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推崇荷尔德林，把这位被埋没于历史尘土中一个多世纪的重要诗人与哲学家重新开掘出来，并把荷尔德林的“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作为自己的一个哲学指向。笔者在“红楼四书”中也多次把荷尔德林与曹雪芹做了比较。认为这两位身处地球东西不同方位的文学家都向往着诗意的栖居，都属于隐逸性诗人。整部《红楼梦》所追求的“梦”，就是诗意恋情、诗意栖居和诗意生命永存永在的梦。小说展示的生活包含两大层面，即平常栖居层面与诗意栖居层面。两种生活背后是两种生命状态与两种人性状态的永恒冲突。当然，《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它远比我们的概述丰富得多。
即便是世俗平常栖居状态，它也展示出各种细微差别，本身也有许多层面，例如贾赦与贾政，贾政与贾环，贾珍与贾蓉，王夫人与赵姨娘等的栖居状态虽都世俗，但很不相同，这里还是有雅俗之分、文野之分、正邪之分、贵贱之分。不过，如果用大观眼睛加以观照，还是可以看到平常栖居与诗意栖居两大栖居状态具有质的差别，因此，其冲突就不可避免。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虽然身处世俗世界，也有世俗栖居的一面，尤其是贾宝玉，更是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人物如蒋玉菡、柳湘莲、云儿等有交往，但他们都始终向往、追求诗意的栖居。在可视的层次，他们建诗社、作诗词、谈恋爱等等，都是对世俗生活的跳出；而在不可视的层次，他们的忧烦内心，梦游太虚，谈禅悟空，憧憬大自由与大自在，更是对世俗栖居的超越。作为异端性的“槛外人”，他们对槛内的世俗规范、世俗理念、世俗功利的栖居状态不满，所以才以“富贵闲人”自居，在富贵闲散中与泥浊世界拉开距离，这种槛外的追求，也正是对诗意栖居的尝试与向往。把曹雪芹与荷尔德林放在一起比较，不仅会发现双边的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会发现人类的大梦可以相通，即人性的向往可以相通。
但是，曹雪芹与荷尔德林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点又有区别，这里的关键是荷尔德林具有上帝神圣价值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则完全是中国文化背景，包括本属于佛教的禅宗，也是中国文化化了的无神论背景。关于荷尔德林不同于中国庄禅的要点，刘小枫在20年前已经揭开。他在《拯救与逍遥》的第二章中，把荷尔德林与陶渊明做了比较并涉及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之诗意栖居与曹雪芹之诗意栖居性质完全不同，也就是诗意生活、诗化生命的尺度不同：荷尔德林的尺度是神性，陶渊明的尺度是自然性。在荷尔德林看来，存在的充分敞亮和人类的诗意栖居都离不开神性的圣爱，离不开神性的价值尺度，而这种神性并不是天地人自身的本然性规定；以庄子为哲学基点的陶渊明的尺度却只有天地人本身，是神缺席下的自然生命。刘小枫讲的是陶渊明，但也可以说，讲的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的诗意栖居内容恰恰是回到自身的本然性规定，尽管桃花源与大观园又有区别。小枫说：
荷尔德林“恨沉醉像恨严寒”，不能容忍那种无所住心的冷静的理解，当然也更不会容忍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式的淡泊。他对诗人的要求是“要热爱诸神并且友善地想到世人！”只有虔敬的人、头上有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荷尔德林最害怕的正是清冷而不知祈祷的灵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心渴望着在月光下与人、与物结为姐妹。我几乎相信，我实在是出于纯粹的爱才迂腐不堪。我并不胆怯，因为我害怕现实摧残我的情怀。然而我确实胆怯，因为我害怕现实摧残我热忱的关注，因为我正是靠这种关注来与别的什么事情取得联系；我担心我内心中热忱的生命会被冰冷的日常生活所冷却。”
荷尔德林的担忧与陶渊明的担忧不是判然有别？这两位大诗人对现实的畏惧不是判然有别？一个要维护“热忱的关注”，维护“纯粹的爱”，一个要“去情无累”，不喜不惧；一个害怕冷却，一个渴望冷却。毫不奇怪，这两位大诗人要返回的本源呈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陶渊明要返回的是无象无迹无知无情的原始自然本体，返回混沌未开的本然性自然；荷尔德林要返回的是浸透着爱的温柔的神性本源，返回神灵光照的超自然性的家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之路。
这种本质上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上。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是本然性的大自然，本然性的天地形态，在那里，和谐和宁静是自然性本的和谐，自然性本的宁静。荷尔德林所崇尚的自然是神性化的大自然，有神灵居住的天地形态，在那里，和谐和宁静都体现出神圣的温馨和神性的光照。自然的宁静和恬美的本质中因而有超自然性的意味，它不仅给人自然性的慰藉。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笫252—253页。
应当说，小枫非常准确地指出荷、陶的根本区别，因而也非常准确地为我们说明了荷尔德林与曹雪芹“诗意栖居”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基点。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要进入的问题是，诗意诗化的标尺是不是只有一个“神圣价值”，即上帝的神性标尺？陶渊明与曹雪芹在上帝缺席条件下的生活，是否也有诗意的可能？换句话问：除了上帝的存在使人的诗意栖居成为可能，那么，人自身存在的本真状态是不是也会使诗意栖居成为可能？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