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工厂职员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他们当初学到的正是“群氓”假设等理论，认为凡是给了物质刺激还不好好干活的工人都是些制造麻烦的坏蛋。而工人对这种侮辱性的偏见则进行报复，故意打碎盘子。显然，如果接受工人们对伙食的抱怨和谈判如何解决伙食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然而许多企业正是这样做的，其范围绝不只限于中国。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群氓”假设，认为物质刺激是促使人们努力工作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因为假设并未反映现实，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梅奥研究组由访谈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化地表述为主张用非理性代替理性，用情绪代替逻辑。相反，他们的试验和观察说明必须研究实际状况而不是迷信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满脑子旧时经济理论、思想僵化的企业家批判霍桑试验是脱离实际的“纯理论”。这完全颠倒了事实：霍桑试验不带任何偏见地重新检验了实践；倒是提出批评的人关于“经济人”的理论，只在19世纪风行过一阵子，现在早已过时了。
梅奥在本书第五章“缺勤与工人流动率”中首先提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组在1933至1943年间继续进行了性质大不相同的许多项调查。他们发现，小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原先的家庭作坊式管理已经不适应生产的需要，因此，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企业只有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需要，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人际关系仍是企业管理的软肋。1943年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然正在激烈地进行之中，美国社会上却出现了普遍的缺勤现象，大批工人随意旷工，脱离劳动生产岗位，给战时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梅奥通过对这一不寻常的社会现象的周密调查，获得了几点极为重要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工业企业里，如同在任何其他存在人际关系的组织里一样，经营管理人员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不应该是作为“群氓”的个人，而应该是组织紧密的群体(劳动组合)。如果由于各种内外原因，企业内部没有能形成这样的组织，就会出现一系列不正常现象，诸如旷工、工人流动率高，等等。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人”，其本性或特点之一是在劳动中同其他人进行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营管理者忽视人际关系的调整，必然造成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其次，认为单靠雇用时进行的一系列测验和面试，就能预测一个工人进厂后的工作表现，这种想法是片面的，靠不住的。调查表明，一个工人进厂以后，他同班组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个工人的工作表现，并直接影响到他全部才能的发挥。
最后，经营管理人员一旦抛弃视工人群众为“群氓”的错误观念，重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就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这些发现说明一点，只要敢于面对现实，认真调查研究，不回避矛盾，重视企业人际关系的协调，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消除从固定型社会向适应型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何协调好适应性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仍然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重大问题。
本书的第6章“仅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绝不能对任何人抱有怨和恨”是全书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梅奥思想的核心。他大声疾呼，要求资本主义社会重视社会技能和技术技能的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味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尽管梅奥并未开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药方，但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看到，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乏精辟之处，至今仍给人以启迪。例如，他在上面提到的社会技能和技术技能同步发展的思想，就很有见地。
梅奥始终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虽然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但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不但没有随之改善，反而恶化了。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必然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这就表现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在促进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不仅如此，为了保证科学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工业文明还有意无意地阻碍了社会协调和合作的发展。换句话说，西方世界在建立适应型社会(这个社会将为每个公民提供高水平的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人际关系的调整——保证每个公民积极地、自发地参与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实践。其后果是有目共睹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社会上普遍的愤世嫉俗情绪，人们之间的相互猜忌、敌对和仇恨现象非常严重。
梅奥强调指出，近年来，教育和政府工作的缺陷已构成了对文明世界的威胁。现代文明迫切需要新型的政府领导人，这些人公正而客观，能够超脱于社会的纷争之外。他们充分了解社会人际关系的现状。这样一种素质只有通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和教育才能够获得。这种训练和教育必须包括3项主要内容：掌握科技知识、系统化的指挥能力，以及组织社会合作和协调的本领。梅奥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就目前和不久的将来而言，这第3点——组织社会合作和协调，是最为重要的。而今天的大学、企业、政府机构，却缺少这一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当然，把这些缺陷归咎于一个人或一些人，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而要对形成这种缺陷的社会现实进行认真的考察，求得彻底的了解，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但是，必须做到这后一点，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为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世界找到前进的方向。在全书的末尾，梅奥再次重申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如果社会关系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因素得到同步发展，欧洲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以第6章的标题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仅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绝不能对任何人抱有怨和恨。”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是对《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的进一步引申和发展。梅奥在书中提出的问题，除了立足于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实际上还涉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因此，本书除了指导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外，书中对战后世界发展前景所做的一些预测性分析，仍然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多得的资料。
影响及评价
梅奥在管理学方面的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行为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群体对个人的行为有巨大影响；群体工作标准规定了单个工人的产量；在决定产量方面，金钱因素比群体标准、群体情绪和安全感的作用要小。梅奥的理论使组织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导致了家长式管理的发展。
梅奥创立的人际关系学说，使西方的管理思想进入到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人际关系学说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30年代的管理实践中，对当时的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之前，企业的管理者常常将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与机器、生产工具相比较。因此，可以想像人们在读到梅奥的著作时的惊诧了。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成为人们后来进行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自此以后，围绕“人的个性、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多角度、多系列的理论相继形成，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者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最终使行为科学成为西方管理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同时，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管理人员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注意改善企业的人际关系，注意使组织的需要和成员的需要协调一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