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另一位现（John Royers Commons）代西方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站了出来，他关心的重点与凡勃伦有所不同，他更重视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通过“交易”这一基本单位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一起，并且法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益和谐理论和“法制决定论”之中。
康芒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康芒斯对“财产”、“交易”这些概念的深入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甚至对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法律、习俗也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自此之后，有无数的经济学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包括科斯、诺斯、布坎南、奥尔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张五常等等。
为什么要集中在制度上呢？法律与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呢？
传统的经济学家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完整、细致、甚至有些华丽的描述，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完成了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用科斯的话来说，“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现实中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法律是用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而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人们做出的立即行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人们试图建立一个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提供了一个塑造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诱因构架，其中法律、规定是正式规则，惯例、常理是非正式规则。
关于制度，也有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人们都赞成，之后只是慢慢地去完善它，比如说专利制度。也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就遭到了巨大的反对，人们只能在反对声中不断适应它。比如，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自始至终都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垄断法的对错涉及太多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制度呢？
什么是好的制度？
为了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善良的人们提出并建立了保送生制度，保举那些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直接读大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消除应试的片面性。可是，2000年发生在湖南隆回一中的作弊事件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高考保送制度的看法。隆回一中评选的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其中一名被学校推荐的学生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在日益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今天，原本出于好心而建立的制度却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制度错了吗？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
好的制度必须能够鼓励人们说真话。老师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让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因此老师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着的《犯人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790-1792年间，英国政府将流放澳洲的犯人交给往来于澳洲和英国之间的商船来完成，经常会发生因商船主或水手虐待犯人，致使大批流放人员死在途中的惨剧。后来大英帝国对运送犯人的制度稍加改变，流放人员仍然由于来往澳洲和英国之初之间的商船来运送，只是运送犯人的费用要等到犯人送到澳洲后才由政府支付给商船，仅就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几乎杜绝了犯人死于途中的事情。
好的制度能鼓励人们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率，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同人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通往奴役之路
说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做是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
但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效率低的根源在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就如同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里弦乐演员并不知道管乐演员会如何演奏，需要有认真周密的排练让每个人熟悉自己在什么时间演奏什么样的音符，并且在现场还需要有指挥的统一调度，当然每个演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影响演奏的结果。
然而，当某个演员的乐谱出现调整的时候，这将带来复杂的工作，因为这样的信息必须通知给乐队的每位成员，而且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重新排练，因此在交响乐团中使用价格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
尽管人们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理论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冯·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哈耶克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位曾经在奥匈军队服役过的军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44年，哈耶克用他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首印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因为当时纸张紧张，出版社的印量竟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一度曾在前苏联的要求下停止刊印，并长期将此书列为“禁书”。
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计划体制下，“最劣者爬得最高”，因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其“眼睛朝内”，还不如“眼睛朝上”。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
哈耶克与世长辞之后，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冯·哈耶克1899-1992。
当然，对于经济制度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这位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计划体制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问题。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着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是探索造就经济的富庶与贫困的原因，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