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所说的写英雄的弱点，也只是抽象地规定出来的人类永恒本性的弱点，是天性所赋予的、人物一出现就已经具备并且没有变动自由的弱点。这种主观规定的、凝固化的“弱点”，当然不会使人物性格个性化。托尔斯泰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见解，他说：“大家在描写人的弱点和人们可笑的一面时，都把它们转嫁到虚构的个性上去，这有时也会得手，看作家的才华如何，但大部分是矫揉造作的。”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因为某种弱点只适合于某种个性。”《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下册，第465页。像古典主义这样把某种弱点变成一种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弱点，而且不承认它在不同的环境层次中所产生的转化，那么，这种弱点就必然游离于个性之外，变成死的弱点，它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性格二重组合的一个有机成分。有些作者以为写了优点加缺点，就可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实，离有机组合相去还很远。
关于性格的流动性的说法，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认为人的先天性格不可变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就是性格流动性观念的反对者。
在这些反对者中，叔本华也是一个。他的性格不可变更的理论，达到了非常悲观的程度，他劝人们不要徒劳地想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性格。
叔本华把人的性格分为三个层次，即悟知性格、验知性格和获知性格。所谓悟知性格，就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先天性格，是人的最内在的本质，人自己所选定的“神明”，也就是意志。但是，人的内在本质要由他的行为的有联贯的系列才能得到完全的表现，验知性格就是这种表现，即意志的表现，意志的客体化。简言之，悟知性格，就是人的内在天性，验知性格就是这种内在意志的表象。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意志的客体化或意志的写照，验知性格也正是悟知性格的写照。悟知性格与验知性格的概念本来是康德提出来的。叔本华认为，提出悟知性格与验知性格之间的区分，是康德的重大贡献，他完全接受这种区分。他解释两者的界限说：“悟知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于一定个体中时，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的；而验知性格，当它既在行为方式中而从时间上，又在形体化中而从空间上呈现的时候，就是这儿出现的现象它自己。”本节所引叔本华语，均见商务印书馆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篇。
他进一步解释说，“悟知性格是超时间的、不可分的、不可变更的意志活动，而验知性格就是这种意志活动在时间、空间和根据律的一切形态中展开了的、分散了的现象。在一个人的全部行为方式中和一生的过程中随经验而呈现的就是这种验知性格。就像一棵树只是同一冲动在不断重复着的现象（这一冲动在纤维里表现得最为简单，在纤维组合中则重复为叶、茎、枝、干），人的一切行事也是他的悟知性格不断重复着的，在形式上有着变化的表现。我们从这些表现的总和所产生的归纳中就可得到他的验知性格。”叔本华认为，悟知性格就是人的整个性格的决定点，人的全部行为都是悟知性格所派生的。悟知性格是第一性的，而且是最原始的，它以人的欲求为自己的本质基地；而认识、行为都是第二性的，来自悟性性格。他认为，这种原始的欲求是不可变更的，尽管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有显着的变化，但不能由此推断人的性格也有所变化。因为凡是人从根本上所欲求的，也就是他最内在的本质的企向和他按此企向而趋赴的目标，绝不是加以外来的影响，加之于教导便可以使他改变的，否则，我们就能够重新再制造一个人了。
任何行为的变化，只是从悟性性格和动机的融合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这就是说，不仅悟知性格具有不变性，而且验知性格也具有不变性。总之，在叔本华看来，性格就是这样一种特性：它是超乎时间的，也是不可分的、不变的意志活动在时间上的开展，或悟性性格在时间上的开展，而一切本质的东西，亦即我们生活行事的伦理含义又不可移易地被决定于悟知性格，且随之而必然要表现于悟知性格的现象中，表现于验知性格中。既然悟知性格与验知性格都是先天决定的，命中注定的，那么，人只有任凭命运的宰割了。叔本华为了补救这个漏洞，又提出了“获知性格”的概念。这种“获知性格”，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对性格的自我认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具有获知性格就不是别的而是最大限度完整地认识到自己的个性。这是对于自己验知性格的不变属性，又是对于自己精神肉体各种力量的限度和方向，也就是对于自己个性全部优点和弱点的抽象认识，所以也是对于这些东西的明确认识。
这就使我们现在能够通过冷静的思考而有方法地扮演自己一经承担而不再变更的，前此只是没规则地（揣摩）使之同化于自己的那一角色；又使我们能够在固定概念的引导之下填补自己在演出任务中由于任性或较弱所造成的空隙。这样我们就把那由于我们个人的天性本来便是必然的行为方式提升为明白意识到的，常在我们心目中的最高典型了。”这就是说，“获知性格”乃是对悟知性格和验知性格“不变属性”的承认，并在世界上选择一种最适合于自己天性的角色的那种性能。这种性格的决定点，还是先天的悟知性格，还是承认悟知性格的决定作用。在叔本华看来，天赋的性格本质是根本无法改变的，性格不具有任何可塑性，任何改变自己性格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不了解性格没有可塑性这个道理，就会幼稚地相信可以用合理的表象，用请求和祈祷，用榜样和高贵的品质，随意使一个人背弃自己所属的类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脱离他的思想路线，甚至“增益其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还未具有“获知性格”，只有认识到性格的无可塑性，认识到自己欲求的是什么和能够做的是什么，不违背自己的天性，不对自己的性格施加压力去碰外界的硬钉子的时候，才算具备“获知性格”。
叔本华这种观点，其实是极端悲观的性格论。这就是说，人的性格只可认识，不可变更，只可了解，不可塑造。人应当承认自己先天的不足，默默地忍受上帝为自己塑造好的形象和安排好的命运，默默地扮演自己所担任的人生舞台的角色，哪怕是最倒霉的角色；不要相信“教导”，不要相信伟大榜样的力量，不要企图去做天赋禀性所不允许的事，不要让自己被一时的情绪或外来的挑动所误。这样，我们就会减少人生的许多痛苦，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
叔本华所鼓吹的这种“获知性格”，其实是把性格的不变性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比悟知性格和验知性格的不变性带有更顽固的力量。叔本华既然要求人都屈服于先天形成的性格的必然性，不承认任何性格的可塑性，这样，他就与我们的性格的流动性的命题相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是，叔本华根本不承认环境对性格的作用力，不承认时空的变异可以改变性格。这种理论并不符合人的性格发展的事实。任何人的性格都是可变更的。如果不可变更，世界上的一切教育都将成为多余。一对双胞胎，如果其中一个在动物的环境中长大，变成狼孩，另一个在人类的环境中长大，是正常的儿童，两个人的性格便绝不可能是一样的。难道狼孩的行为，只是他的先天的悟知性格的表象吗？
政治法庭与审美法庭
用政治代替艺术，从政治的眼光观照人物性格，便把审美评价变成了政治法庭。按照政治的价值观念，一个人物的身上愈是集中地体现本阶级的阶级特性和政治利益，就愈符合政治理想，就愈有价值。但政治理想并不等于审美理想，政治价值观念也并非就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例如贾宝玉并非我们今天的政治理想，但作为艺术典型形象，他依然是一种带有审美理想意义的艺术典范。我们从这个形象中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悲剧美，可以通过这个有限的形象感受到无限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内容，从而得到极大的审美满足。
用政治价值观念代替审美价值观念，最后导致要求人物性格的政治理想化，这正是许多人物形象性格不能感人的美学原因。如果混淆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界线，那就永远无法理解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由于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体现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按照政治理想的要求，在文学艺术中，愈突出某一阶级的代表，愈突出某一阶级或政治集团的英雄，愈集中某一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愿望，就愈合政治理想，也就愈有价值；如果一个艺术形象成为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治集团毫无缺陷的象征，那就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审美理想却不这样要求。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某一形象，尽管并非艺术鉴赏者的政治代表，甚至是艺术鉴赏者敌对阶级营垒中的人物，也可能获得很高的审美价值。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观照，他是一个野心家，不能肯定他的政治价值，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审美范围内，麦克白却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由于政治价值观念与审美价值观念很不相同，因此，艺术王国中便产生了许多在政治王国中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例如，唐明皇这个风流皇帝，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成为白居易的政治理想的，当然更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审美理想。但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却不仅把唐明皇和杨玉环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而且把他们的爱情加以升华，加以典型化，写出了动人心弦的千古名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诗句不知道拨动过多少有情人的心弦。这个时候，白居易不是从封建的或反封建的政治利害来考虑君王的爱情，而是从人类普遍情感的审美角度来处理这一题材，这就从世俗境界升华到了审美境界。
尽管这首诗里也有政治内容、历史内容，但这些内容都已审美化，都只是为了表现一种忠贞的爱情，不仅仅是帝王才有的感情。因此，无数非帝王的平民百姓在这首诗中同样能找到自己的心灵对应点，产生深深的共鸣。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恋之情，获得了普遍形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审美理想。人们厌恶、唾弃政治上的唐明皇，却喜欢、同情白居易笔下经过审美化了的唐明皇，并从艺术王国中的唐明皇身上得到了审美满足。如果我们不是从审美价值观念来衡量《长恨歌》，而是用政治价值观念来衡量，那就会认为白居易在歌颂帝王将相，从而轻率地否认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