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里一步踏入了一个更开放的世界。最初，我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变化，而那时，我刚刚18岁。难以想象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要如何做到可能一直在纯洁与美好的环境中成长到18岁的孩子，但直到那时，我没有说过一个不雅的词，也很少听见这样的词，而我对卑鄙和邪恶也一无所知。我是幸运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遭都是善良和蔼的人。
而今，我突然进入了一个粗俗之人聚集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临时在商店寻得一角作为办公地点，这里还同时是货运车列车长、司闸员以及消防队员的调度指挥部，大家共处一室。那种在工作中奋战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世界。对此，我并不满意。在这里，美好与邪恶共生，而我则不得不与之和平共事。不过，甜蜜和纯洁依然氤氲着我的家，粗俗和邪恶依旧不得进入。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天地，他们都是有教养的青年，并努力提升着自己的素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对那些粗俗鄙陋、不合我心的人与事，我心生厌恶。但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的，和粗人一起共事的经历使我对吸烟、粗话深感厌恶，使自己一生严格要求自己。
当然这并不是在讲，我所提到的那些粗人有多么低俗或者品行败坏。只是与现在相比，那时骂人、说粗话、吸烟要普遍得多，且更加粗俗。修铁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河务工的粗野之人都被其吸引。但平心而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很不错的年轻人，只是想要谋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事实上，他们所有人对我都很友善。许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尔还会得到他们的消息，这使我们很高兴。后来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共同使用，情形也有了明显的改观。
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尔图纳取每个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还不能翻越阿尔勒格尼山，我只得翻山越岭，这也使整段路程显得很独特。公司在阿尔图纳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修葺之中，根本没有当今大城市的痕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领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那时的秘书是罗伯特·皮特凯恩，就是我把他介绍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卫”、“鲍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投奔了铁路公司。
与开朗的司各特先生不同，罗姆贝特先生并不擅长交际，且严肃而固执。因此，当初次见面时，罗姆贝特先生就邀请我喝茶，我感到受宠若惊。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之类的话，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把这次邀请看做是我所得到的最大的荣耀。罗姆贝特太太非常亲切，而罗姆贝特先生将我介绍给她时则说：“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认为属于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然而，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个事故却差点葬送了我的前程。次日早上，我就带着工资名册和支票起程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塞不进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怀里，塞在马甲下面，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当时，我特别喜欢坐火车，尤其喜欢坐在火车头。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机车，过山的铁路在那里交会。火车一路颠簸，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装工资名册的包不见了，有可能是火车的震动把它给颠了出去，我把它给弄丢了。
我深受重任，被派去取工资名单和支票，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这无疑会毁了我，一次美妙的旅行瞬间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告诉列车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几英里的地方被晃荡出去的，我问他是否能掉头帮我去找回来？司机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沿路查找，终于找到了它，就在溪流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马上跳下去，一把抓了起来抱在了怀里。没错，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我都把它紧紧抓着，再没有松手。机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这次疏忽的人，不过他们向我保证会替我保密。
很久之后，我才大胆地说出了事情原委。真不敢想象，假设这个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水流冲走，那么，一切都将于事无补。如果有人自信能够成功，但却因为各种偶然因素最终未能如愿，那我就不再能信任他了。因此，我决不主张对年轻人要求太严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情，不在离赫利德斯堡几英里远的地方丢失我的包裹，然后又失而复得，我的今天会有何不同。如今，我还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个丢包裹的确切地点，每次途经时，都仿佛会看到那个浅褐色的小包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
“没关系，我的孩子，幸运之神陪伴着你，不过这种事情以后可不要再发生了。”
很早以前，我就是反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尽管那时我还太年轻也不够成熟，不能参加选举，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会议欢呼。当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时，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员威尔逊、黑尔，还有其他人充满了倾慕之情。我在铁路员工里组织了一个百人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尝试着写一写短文寄给那位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23，他一直投身于废奴事业。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纽约论坛报》时，这一刻是里程碑的时刻。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将祖国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而付出巨大代价而惋惜。但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都大大推迟了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建立。而今，南方离心的倾向纠正过来了，各州都接受最高法院的支配，以联邦政府为核心。最高法院的决策也是合理而适当的，一半出于法官的意见，另一半出于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领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证，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拥有统一的领导。（今天，1907年7月，当我再次重读几年前写下来的这一段时，真是感慨万千，当时诸多有预见性的观点为今天的事实所验证，而此时此刻，又出现了多少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23霍勒斯·格里利，美国报业编辑与政治家，曾参与美国总统竞选，主编《纽约论坛报》。
之后不久，铁路公司有了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他们亟须报务员。这些报务员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熟练的业务员开始供不应求。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开辟了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妇女作电报报务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是先例。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个办公室里雇用女孩，让她们做学徒、师傅，然后让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第一批女孩当中有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操作员，我们还把学徒接二连三地安排到她的身边，她的办公室成了学校。让姑娘们当报务员比小伙子们更加可靠踏实。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报务员更适合她们的工作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令人愉快的领导者，我诚心诚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伟人、是我的楷模。很快，我就想象着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赢得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职权范围的事情，其中对一件事的处理，使我获得了更有利的锻炼。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的，尽管电报指令发车正成为惯例，但还是经常要用到其他手段。我认为，那时，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还不完善，没有人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发布电报指令也只是危急时刻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生常常一天到晚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交通，因此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办公室办公。
一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时，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一列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导向前行驶，于是，两列火车便僵持在了铁轨上。当时的情况真是令我头痛，可司各特先生又根本不见踪影，我当机立断，行使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斯特教堂”这句话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知道，一旦出了差错，我不仅可能会被解雇，还会有遭受刑罚。但若当机立断发出指令，我就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恢复正常。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以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列火车都有秩序地发出去。我密切关注着进展状况，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往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已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回来后第一句话就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急步走到我身旁，抓过铅笔开始写指挥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所以我一大早就已经用你的名义把指挥令发出去了。”
“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到哪里了？”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过站时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但却把发生的一切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只字未提。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万事大吉。但若是出了什么乱子，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决定，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草率行事，除非先得到授权。就在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责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
“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
“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
“噢，当然没有错。”
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而我更加大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就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挥令了。
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沉默寡言堪比格兰特将军，不过在家里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格兰特将军却很健谈。汤姆森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四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样做竟是因为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惊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后，有一次司各特先生要出差一两个星期，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道砟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其他的一切运转正常。但这起事故的突发让我十分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于是便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责任人，并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普通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一事故，并建议由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火，但既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完满，事故已被调查，而肇事者也已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有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便被压了下去。在这一事件中，司各特先生观察我的反应，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