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不争而无尤，立于不争而有成。”这种不争的观点，是道家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争”是企业立业中的重要参照点（或者说是“辅助支撑点”）。“不争”所包含的实质内容，也可以说仍然在“企业立业之道”之中。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唯独最为赞美水，这是有道理的。在圣人的眼里，水具备了那么多美好的“水德”，确实是值得从其中领悟做人的道理和立业的道理。“不争”，是美好“水德”的又一个品质。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个“不争”，一是指水利养滋润了万物，而又并不从万物那里争取任何利益自己的东西，没有私利可言；其二指的是“与世无争”，不仅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事物那里不争，面对世间一切，它都不争，这就是“无欲”，对世间一切都无所求。这样的品质历来都备受称道。在过去对老子的众多研究中，这种品质多半被学者专家归结为“为人处世的要旨”。将“不争”作为现代企业立业的参考点，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业当立于无竞争领域。为什么这样讲呢？来看看那些充满竞争的领域就明白了。一般来说，竞争起码应发生在两个相争者之间，因为不足两个的话，也就无从相争，没有对手，无以相争。现代商业竞争中，表现的趋势则是多方竞争，多头竞争，是比“两个”还要多得多的竞争局面。这是竞争的本质特征之一。竞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则是：争斗必须是在同一领域，或者说，竞争各方所争的应是同一个东西，否则，就争不起来，也就没有竞争可言。例如你要的是A，他要的是B，我要的是C；除你而外没有谁再要A，除他之外没有谁再要B，除我之外又没有谁再要C，各得其所，怎样竞争呢？争不起来，没有可争的东西。因此说，竞争的本质特征之二是争同一个东西。这两个特征如果放到具体的企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如果选择有竞争的地方来立业，那将会违背前述立业的两个根本点，违背企业的立业之道。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个城市当中已经有三家啤酒厂，其产量满足本城市的消费需要早已是绰绰有余，就是关掉其中两家，供货也不会出现短缺。于是三家企业必然相互竞争，争夺同一个啤酒消费群，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竞争领域。反过来看，消费者的利益需要是早已得到了满足的，社会万众已不再需要相同的企业了。如果选择立业点时选在这里，一来无法立在万众的需要上，因为他们的需要已被满足；二来对消费者而言，已不具备“水”的品质，或者说，企业对他们而言不是必要的，他们不需要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结果将是怎样呢？立业的立足点落不到万众的利益需要上，无法生根，结果只会是落到自我利益需要上，这就违背了前面讲的企业立业之道，注定立不起来。企业的意志和行为也会被引向与竞争者之间的较量，因而妨碍企业履行企业的天职——造福于人类，服务于社会。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中有一句，说的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句运用于立业的“选点”也是十分合适的。如果立业之初，立业点选在“无竞争点”上，情形就会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回避有竞争的领域，寻找“无竞争点”，这种对“无竞争点”的寻觅与探索，就是研究万众的潜在需要。这种需要是未被满足的需要，因而是具有立业价值的需要，是真需要。由于还没有别的企业向人们输送他们所需要的利益，因此，也就还没有竞争。立业真能立在这样的点上，也就合于企业的“立业之道”了。
人人都可以推想，这样的立业将是顺利的，因为社会万众需要，而且又没有竞争摩擦，阻力较小，接受较快。并且，这样的立业，为社会和公众创造的才是真利益（不是可有可无的利益，而是急迫需要的利益）。
“不争”、“不强求”是可以带来利益的。企业的立业过程，为什么不从水的这些启示中去获得一种深刻的觉悟呢？如果真能做到像水那样懂得忍让、顺应、融通、迂回的话，立即就能找到现在的位置，然后顺流而下，进入未来的位置。因为忍让、融通、迂回带来的恰恰是无阻无碍。虽然有时看上去路子是弯的，但毕竟是一派活跃的流畅。是对天地万物、对各种客观规律的最融洽的顺应。
企业的立业是一个不会间断的过程。任何企业，并不是创业之初选了一个立业点，立业工作就一蹴而就了。立业的课题，像水的流程一样，从雨点到小溪、大江、大海是演变的、汇聚的，是经常的，是不断的。从一个立业点到另一个立业点，在这种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企业要想每一步都不失误，每一步走得恰到好处的话，学习“水德”，从水的品质中获取企业发展的品质，是有十益而无一害的。
综上所述，企业应当像水那样处于一种“不争”的状态，企业的“立业”过程，也应当是一种“不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象的流变可以丰富多彩、千差万别，但企业的本质不可变。唯其如此，企业在这个“不争”的过程中才能始终都有一个本质上的方向，也才能够真的“不争而争”下去。
§§§第三节 “兼爱、尚贤”与软实力
很多著名的成功企业家都深信，要造就一流的品牌，必须先造就一流的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的确是国家的财富、企业的资源。
软实力的来源广泛，墨家思想就是其重要的起源思想之一。墨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逻辑学家。墨子的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对于弘扬中华管理文化，对于促进当今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亦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兼相爱交相利
《兼爱中》云：“于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其意为：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兴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就也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经上八》又云：“义，利也。”可见，墨子所言的“兴天下之利”，就是要兴天下之正义或公义。为此，仁人君子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正义感。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原则之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这一含义的延伸。
面对当时社会上“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兼爱下》）的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其意思是：
用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的方法来改变丑恶的时弊。墨子认为，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着只利于他人，其实利益是相互的，因而决不可做牺牲他人的事情。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亦将损害自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并把两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墨子将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为离开了整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整体利益至上，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利益至上。
《兼爱中》又云：“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其意即：“兼相爱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好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像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换位原则，“视人若己”，就是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误解、消除冲突。
实现“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就是说，诸侯因相爱不再恶战了，家主因为相爱不再相篡夺，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君臣因相爱而仁惠忠诚，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天下人都相爱，强者就不会控制弱者，人众就不会掠夺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昧的。天地间所有的祸害、篡夺、埋怨、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出现了，因此仁人之士赞誉它。
可见，只有“兼爱交利”，社会上的一切祸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协调的群体组织。中国人注重维持和谐的局面，维护整体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墨子晚100年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也是强调了民本与人和的重要性，无疑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影响。“交相利”就是互相给予对方利益，就是利他人、为他人。在墨子那里，“‘为人’是‘人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人为’所考虑的角度、所瞄准的方向、所遵循的规范。”其深刻含义就是人的行为要利于人民、利于国家。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日本的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所推崇的日本企业文化，正是墨子这一思想的再现与复活，对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无疑具有较大的作用。所以企业可以根据墨子思想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兼相爱交相利”也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原则——尊重、互惠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