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杂志在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连载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之后，我国文学理论界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在这场论争中，由于《红旗》杂志发表了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我的观点展开带有政治性的批判（认为我的观点“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因此，论争难以保持在学术的范围内。为了避免政治纠缠，我没有正面地与论敌展开辩论，也没有把我关于文学主体性的思索继续发表。现在，文学主体性问题已成了大陆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案，而我又赢得一种较为自由平和的人文环境，于是便再次直面这个学术问题。
主体性命题的文化背景：对心物二元对立
世界图式的怀疑
应当承认，我最初思索主体性问题是有历史的具体性的。
检查提出这一课题的学术动机，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对“人=人”（人等于人）公式的重新证明；二是对传统文化体系的扬弃；三是对大陆流行的哲学所描述的心物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的怀疑；四是对当代流行于我国的文学理论框架的挑战。
1“人=人”公式的重新证明
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后，严酷的现实使许多知识分子痛感到：人不能成其为人；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特别是属于领袖），属于组织，属于外在的政治运动；人的功能就只剩下“服从”，而失去主体“选择”的权利和功能。可以说，丧失主体选择能力，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巨大的精神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男人们在自我嘲讽，说自己处在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普遍犯有精神的阳萎病，其实就是指丧失自由意志的选择能力和这种能力的人格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先生曾作了一首题为《男旦》的诗，嘲讽中国当代男人变成了“男旦”，即变成无能的政治戏子，失去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力量，也就是失去人的主体性。
我现在要重新证明一个公式，这就是“人=人”的公式。这一公式，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先行者竭力加以证明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人并不等于人，只等于奴隶或奴隶也不如的牛马，所以他们谴责非人的社会和非人的文化。但在半个世纪之后，“人=人”的公式并没有确认，倒是“人≠人”（人不等于人）的公式以另一种形态出现。这就不能不逼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对一个简单公式做重新阐释，而且要冒着风险来阐释这个最基本的公式。
2对传统文化体系中畸形群体性的扬弃
五四运动前后，当时的新文化先行者就发现世界文化系统中东西方不同的两极，并朴素地把握这两极的基本差异，即从古希腊发端的西方文化，是张扬个性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张扬群体性的文化。这种精神遗传的两面性，反映人类的两面性。人类总是处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互相冲突的生存困境，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自由之后，发生的问题是个体自由的过分膨胀，并造成个体承担过重的压力和个体的变形和异化，因此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另一种思考。而中国文化则因为强调群体的互相依存的一面而取消了个性。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本世纪的下半叶，大陆又把群体性中的阶级性和组织性强调到极端，以为个性只能腐蚀高度集中的政权而没有看到个性在保持社会活力中的意义。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多种学科的角度为人的个性辩护，给个性重新寻找哲学的理由；在这个时候，主体性哲学便重新被注目。可以说，主体性命题的提出，是文化反思的结果。
3对心物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的怀疑
40年来在大陆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图式，这就是心物二元对立的哲学图式。这种图式认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物与心的关系，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物（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而心（意识、精神）是第二性的。第一性决定第二性。凡是按照这一图式去理解和描述世界的，就是唯物主义；相反，则是唯心主义。大陆的大学生进入哲学课堂，首先接受的就是被艾思奇所归纳的这一套哲学图式。
艾思奇讲的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比起机械唯物论，确有进步，因为它声明心物二元对立的哲学图式，并不意味着意识是对存在的机械复写；意识可以对世界（存在、物质）发生积极的反作用，这就是人的能动作用，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辩证唯物论归根结底还是自然本体论，即还是以自然——客观的物质世界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个体人的存在）、人类（整体人的存在）为本体。它始终无法真正认识人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么，人处于世界图式的何种位置上呢？这个问题便成了在一个既定的哲学模式中长期呼吸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考虑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通过重新阐释康德而对上述规定的世界图式提出挑战。他在1978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在1984年发表的《康德主体性哲学论纲》，重新提出主体性哲学问题。他的论文和书籍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类本体论代替自然本体论，恢复主体性在整个世界图式中的中心位置。康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本世纪初从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评介开始，康德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术界。但是，辩证唯物论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他的主体哲学被划为唯心论，相应地，他的主体性观念也未被中国哲学界所了解和接受。李泽厚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他力图把主体性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协调起来。实际上，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确实开辟了哲学的一个新世界；在这方面，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精神倒是倒退，而马克思早期对人的实践的强调，实际上又是对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回归。主体性本来就是实践的范畴，人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能充分显示主体性。
我的主体性观念，首先超越流行的传统哲学框架，超越认识论的范围，把主体性概念与主观能动性概念加以区别，把主体视为人的本体存在。这种区别有四个方面：
（1）主观能动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反作用，这是指人的意识对存在反映过程中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意识的功能，它属于意识的范畴。
而主体则不仅仅是意识。主体性也不仅仅是意识的功能。主体是存在的范畴，它不仅是意识对存在的积极关系，而且是存在本身，即人的本体存在。这就是说，主体性问题首先是本体论的问题，然后才是认识论的问题。只有当人作为存在面对世界时，它才表现出主体性。这就是说，主观能动性只是一种功能——意识的一种功能，人脑的一种功能。而主体则不仅是一种功能，而且是一种结构，是人的整个存在结构。在人的主体结构中，有意识的部分，也有潜意识的部分，还有非意识的生理部分。与此相应，主体性不仅是意识的功能，而且是指人作为存在的结构特征、全面功能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2）从本体论把握主体，确认主体是人的本体存在之后，主体性哲学又从价值论把握主体。价值论是基于主体需求而对客观世界的评价系统。以往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也有价值论因素（如立场、世界观），但这是社会功利价值论，而不是情感本体意义上的价值论。这些流行的价值论，忘记在各种价值背后，是人的本体价值，这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价值。同时，他们还忘记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存在就是为了存在。人的活动目的在于人，人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存在无论是寓于“现在”的时间形式中还是寓于“未来”的时间形式中，他的最高价值尺度始终寓于现存在的意义，即对现存在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从这一概念出发，主体本身就是价值的资源，就是基本的价值尺度。这一观念放在文学范围内，便确认从事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的主体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存在和价值之源，文学的本质就是实现主体需求、解放主体性的一种价值形态，而不是反映的产物，即不是意识对世界的能动反映的产物。这样，就不是把文学活动仅仅放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而且还放在价值论的范围内。
（3）打破对主体的考察的认识论局限，并不排除哲学认识论。我们只是反对把认识论理解为消极的反映论：消极反映论把意识理解为对某种实体的反映，而没有把意识活动视为一种创意活动和价值活动。其实，意识本身也是生命本体的一部分，意识活动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意识不但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传统哲学未摆脱“白板说”，而现代心理学则证明：人的认识是人的心理结构与对象同化、调节的产物）。
（4）既然主体是一种存在的范畴，不是自然的附属物，也不仅是意识的载体，那么，人与世界的整个关系也就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自然也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总之，不是被区分为第一性和第二性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存在对存在的关系，即确认人是作为一个存在整体并和世界平等地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的系统。基于这种哲学观点，人的创造活动，包括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就不再被认为是确定第一性、第二性的不平等前提下的意识能动作用，而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全身心活动。这个过程，是主体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的整体生命在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对应物，并在对应物中找到某种同构关系和获得表现的过程。
这样，对文学艺术的活动本质的认识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不是把文学艺术活动视为一种思维活动（意识功能），包括不是形象思维活动，而是人的全身心活动，是人的整个生命存在系统（包括意识系统，潜意识系统，生理感觉系统）的综合性活动。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结果，不仅仅是思维的结果，而且是人的全身心的结果，包括心理参与、生理参与（嗅觉、听觉、味觉等）的结果，包括意识层次和无意识层次参与的结果。总之，是人的整体存在创造的结果。正是这样，文学艺术活动乃是人的最全面的活动。和文学活动相比，人类的其他活动显得较为片面，例如物质生产活动，它主要是生理器官的活动；而科学技术活动，主要则是人脑进行思维的活动。与这种片面的活动相比，文学艺术活动则是人的各种功能的整体活动。即全身心、全人格、全物质、全精神的全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