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坡，三轮牵起衣襟在脸上抹一把，再跳上来踩。现在他跑的异常轻快。我们在如潮的人流、如舟的车辆间穿梭着。这是一个小城市，行人以及车辆并不多，却很混乱，大家都想抢道，超前，因而也就显得特别拥挤。不过三轮非常能忍让，他巧妙地避过行人，又能及时地在轿车身边刹住。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断地受呵斥。“三轮！”“三轮！”他们愤怒地喊。在他们的眼里，三轮就是这个城市的苍蝇，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愤怒！看到三轮受声斥，我感到自己也连带着有些屈辱。便极为不满地冲他嚷道：“你就不能走得规矩一些，慢一些吗！”三轮嘿嘿嘿地笑着应我。
到目的地了，我从怀里摸出一元的硬币，抛到他手里。他一时没有接住，掉了。忙从地上捡起来，在身上擦净了泥污，放进衣篼。迟疑一阵，却又伸过手来，向我再要一枚。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行情？”我做出一副“老城市”的样子，“这个城市的三轮，不管在哪里，都是一元！你想诈我，你还嫩了些！”他嗫嚅着，顽强地向我伸着他那只僵曲的手，“路远……上坡……”他口齿不清地重复着他的理由。但是我已经没有再听他的废话。我把衣领整了整，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扬长而去。
他向我们递上一支烟
政府的大院里空荡荡的，闲散地停放着几辆乌黑锃亮的豪华轿车。大院的四周，生长着几株高大繁茂的桉树。政府大楼就在树阴的背后，却又高过树阴一大截，显得既朦胧。又沉沉的往下压。隐隐约约有一些电话铃声，谁喂喂喂地发话，除此外，大楼里显得特别安静。有几个人悄没声息地从楼里出来，走向我，又过去了。一色的皮鞋，不很亮，但绝对干净。半长的休闲衣裤，衬衣敞着最上面的口子，不打领带。我于是猛然想起，真正的城里人是并不刻意修饰的。看看自己那束得很紧的金丝领带，突然就有些羞愧。在乡下的时候，我一般是不打领带的，我也没有好的领带。为了这次进城，才特意托人从城里买回一条。只是由于平时打得少，脖子缺了约束，系上后感觉得很是别扭，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从早上开始，为了尊严，领带让我整整难受了一上午，可是现在却发现它原来是多余的，心中不免暗自苦笑。
从政府大门到大楼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穿越这条甬道的过程中，我从三轮车夫那里获得的自信正一点一点丧失。在接近楼底的一瞬间，我几乎要放弃，转身走了。我的心咚咚直跳，脚下飘得感觉不到自己踩到什么东西。我走向楼梯，却鬼使神差地进了楼梯旁边的厕所。我在尿槽前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一滴也尿不出来，可分明又感到膀胱胀得难受。通往五楼的路有两条，可以坐电梯，也可以爬楼道。坐电梯最省事，既节约时间，还很享受。不过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爬楼道。从一楼到五楼，每上一层要走二十步，二五一十，一共是一百步。走完这一百步，我就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而且还可以把我要说的话重复若干次，不至于临要说的时候却张口结舌，答非所问误事了。
透过窗户，我看见办公室里有三个人。靠墙的地方，一个年轻漂亮染着黄头发的女孩子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打字。临窗有两张办公桌并排靠在一起，两个人分坐在办公桌的两旁。一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往后座上靠着，报纸遮住了他大半个身子，看不清他的表情。惟有从报纸后面升起的袅袅烟雾知道他正在抽烟。另一人正写些什么。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在室外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站在他身旁，俯着身子，满脸笑容热情洋溢地向他介绍我自己，并且把我在乡下辛辛苦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工作业绩一一向他展示。奖状，数据，奖状，数据。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埋着头，口里唔唔地应着，却并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无奈，我只好打出自己最后一张王牌，我把我那当某某局局长的八杆子也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向他提起。这下他终于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他的表情却有些怪，似乎知道这事，又似乎并不明白，不过脸上始终没有笑容。
突然铃声非常洪亮到响起。他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说话。他拿起话筒，口气庸懒地喂了一声。只一声，立即便埋下头，声音变得轻柔而甜美。“我是小陈呀……小陈……张局长呀……局长……”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原来这么会笑，他的笑竟然也是这样的美丽动人。他咳咳地应着，不住地点头。虽然他的点头电话那头的人肯定看不见，但他还是坚持地点着。拿报纸的人却没有变化，手里始终那样拿着，也没见他翻动，似乎看得入神，又似乎睡着了，不过不断升起的浓浓烟雾又提醒我他其实是醒着的。一时我有些无趣，只好自个儿寻一根凳子坐下来。
又有个人从门口进来了。是一位中年农民。他那上衣大约是新买的，大了点，不太合身。裤子则是旧货，显然洗过许多次了，有些泛白。裤腿还挽着，却又长短不齐。一进来，就忙不迭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一包“红梅”。走到我面前，急急地撕封条。却又找不到封口，翻来倒去地寻。开了封，又抠不出来，手颤着，显然是一个并不善抽纸烟的人。我向他摆摆手，表示我不抽烟。但他却不信，非要递到我手里，还嘻着一张嘴，露出一部焦黄的布满污物的牙齿。我有些恶心，胃又开始有了反应。于是便很粗鲁地推开他的手，向他低吼一句：“说过不抽的，还递什么！”
那人拿烟的手僵在半空，不知如何是好。脸上的表情已经很是尴尬，不过还笑着。我的低吼声终于惊动了看报纸的人，他很不高兴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冲那中年农民问道：“啥子事嘛？”中年农民像遇到救星一样，赶忙向他走去，却还懂得规矩，把给我的那支烟兜起来，另外从烟盒里掏出一支，双手递上。那人接过去，看也不看，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扔，拿起他自己放在桌上的“玉溪”烟盒，抽出一支点上。
中年农民不好意思地把“红梅”揣进怀里，低垂着手，向那人述说。他说得很含糊，条理不清，但他不断重复的那句话我却听明白了，“请政府为我做主啊！请政府为我伸冤啊！”拿报纸的那人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的烟瘾很大，不一会儿就吸完一支，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点上。中年农民讲述的时候，他始终半眯着眼，一副深沉的样子。不知道是烟雾熏得他的眼睛难受，还是在用心思考农民给他讲的事情。农民已经说完了。农民说完以后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只好叉拉了双手，拿期待的眼神在那人半眯的眼上扫来扫去。过了很一会儿，拿报纸的那人把半截没有燃尽的香烟摁灭在烟灰缸里，交叉了两手，举起一条腿压在座椅的靠边上。
我要找的那人已经打完了电话，坐下来，也拿一条腿压在靠椅边上。他们对了一个神秘的眼神后，拿报纸的人便冲那农民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五楼来的呀？”“我是跟着这小兄弟一起上来的。”他指了指我。听他这么一说，突然想起自己在楼前徘徊，到厕所撒尿的事情，一时又羞又恼，很是不悦：“你跟着我干吗跟着我！”他不好意思地嘿嘿笑起来：“我看你像个干部，又进了政府的门，就跟了……”拿报纸的人长长地哦了一声，又和另一人做了个怪有意思的笑：“这么跟你说吧，你有委屈，老板克扣了你，这些你都应该找法院，告他。我们是不管这些事情的。”“你们是政府呀，你们不管谁管？”中年农民有些急了。但是拿报纸的人已经不再理他，只向他挥了挥手，就顾自地和对面的那人聊起了他刚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有趣的新闻来。
她有一副高贵的表情
他在前面走。从酒楼里下来，他就一直这样打着酒嗝，剔着牙齿，甩着懒腿懒懒地走。我不知道他是想回家，还是想在街上再随便溜溜。虽然从他的表情来看，我那顿招待应该是令他满意的。如何能不满意呢，它花去了我在乡下多少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啊！不过我也知道，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我敢大胆多问他的理由。我清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夹起公文包，屁颠屁颠跟后面，他走那儿，我就走那儿；他怎样走，我就怎样走。
走着走着，他一步就跨进了洗脚房。这事他做得很突然，也很随意，就像进他自个儿的家门一样。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那一瞬间，我本能地停了脚步，愚蠢地露出一副呆瓜样的表情。我不只一次地听人说这样的地方很脏，很暧昧，它已经作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名词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髓里，我如何敢进。不过我立刻便清醒过来，我明白自己不管敢不敢，现在都不能呆在外面，必须跟进去了。
我们进入的似乎是洗脚房的大厅。两旁的沙发上坐满了小姐，一色月白的旗袍裙，露着大腿。见我们进来，都齐刷刷转过头来看。一时桃花带雨，春波如潮。我的血压突然就升高了，明显感觉到一颗心扑通扑通直往嗓子眼里撞。我局促在门口，不敢挪步，生怕一动便要失态。但是他已经走过去了。严格地说，他是飘过去的，因为他的动作并不像走。他伸出一只手，在这位小姐的脸上摸一把，在那位小姐的胳膊上拧一拧。小姐们娇笑着，尖叫着，推嚷着，躲避着，风飞蝶舞，花枝乱颤。
从里屋出来一个人，徐娘半老，大约是班头。小姐们立刻闭了嘴，回到座位上，坐好。班头按过他的肩膀，一个，又按过我的肩膀，两个，然后拿眼往小姐堆里看。小姐们也都转过头来望她，脸上布满期待的表情。“五号！”“八号！”立即有两人站起来，领着我们往里走。向我走来的是“八号”，拥住了我的胳膊。那一刻，我突然非常害怕，心里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不能跟她进去，一进去我就完蛋了！同时我还无缘无故地想起自己在乡下教书的老婆。我后仰着身子，满脸的苦大愁深。这时候，本来嘻嘻哈哈笑着的他转过头来，冷着脸问我：“怎么了？不想去？” 我的头脑虽然一直是晕乎乎的，但有一点我却非常清醒，我怎么能够不去呢？我怎么敢不去呢？在他转过头去往前走的时候，我悄悄甩开小姐的手，把衣服往里抄了抄，这是一个冬季，我感到了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