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对鲁迅的评价显然太多偏见。以对鲁迅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而言，这是一部文学史家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最卓越的作品，其精神内涵一直让人阐释不尽。通过一部中篇小说，就如此深刻地展示中国的集体无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写作奇观。关于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问题，自从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国的一些外国思想者就不断地进行探索。什么是中国民族性的负面形态？许多思想者都有所感觉但又捕捉不住，而鲁迅却创造了阿Q这一“灵魂意象”，把中国的病态集体无意识概括无遗。其中的“精神胜利法”更是麻木灵魂的形式。鲁迅既有巨大的思想发现，又有巨大的艺术发明，这是一项卓绝千古的文学成就。这一创造，带有很高的难度。其所以难，一是发现与把握国民性弱点的内核很难，二是要把它表现得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很难。但鲁迅在这两个方面却克服了困难，既表现得很深，又表现得极为生动。然而，面对这一精彩的文学存在，夏先生却以鄙视性的口吻做了这样的评述：
《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这些缺点，可能是创作环境的关系。鲁迅当时答应为北京的《晨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幽默小说，每期刊出一篇阿Q性格的趣事。后来鲁迅对这个差事感到厌烦，就改变了原来计划给故事的主人翁一悲剧的收场，然而对于格调上的不连贯，他并没有费事去修正。
把结构的完整说成“机械”，把人们公认的幽默说成“插科打诨”，把打破大团圆结局的悲剧收场说成“格调上的不连贯”，这已经很过分了，接着，夏先生连阿Q这个名字也讨厌。他说：“阿Quei这个名字被缩写为阿Q，因为作者故弄玄虚、自称决定不了用那一个作‘Quei’音的中国字。”这种批评法显然过于情绪化。而夏先生这些情绪均来自一个前提，这就是鲁迅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共产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一章（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对鲁迅进行政治判决：
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一九三六年逝世之后，他的声誉便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有关鲁迅的着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着，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年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的反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于从未轻易捧同辈人的毛泽东，也在一九四○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
鲁迅生前确实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对它寄以希望，他死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确实被当做历史的傀儡，被政治权力斗争所利用。这是鲁迅的悲剧。然而，一个作家只能对自己的作品的艺术负责，不可能对作品产生的意外效果负责。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一回事，作品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另一回事。这正如《圣经》是一回事，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是另一回事，基督无法对宗教迫害异端一事负责。严肃的文学史书，应当给构成文学史的作品以公正的评价，始终把文学质量、文学水平作为评价标准，承认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不应当因作家的政治态度而影响对作家作品的估量。可惜，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标准太显露了。当他在反对大陆用政治意识形态否定一群作家的时候，自己却陷入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中，用“共产”与“非共产”进行政治分类，进而又影响艺术判断。凡是非共产作家，则竭力拔高膨胀；凡是共产作家，则竭力贬抑嘲弄。鲁迅、丁玲的不幸是先被规入共产作家然后再给予否定。除了鲁迅、丁玲之外，其他被纳入共产之门的作家也同样被嘲弄得不堪入目。其中一个大不幸者，是赵树理。
《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惜用“蠢笨”、“小丑”这样的非文学评论字眼来描述赵树理：
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故事，而他的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产仁爱的杂拌而已。
赵树理不是不可以批评，赵树理现象在今后的文学评价上还会有争论。笔者曾写作过若干关于赵树理的文章，既充分评价赵树理的成就，也批评过《李家庄变迁》的某些离开人性的细节，但是，夏先生对赵树理这种居高临下式的冷嘲热讽，以至用“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这种损害作家人格的语言来形容赵树理，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文学批评的严肃性既体现在不可随意美化一个作家，也体现在不可随意丑化一个作家，既不可“捧杀”，也不可“扼杀”。夏先生对赵树理的评论，显然缺乏评论者与作家“人格平等”的态度和批评的严肃性。
倘若我们不计较夏先生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而面对真理思考，又会发现夏先生的评论离文学事实太远。说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实在糟不堪言”，说赵树理的小说文笔是“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这符合事实吗？恐怕不符合。
关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中国着名的已故当代作家汪曾祺1987年在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说：
……这可以讲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干，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参见《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小说创作成就卓着，在赵树理被整死20年后，他却如此诚挚地推崇与怀念他，称他是“非常可爱的人”。这种情感不仅属于汪曾祺一个人。我相信，许多中国作家与评论家都深深怀念赵树理，并会确认他是一个极为正直又极有智慧和尊严感的作家。汪曾祺在西方这两所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此题目下，他推崇的书面语言是鲁迅语言，推崇的民间语言是赵树理。汪曾祺的看法反映了许多真懂小说的作家学者的看法。赵树理的小说至今仍被大陆许多作家所称赞，就因为赵树理的语言存在确实是一种鲜活的、独创的存在。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也产生过不少描写农民生活、乡村生活的作品，鲁迅、蹇先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他们是知识分子写农民，用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农民，描写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语言。到了赵树理，才发生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用农民的眼光看农民，而且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因此，这种语言就特别生动而富有泥土气息，完全摆脱知识分子的腔调与酸味，它确实给文学艺术注入一股新风。环顾世界文学史，我们还找不到类似赵树理的这种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学和如此别开生面的农民语言。
考虑到当代年轻读者离赵树理较远，我们不妨重温被夏先生诅咒的“引起周扬夸赞”的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看看它是不是“糟不堪言”。
他这样描写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儿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屯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写小芹，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最精彩的是写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区上去的那一幕：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了，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直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这是周扬引述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几段话。此外，周扬还引述了《李有才板话》的两段话，一段是土改积极分子小元本来和村里的兄弟“小字号人物”很亲近，得到小兄弟帮忙当了小官“科委会主任”后脸就变，还指派两个小兄弟给他锄地，于是，这两个便这么议论他：
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力气不能睡觉？”
《李有才板话》还写了一个“落后分子”老秦，他“吃亏，怕事，受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但他也有个好处，“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见《赵树理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