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公道话，她讨厌的不只是贾斯珀，她讨厌所有的动物玩具，一个都不例外。而从舒勒出生前，我就开始为她买动物玩具，我深信她会立即爱上每一个玩具。我一如既往地在她面前摆弄这些玩意儿，而她也一如既往地讨厌这些东西。我在她还仅有巧克力棒那样长时在卡拉马祖买给她的那只风度翩翩又十分友善的狮子呢？被她扔到了地上。那只时髦的长颈鹿和与之匹配的龙呢？（说真的，没什么比长颈鹿和龙这样的组合更登对了。）这两样东西是我在纽黑文沿街一家自命不凡的小玩具商店买到的。舒勒甚至没瞅第二眼。即使是曲奇饼怪兽也只得到了她装模作样的注意。一旦舒勒发现怪兽并没打算将零食塞到它张开的嘴巴里时，她的兴趣就荡然无存了。在此之后，等待可怜的曲奇饼怪兽的就只有来自舒勒的虐待。我们还保存着舒勒在圣诞节早晨拆封礼物的一卷录像。刚看到盒子中的娃娃（那是我们在曼哈顿博物馆附近的一家商店给她买的），舒勒就冷淡地将它推了回去。
至于贾斯珀，它被粗鲁地甩到了一边；舒勒都懒得看它。我没法告诉你我曾多少次尝试让他们友好相处。我情不自禁地这样做。我猜，在我心中，她拒绝贾斯珀就等于对一个弟弟视而不见；或者可以说是对我视而不见，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勒的许多动物玩具都被收放起来了，但我不甘心全盘放弃，总是留着几个供她玩耍。
其中包括贾斯珀，尤其是贾斯珀。
好几个月我都希望能在舒勒的眼中看到救赎。而我对舒勒和贾斯珀关系好转的信念会持续得更久。
从2000年的夏季到来年的6月，整整一年间，发生了很多事。这一年风调雨顺，在我现在看来似乎遥远而虚幻，或许这是描述这一年最为简洁的方式。我们在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工作，对它抱有积极的想法。而舒勒也茁壮成长着，她睁大了眼睛，用好奇的目光迎来每一个全新的时刻，紧接着又是“那又怎样”的不屑表情。通常，我会站在那里，脸上露出同样的表情。但这是一种狼藉而生的乐趣。狼藉生乐或许是描述我与舒勒当时和现在的生活最贴切的词汇。那一年，每个人都健康、快乐。未来向外延伸，我们看到的唯有承诺。
随后，我们的世界变了，舒勒的怪兽开始露面，而这一切发生得并不突然，也没什么戏剧性。唯有在回忆中，我才能分辨出怪兽出现的确切时刻。它是随着给舒勒看病的医生一个简单的问句来到人间的。
4.如坐针毡
我们到达纽黑文后要做的一系列事情之一是为舒勒选一个儿科医生。在此之前，那位底特律的南斯拉夫籍医生在她出生后为她作了短暂的诊疗，还有一位坏脾气、爱叨咕，但说起话来又十分率直的老医生给她看过几次病。这次算是我们首次为她找定期的儿童医生。我们只需按耶鲁给的名单挨个儿地斟酌。这些医生都是耶鲁的副教授，因此我们不必怀疑他们的学历是通过远程教育或是从不知名的加勒比岛屿上的一些私立医学院得来的。（“真庆幸，我在军政府成立前就毕业了！”）除了医生们的名字，我们没有其他信息可供参考。但当我看到“西蒙娜·西蒙”这个名字时，我立即被吸引了。基于你可想象的最武断的标准，我作出了决定，但这或许也是我作出的一个较为明智的决定。我选择西蒙医生不是因为她与昔日的一位著名影星同名，况且我那时也完全没意识到这一联系。原因只是，只是她的名字让我禁不住发笑。
西蒙医生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见到舒勒的头一刻，她就洋溢出喜爱之情。她年轻又谦逊，显而易见与我之前在耶鲁遇到的其他医生不同。除了她干脆利落、略带英式的口音（她可能来自英联邦的某个管辖区域，可能是南非），我们对她几乎一见倾心的原因之一是她自己也是几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的建议更多地来自实战经验而非学术上的空泛之谈。她甚至还告诉我们她私下对各个儿童电视节目的看法。而我们之所以喜爱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谈吐幽默。
有一天不知怎地我们聊到为何我的姓是拉梅尔·哈德森时，西蒙医生说：“你知道吗，前几年，我总想成为一个赶潮流的进步人士，用连字符把我的姓串起来。但我未出嫁前的姓是西蒙，而我所嫁的那位男士的姓也是西蒙。因此，我的名字会是……”她顿了顿，微笑着让我们填补空白。
“是西蒙娜·西蒙？”我最后问。她放声大笑，还鼓了几下掌。我可以看出这是她人生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
我们大约每隔6个月就会去见一次西蒙医生。每次我们问诊后都会得知孩子十分健康。舒勒长得偏小，在同龄人中隶属后20%（如果你不懂家长间的行话，这是指世界上80%的一岁幼儿都长得比她大，20%属于长得小的孩子，但也称不上畸形）。她错过了几个成长中的里程碑时刻，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确实，舒勒从没爬行过。有个夜晚，我们看着她滚过被子，成站立姿势（这个动作她不久前才学会）。在没有任何兴师动众的叫唤下，她往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她摔倒了几次，直到学会。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她在走路。在此之后，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她健步如飞的小小身影。
2001年6月，舒勒18个月大时，我们将她带到西蒙医生位于耶鲁的诊所进行定期会诊。舒勒渐渐长大，已不是一开始那个胖嘟嘟、毛茸茸的小婴儿，而是慢慢长成了一个小女孩。她的头发已变成微微泛红的金色，再也不是卷曲而厚重地贴在脑袋上，而是波浪似地慵懒地舒展到脸上。不管在刚出生的6个月内，有多少糟糕的心情曾困扰过她，此时的她已云淡风轻。现在，舒勒很少会哭。她变得十分爱笑，性格外向，风风火火。再者，既然舒勒已发现了走路的诀窍，她几乎一刻都按捺不住步行的欲望。
西蒙医生像往常一样笑逐颜开（要不是避免使自己听起来像个装腔作势的人，我会说她“很调皮”）。她一步步地诊察，在此期间还不忘同舒勒玩耍。医生很早就发现，只要你愿意摆出协商的姿态，舒勒会乖乖地照着你的话去做。想要将那个冷冰冰的玩意儿贴到她胸前，那么在你试图用这个东西碰她时先让她听一下其中的动静。用手电筒照她的耳朵，那你最好先照一下她的脸蛋儿。
然而，就在这次会诊中，我发现西蒙医生的态度有了转变。她依然微笑着，和蔼地同舒勒聊天，但她同时也问了舒勒很多问题。
“妈妈在哪儿？”她问，舒勒高兴地指了指朱莉。“爸爸在哪儿？”我满意地汇报，这个问题她也答对了。
“舒勒，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吗？”医生又问，先指了一下朱莉，又指了下我。舒勒依然只是用手比画着，然后大笑。当然，我们是这样想的，她怎么可以问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这样的问题，还期待得到答案？
我们之前从未有过孩子，也没有过多地接触过婴儿。因此，我们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西蒙医生在舒勒的档案中寥寥写了几笔，随后给了她一本书，让她坐在地上翻阅。医生转而同我们谈话。
“告诉我，爸爸妈妈。”她说。她总是这样称呼我俩。“舒勒会使用语言吗？她说过话没？”
“呃，没，好像没有，”我说，“她是不是到了会说话的年龄？”
“她有没有牙牙学语过？比方说她试着将声音串成文字？”
“没，她从没说过话。”朱莉回答，她的声音略微颤抖。我仿佛可以看到警醒的灯光在她内心的仪表盘上开始闪亮。“她有时会发出‘啊—哦’这样的声音，都是元音。”
“她是否发过辅音？”
“她偶尔会说[m]，但似乎没有真正想要表达过什么。”
“她曾经有没有试着模仿你说话？”
“没有模仿过我说话，没有，”我说，“只会模仿动作。”
医生低下头，目光从她所做的笔记转向舒勒，在她身上停留了一会儿。随后她又抬起头，望着我们。
“爸爸妈妈，她到底有没有显示出任何语言发展的迹象？”
我望了朱莉一眼，又低头望了舒勒一眼，随后目光凝重地看着西蒙医生，哽塞地说了一句话。打这以后，我说话哽咽过好多次，但这在当时却是第一次。我一直都记得我的回答。
“没，”我说，“没，她没有什么迹象。”
第二周，我们前去复诊。西蒙医生说她并不为舒勒的语言滞后而担心，因为很多孩子都在很晚时才会说话，而最后都长得好好的。我在博客里提到这一点，很多人给了我回复。有的说，“我的卡尔叔叔直到12岁才会说话，现在他会修拖拉机，会用叉子吃饭，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有的说，“据说爱因斯坦直到30岁才从嘴里蹦出第一个单词。”我个人最喜爱的一个回复是，“她不说话是在表达对你把她送进日托所的愤慨！”
不，西蒙医生所担心的是舒勒压根儿没尝试过发音。大多数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都明显尝试过，即使最后他们到了5岁还是像《星际大战》中的爪哇人一样话说得含糊不清，医生们也看到了代表希望的努力。除了元音和偶尔轻微的辅音（但从没有搁对位置），舒勒的话语几近空白，这才是真正困扰医生的地方。西蒙医生安排下周进行首个听力测试。
请设想一下，这对我们而言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整整一周，我们都在为舒勒的说话问题，或者说为她不会说话的问题而烦恼。我们的女儿难不成是失聪了？这就是我们即将迈入的世界？整整一周，我都在惶恐地想象着这样一个世界：孩子打着手语，带着大大的塑料助听器，全家人面容忧伤。这可不是犯傻的时候。
直到我们看到敲铙钹的兔子和打鼓的玩具熊。
技术员微笑地欢迎我们，继而又和兴冲冲的舒勒一起爽朗地笑起来。她将我们带进一个隔音室，向我们解释该如何进行测试。我们坐在一面空白墙壁之前，墙壁上慢慢升起两个小喇叭。左侧喇叭的顶部是一只手持铙钹的玩具兔。（显然，像耶鲁这样引领学术先锋的学府是不甘于选择更为传统的敲铙钹的大猩猩的。我是说，别逗了。猴子怎么样？我得严肃些。）另一侧是一只怀抱扁形小鼓的玩具熊。
技术员告诉我们她会躲进一个小暗室观察舒勒。她会通过每个扬声器播放一系列的音调，音量从大到小依次减弱。舒勒一旦对声音有所反应就会注意到扬声器，在此期间，玩具也会活动起来。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是在逗两岁以下的孩童开心。而我必须承认，那只兔子头一次活蹦乱跳时，我也偷偷笑了。
技术员解释说这不是一个精确的测试，它能确定的最多只是被测试者没有失聪。如果她每次都会去关注扬声器，这代表她的听力绝不成问题。但如果孩子对扬声器熟视无睹，那她的听力可能不正常也可能完全正常，因为还有一种情况是敲铙钹的小兔和击鼓的小熊没能引起她的兴趣。孩子对测试没有反应很有可能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失聪。这只是测试的初始手段。
测试一开始，响声足够洪亮。声音一旦响起，舒勒就会抬头望着扬声器，小动物也会摆动身子，我和舒勒会同时大笑。朱莉依然对测试的结果忐忑不安，无法像我俩一样怡然自乐。但在当时，她的顾虑—舒勒可能有什么不测—情有可原。
我仿佛未卜先知。我或多或少说服了自己舒勒会没事的。
但随着声音的逐渐减弱，舒勒的反应也慢慢消失。她最终停止了观望扬声器。我瞥了一眼技术员，她现在一脸严肃。
舒勒的测试不合格。
我们坐到车上后，我回头望了一下在儿童专用椅上的舒勒。她此时正在虐待她的曲奇饼怪兽，握着它的胳膊上下挥舞。她没有失聪，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对声音有反应。我喊她的名字，她“嗖”地看了我一眼，快速地对我微笑了一下，随后又继续质问她的提线木偶阶下囚。
她可能存在听力障碍吗？她从未尝试模仿我们说话只是因为无法听清我们的话语吗？我不得不承认这完全有可能。18个月大的舒勒确实不再是一个婴儿。虽然她的脸颊会永远肉嘟嘟的，但她的脸蛋已逐渐开始显露形态。现在她迷上了走路，大多数时间都对她那辆学步车视而不见。日托所也将她晋升到高一层次的管理。她依然是婴儿吗？当然不是。舒勒俨然已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天哪。这全新的身份既有优势也需要她在某些方面符合标准。
我们很容易察觉她正慢慢变成一个小女孩，但与此同时，她依然令我们困惑。她会发声，但这些声音支离破碎，只是些长元音而没有辅音，就像一只小狼在怯怯地学嚎叫。这些声音是随机的，还是她最贴切的模仿—模仿回响在她失聪的双耳中低沉的鸣声？我们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西蒙医生安排好了下一轮测试，焦虑依然伴随我们。
我们等待第二轮测试到来的同时，生活还在继续。当你回想起记忆中某段压抑的时光，你会觉得仿佛那时所做的一切就是发愁。只有翻开一本日志（就我而言是我的博客）阅读往事时，你才发现事实上那时你依然在生活。
我们打算搬出惠特尼的住所，因为这儿一直都显得过于狭小。当舒勒还是一个躺在儿童床里的婴儿时，这间屋子还颇为新潮，因此即使面积不大也值得一住。我和朱莉睡在卧室，卧室装有大型玻璃门，十分新潮，透过这些门整套公寓一览无余。那时舒勒睡在起居室的儿童床里，但既然她已学会走路，这个地方就显得出奇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