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某位贤哲所言，如果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被完整而又真实地记录下来，那一定变得非常有趣。那些一直坚持着让我对自己的一生有所记述的亲戚和挚友们，也许会因此而感到几分慰藉。而那些知我、懂我、爱我的人们，也会对此产生某些兴趣。而这，正是我坚持写书的不懈动力之所在。
几年前，来自匹兹堡的梅隆法官曾写过这样一本书，书中的记述是那么的生动有趣，以至于至今拿起，我依旧会乐此不疲地翻上几页。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上文所引述过的那位贤哲的观点。梅隆法官的故事不仅为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而且还给他的家人们带来了一份丰厚的馈赠，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最后，更出乎梅隆意料的是，这部自传竟被归入了最受欢迎的传记作品的行列中。通读全书，书中的每章、每节都大大地书写着这样一个字—人，没有哗众取宠的种种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为家人而作的真实与诚意。同样的，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有在公众前的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对我的挚友们的真诚与坦诚，即便记述的是些许琐事，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索然无味。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苏格兰丹弗姆林一幢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阁楼里，简陋的房屋坐落在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云：“我拥有贫穷却真诚的父母、善良的亲戚与朋友”。作为苏格兰的绸缎交易中心，丹弗姆林久负盛名。而我的父亲—威廉·卡耐基，就是一个纺织工人，他以我祖父的名字为我命名。作为那个时代积极分子们的领袖、“帕提尔姆学院”的首领，我的祖父卡耐基以他的机智幽默、和蔼可亲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故乡远近闻名。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弗姆林时，一个老头向我走来，那正是我的祖父。当然，也是我们的“教授”（他的密友们都这样称呼他）。
那是一幅因中风而颤抖着的老人的画像：“他已风烛残年，连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步履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边用他那颤巍巍的双手抚摸我的头边说：“你是安德鲁尔·卡耐基的孙子！哦，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会有这一天了：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以为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一个新年夜里，一位乡下老妇人突然吃惊地看到从窗户中突然伸进一张经过乔装打扮的脸孔。一阵迟疑之后，她才反应过来：“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耐基呀！”
她说的没错，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喜欢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的老友们。
正像我的朋友们所说的，我的开朗活泼的天性、苦中作乐并始终笑对生活的达观精神，以及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超级才能，很可能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为自己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阳光灿烂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意识到，这份阳光是可以被耕耘的，心智也可以由阴转晴。因此，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以用阳光与笑声驱散烦恼。如果人人都有一点哲学家的精神，如果人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再自责，那么，欢笑将赶走我们生活中的烦恼。毕竟污点是不会被洗净的，而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则不会受到欺骗。因此，正如伯恩斯所言：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古已有之的座右铭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一条训诫都更加有用，而且我耳闻已久。但在我已然成熟了的年岁里，我与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仍有诸多共同的困扰。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而他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伴着满眼的金星：“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而我母亲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值得讲述了。因为作为威廉·古伯特①的朋友，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为他的记录和作品作出过贡献，并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在丹弗姆林，凡是认识外祖父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与实干家之一。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而《先驱》则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从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而言，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7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书中的某些论点在今日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中得到了印证。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了。”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并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相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将出现在本期中。”
①威廉·古伯特，英国新闻工作者与社会改革家，因作品集《乡村漫游记》而出名，该书记述了工业革命后，英国农村状况的恶化。—译者注，下同。
由此看来，我那“随手涂鸦”的习性真是得到了父母双方的遗传，因为卡耐基家族一直以来就很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明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激进政党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传承给他的儿子，我的舅舅。不止一个在美国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与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的外祖父对我的影响。”《丹弗姆林要闻录》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曾说，他人生中的最伟大的进步归功于：幼时曾接受我外祖父的影响。
一生中，我得到的恭维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恭维能像那次一样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正在圣·安德鲁大厅作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一位《格拉斯哥报》的记者这样描述，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及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息息相关，“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看到安德鲁·卡耐基时该有多么震惊吧，他不论是从仪态、手势上，还是从外貌上都是老莫里森的完美摹写。”
我已忆不起外祖父的长相了，但是我与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我首次回到丹弗姆林时的情景。当我与舅舅贝利·莫里森一起坐在沙发上时，他眼里噙满泪水的模样我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一时语塞，然后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他颤抖不已地说从我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他的父亲—我的外祖父莫里森的影子，那言语、手势，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而母亲也总能从我身上找到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就在我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以至于一个手势、一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也可以在代与代之间传递，我深深地为之震惊了。
莫里森外祖父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那么高贵、优雅，而又富有涵养，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刚刚组建没多久，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生活还比较安逸，作为一个皮革商人，他在丹弗姆林经营着自己的一份生意和产业，但如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而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则是在这个家庭的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在儿时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但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们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外祖父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即我的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慈祥可亲的苏格兰妇女）。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贵、精致与涵养。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向世人讲述关于她的一些陈年往事，但对此我依旧心存疑虑。在我心中，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在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曾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母亲”。
感谢我的先人们，能给予我这样的恩赐—将我降生在这样一处妙不可言的地方。故乡总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据独特的位置，那山、那树、那水、那情，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拥有一份乡土的记忆，一份将伴他永远的乡土之情。“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会受到他们眼中的城堡的影响”。罗斯金如是说。而丹弗姆林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在苏格兰威斯敏斯特那庄严的修道院的庇护下渐渐成长。修道院修建于11世纪（1070年），由马尔科姆三世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出资兴建，历经风吹雨打，至今还依然耸立。还有国王出生时的宫阙、皮坦克里夫峡谷、祭奉玛格丽特皇后的神殿以及马尔科姆国王城堡的遗迹……一切仍旧一如往昔，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①的坟墓就坐落于修道院的中央，玛格丽特坟墓的旁边，而它的周围，则是一众皇室成员的陵寝。当孩子们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风情的城镇时，都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幸运。
①罗伯特·布鲁斯，苏格兰历史上重要的国王，他曾经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人，取得民族独立。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
小镇地处港湾以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前面依伴浩瀚的北海，南靠多情的爱丁堡，北倚连绵的奥契尔山，风景雄浑壮丽，让人联想起丹弗姆林还身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的伟大与荣光。
而这一切，便是给予孩子们的丰厚的礼物。从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里，他汲取了诗情和浪漫的滋养；当举目四望时，他又接受了历史和传统的熏陶。渐渐地，这一切就变成了孩子们童年中真实精彩的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遭遇到工作中种种挫折与艰难时，才开始渐渐觉得一切都很现实。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对儿时的这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这也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压制罢了。这些儿时的影像会在他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播，使他深受影响，提升他的思想，美化他的生活。在丹弗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躲避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影响他们，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星火，使得他们有所超越，使得他们卓尔不群。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令人振奋的环境里，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与诗歌力量一定也惠及他们两人。
当我父亲在纺织业生意中大获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的大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就占据了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一层相通，勉强算得上一座苏格兰老式民居。这里正是我的儿时记忆开始的地方，但奇怪的是，追溯往事，我便忆起了第一次见到的一幅小巧可爱的美国地图时的场景。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寻找着匹兹堡，并且找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的准确位置。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他们的那块“应允之地”。
那时，记得堂兄乔治·多德和我都被悬挂头顶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震惊了，那其实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在那次“反谷物法”的游行示威中，我的父亲、叔叔以及家族中其他的激进分子扛着它走在游行队伍中。他们被包围在一座小镇里，在同业公会所中与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都是在此次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之后，我的整个家族都骚动起来了。
那个夜晚对于我来说依旧记忆犹新。当时，我被屋子背后一阵紧急的玻璃敲击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捕入狱。治安郡长在镇外的几英里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里，此时，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峻的问题，因为百姓们激情澎湃，一直吵嚷着要去救他。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请求人们撤离。他如此做了，并说道“如果今晚哪位朋友因为正当的理由来到这里，那么请他收起武器吧”。他们照着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安静地离开吧。”
就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贝利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一种对法律强烈的屈从。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对美国怀有强烈的向往。
可以想象，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大张旗鼓地大行其道的时候，那些人们只在私下谈论将会显得多么苦闷。一切对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一切对伟大的共和国政体、对美国、对一个居住在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自由之乡的向往—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孩子，但却认为国王、公爵和封建地主不该存在下去，我认为他们的死是为国家服务，因此也称得上是一种英雄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