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一）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
今天讲的题目是“双典批判”。
所谓双典，指的是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作品《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所谓批判，是指文化批判，即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评。
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其批评标准，一是考察文学的精神内涵；二是考察文学的审美方式。我所理解的文学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心灵；二是想象力；三是审美方式。文学批评乃是对这三者的把握。而文化批评的对象则是蕴含于文学作品文本中的文化意识。它只涉及精神内涵，不涉及审美方式，它与心灵有关，但与想象力、审美形式无关。换句话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必须悬搁审美形式、想象力等要素，而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对“双典”的批判，正是对其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批判。
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判，都是一种判断。前者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后者的重心是伦理判断（善）。审美判断不设置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它的基本性质是康德所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所谓无目的，是指无直接的、具体的功利目的，即无世俗的政治目的和道德目的。但是，它又合目的性，也就是符合人类生存、温暖、发展、延续的总目的，也符合人性向直向善向美靠的总趋向。因此，真正美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最广义的善。文学“以美储善”，指的正是广义的善；说文学不是以美“扬善惩恶”，指的是狭义的善恶。文学不可把自身蜕化为道德说教。
伦理判断不同于审美判断。它是“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它不隐瞒自己的伦理目的。伦理作为巨大的体系，它至少应做政治性伦理（以“正义”、“权利”为目标）和宗教性伦理（以“善”为目标）之分，两者均有鲜明的价值内涵，因此，伦理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判断。文学批评乃是审美判断，它的出发点是艺术感觉，不是概念，其关键是进入文本展示的审美世界，领悟其中的心灵内容和审美特点，不做政治道德价值判断。而文化批判则要把作品中的伦理内涵抽离出来，作为审视对象。它的批评出发点不是艺术感觉，而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规范，即最广义的“善”。
初步区分之后，我们又会发现，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都涉及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两者又有交叉与联系。以日本当代文学为例，要说文学的震撼力与影响力，首席作家应是三岛由纪夫。但是，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批评家们宁可把光荣授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不能给予三岛由纪夫，这是因为三岛的暴力倾向，特别是他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不符合诺贝尔的价值理想（可理解为最广义的善）。尽管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具有艺术魅力，但他的暴力主义价值观恰恰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承认三岛由纪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有魅力的作家，但完全不能接受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意识。相应地，我们也会做出判断，他不属于托尔斯泰这种建构精神高峰的伟大作家。
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不愧是文学经典。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将而有一百零八个样。仅此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除了塑造一百零八个个性形象，还写了其他数百个人物，要驾驭这么多形象，很不容易。文学批评既带有主观性，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标准。文学作品确实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分。“劣”的小说写一千个人物，也是“千人一面”；“优”的小说，哪怕只写两个人物、三个人物，也是两个人两个样，三个人三个样。《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人物，能写出一百零八个样，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文学才能。金圣叹称之为“大才子书”，它当之无愧。我们对《水浒传》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其文学杰作的前提下进行。
《三国演义》也是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语言、结构、战争场面描写等方面的艺术成就，评价高低不一，但它塑造的人物形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应当承认，写得非常成功，其主要人物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孙权、张飞、赵云、周瑜、吕布、鲁肃、司马懿等，个个都可称为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形象。成书几百年后，这些形象没有被时间所冲淡，仍然活生生地站立在亿万中国读者的眼前，这就很了不起。这部小说的战争场面、战争前后的斗智场面、宫廷斗争场面以及种种阴谋诡计都写得十分精彩，令人难以忘却。像貂蝉这样一个“佳人”打败两个“猛人”（董卓、吕布）的场面，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未曾见到的美人“与狼共舞”的艺术性很强的场面。
这位美人在极其阴险的场景中上演的是东方“阴谋与爱情”的政治戏，随时都可能人头落地，但她冷静应对，展示其千姿百态，无论是故作悲伤状、故作惊讶状，还是故作自杀状，皆装得出神入化，无隙可击。小说描写她“大闹凤仪亭”，对吕布又是言情，又是提醒，又是逼迫，又是装着要跳水自尽，刺激其自尊心，每一步都在俘虏吕布和离间吕布与董卓的关系。这种美人征服英雄、弱女子捕获凶猛虎狼的戏剧描写，的确引人入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看，应当肯定，这种叙事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如果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上看，我们则会发现貂蝉这个女子只是政治马戏团里的精彩动物，她很漂亮，很聪明，但没有内心，没有个体意识，没有自由意志，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权力较量的棋子，并无自身的灵魂。说到底，她只是一个忠于主人（王允），甘心以姿色和身体报效主子的女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中国小说的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故事阶段；二是话本阶段；三是叙事艺术阶段。双典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叙事艺术的成熟时期。所谓叙事艺术的成熟，是指小说写作已有语言的自觉、结构的自觉、手法的自觉，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自觉。中国向来都把诗歌与散文视为文学的正宗，戏剧与小说则属邪宗。《水浒传》、《三国演义》问世之后，被视为“大才子书”（金圣叹评语），小说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作为文学作品，今天我们仍然应当肯定它的杰出性和艺术魅力，不可否定。然而，正因为双典具有艺术魅力，蕴藏在作品中的毒素就更难发现发觉，危害就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愈是经典，愈要批判”的理念是对的，不管这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这一理念的意思是说，因为经典作品带有巨大的艺术性，因此在时间风浪的刷洗中其魅力一直经久不衰，读者按其习惯性的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欣赏的快乐中已遗忘叩问与质疑，在无意识中已完全接受经典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毒素。这种毒素影响之大，是一般性作品无法比拟的。正是这样，对经典进行必要的批判，指出经典中的黑暗面，质疑其价值取向的严重问题，便成了当代文化人的重要使命。
因此，我们可以承认《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有才气，是有艺术魅力的大才子书，但是，又要拒绝这两部作品今所蕴含的毒气与血腥气，从价值观上指出：这两部作品，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水浒传》、《三国演义》大约产生于明代永乐之后、嘉靖之前，即公元1522年前后。500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不乏见“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地狱之门。
（二）天国之门与地狱之门
以往谈论中国古典小说，总是笼统地讲“四大名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或五大名着（再加上《金瓶梅》或《儒林外史》），没有分清这几部名着在精神内涵上的巨大差异。以《红楼梦》为坐标，《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它的区别可用“霄壤之别”与“天渊之别”来形容。袭用这两个常用的概念来描述还不足以反映笔者个人感受到的差异。因此，我必须借用西方两个着名的雕塑的名字来表述。一个是15世纪意大利基伯提所作的《天国之门》，另一个是法国罗丹所作的《地狱之门》。对于中国人的人性之路而言，《红楼梦》可称为“天国之门”。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对自身动物性的理性提升与诗性提升。人怎样从欲进入情又从情进入灵？《红楼梦》全做了回答。如果“天国”是指美好人性的终极归宿，那么《红楼梦》正是导引我们走向天国的“天国之门”。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即帮助我们走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地狱的诗意生命。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中国人如何走进你砍我杀、你死我活、布满心机权术的活地狱？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变性、变态、变质？就通过这两部经典性小说。
罗丹的《地狱之门》，创作了37年，直到逝世还未完成。创作的灵感首先来自但丁，据说，坐在地狱顶上中央点的“思想者”就是但丁。但丁在《神曲》的开篇里，根据贝阿特丽采（以往的情人，现在的女神）的嘱托，跟随诗人维吉尔来到地狱的门口，看到地狱之门刻着可怕的铭文，也就是地狱的定义：“从我这里，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恒痛苦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劫人群的道路……你们走进这里，就放弃一切希望吧。”按照但丁的定义，地狱便是希望之死，地狱之门便是毫无希望之门。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地狱之门，也正是说，如果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两部经典的巨大病毒，继续在其中沉浸，那么，中国的人性将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