态乃是“迂想痴情”，万万要不得。而贾宝玉呢？他觉得甄宝玉所讲的是一派酸论，对他来说，恰恰要保持少时的本真本然，拒绝走入功名泥浊世界，才是此在的澄明之路。贾宝玉与甄宝玉的冲突，正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既然人生那么短暂，人必有一死，那么，该选择哪一种活法，是如甄宝玉那样，按照势利社会所规定的路向行走，生命受“显亲扬名”理念的主宰与编排，还是选择贾宝玉的活法，按其生命的本真本然与天地万物相契相容，拒绝进入常人俗人追逐的人生框架？对于这个问题，曹雪芹以他整部小说做了回答，这就是甄不是真，甄宝玉的生活不是诗意的生活；而贾不是假，唯有贾宝玉才是诗意的存在。所以曹雪芹让贾宝玉回避进入任何权力框架而生活在大观园的诗国中。
这个诗国，其公民都是净水世界的主体。这是建构在泥浊世界彼岸的另一个国度，是曹雪芹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诗人只有情性，没有理性。贾宝玉所以追逐这个诗国而且深深敬爱诗国中的首席诗人林黛玉，就因为林黛玉从来不劝他走甄宝玉的那种仕途经济的道路。大观园里的诗国，作为曹雪芹的乌托邦，是《红楼梦》中几个基本大梦之一。照理说，人间当是一个能够让诗意生命自由存在的诗国，但是恰恰相反，诗国只是一种梦。现实世界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名利场，是一个诗意生命无法生存的荒诞国。所以首席诗人林黛玉最后连诗稿也焚毁了。诗意生命一个一个毁灭，最后作为诗国唯一男性的贾宝玉也出家远走。曹雪芹与荷尔德林一样，希望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并设计了让诗意生命立足的诗国，但是最终又了解，这诗国不过是浮生一梦，太虚一境。
看透人必死、席必散、色必空、好必了之后，此在的出路何在？除了这一哲学难题之外，曹雪芹的另一个哲学焦虑是：在破对待、泯主客、万物一府、阴阳无分之后怎么办？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既然打破一切是非、真假、善恶等世俗判断，既然一切界线都打破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为“美”的毁灭而伤感？而“恸倒”？为什么放不下那些诗意女子，缅怀歌哭闺阁中的历历诸人？为什么不为薛蟠、贾环等最后如何死亡而操心？正如“空”后是否还得“有”的难题一样。这个难题是破了一切“对待”之后，是否还有最后一种对待是需要持守的？也就是说，倘若世界真是以虚无为本体，一切色相都是幻象，那么，连林黛玉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情感存在也不真实吗？是不是也要像消泯一切是非、善恶界线一样最后也消泯美丑界线。不二法门到了这里是否还有效？曹雪芹在此问题前面显然是有徘徊、有彷徨、有焦虑的。所以他一方面是那么喜欢庄子，不断地阅读《南华经》，另一方面却对庄子也做出调侃与质疑。最明显的是第二十一回所描写的宝玉与袭人口角之后，于“闷闷”之中读了《南华经》，看到《外篇·胠箧》，其文曰：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 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宝玉读后，意趣洋洋，趁着酒兴，提笔续道：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这一续篇，真的仅仅是在宣泄自己一时的闷气吗？真的是显露贾宝玉冷酷冷漠的一面吗？真的如刘小枫所说的，这是“新人”（贾宝玉）在劫难世界中终归要变成无情石头的证物吗？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当“情”愿遭到劫难世界的冷落和摧残，曹雪芹的“新人”马上就转念寂寞林。下面这段冷酷的话出于这位“新人”之口，而且并非在情案结束才说，是相当耐人寻味的：“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这话出于“补情”者之口，难道不令人目惊口呆吗？它已经暗含着，人降生到劫难的生存世界中只为了“还泪”是合理的循环。
曹雪芹的“新人”终于在劫难的世界中移了“情性”，重新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石头。夏志清教授曾精辟地指出：宝玉的觉醒含着一种奇特的冷漠。与宝钗相比，他显得那样苍白。宝钗甘愿放弃夫妇的性爱，只希望宝玉仍旧仁慈并关怀他人。她最后的惊愕是，一个以对于苦痛过度敏感为其最可爱特质的人，现在竟变得冷漠至极。夏志清教授据此提出的询问相当有力：“在宝玉精神觉醒这个戏中的悲剧性的困难是：无感情是一个人精神解脱的价值吗？知道一个人的完全无力拯救人类秩序的爱和同情较好呢？还是知道获得精神解脱后，一个人只变成一块石头，对周围的悲苦无动于衷仍追求个人解脱好呢？”（见《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332—333页。）
我的阅读心得与刘小枫先生的心得不同。我恰恰读出曹雪芹在续篇中对庄子的调侃与提问，这就是：你在泯灭生死、主客等界线乃至主张“绝圣弃知”的时候，总不能也泯灭美丑界线，总不能也“绝林弃薛”、“焚花散麝”吧？！林黛玉读了之后也只是轻轻地回了一绝，取笑宝玉“丑语怪他人”（第二十一回），并不真的生气，她知道宝玉在说些什么。曹雪芹在这里采取把“齐物”推向极端也推向荒谬的文本策略，从而肯定美丑二分的最后界限（否定“美恶相类”）。而这正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最后立场：在消解了一切世俗判断之后最后还留下审美判断。没有这一判断，文学也就没有立足之地。其实，庄子、禅宗也守住了审美这一边界，只是没有做出告白而已。无论是庄禅还是曹雪芹，他们都从一切现实关系和现实概念中抽离出来，然后对世界万般采取审美的态度，不做是非判断者，只做美的观照者和呈现者。这不是对世界的冷漠，而是对世界的冷观。
4《红楼梦》的哲学境界
（一）《红楼梦》与中国哲学 (5)
笔者曾说，贾宝玉修的是爱的法门，林黛玉修的是智慧的法门，因此最高的哲学境界总是由林黛玉来呈现。小说中有那么多诗词，诗国也进行过那么多次诗的比赛，但写得最好的诗总是属于林黛玉。林黛玉无愧是诗国中的第一诗人。她的诗所以最好，是因为境界最高。就长诗而言，《红楼梦》中写得最精彩的是林黛玉的《葬花吟》和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