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与苏格兰时，约翰·海伊①是我们的常客。1898年，就在他来斯基博的前夜，麦金莱②总统将他紧急召回国，并任命他为国务卿，然而那届政府的记载中，对此却几乎没有提及。约翰·海伊志向高远，他以绝对的自信与真诚鼓舞他人。他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最残忍、最愚蠢的行为”。
①约翰·米尔顿·海伊，又译约翰·海伊，美国印第安纳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在威廉·麦金莱和老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
②威廉·麦金莱，美国政治家，第25任总统，共和党人。1896年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当选总统。麦金莱曾迫于当时《纽约日报》创办人威廉·赫斯特带动的激情主义舆论风潮，发动美西战争，占领古巴和菲律宾。
当时，合众国对于菲律宾的合并问题正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我在伦敦碰到了约翰·海伊与亨利·怀特（那时的使馆秘书，日后的驻法大使），当时，我正准备起程去纽约。谈论中，我惊喜地发现我们三人的观点竟出奇的一致：即这严重地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美国一向不主张对远离我国本土的地区实行殖民扩张，合众国的势力范围其实可以止步于北美大陆，当下首要的任务是防止我们卷入军国主义的旋涡。约翰·海伊、怀特与我在办公室中就此达成了一致。之前，海伊曾给我来过一封信：
伦敦，1898年8月22日
亲爱的卡耐基先生：
感谢你在斯基博的嘱托与来信。上周我在读你的来信时，如此多善意的祝福与赞赏的话语使我诚惶诚恐。仿佛信中是在谈论另一个人。虽然我很期待这份工作，但我期待在最后离开政府时，自己依旧能够保持一点亲切与善良。
对于你在《美国北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非常感兴趣。然而，恕我直言，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敢赞同你的观点。问题在于我们从菲律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这个问题不需要我去解决，我将表示无尽感激。
造化弄人，一个人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担当起这样一个重如泰山般的责任。
开始时，他坚持友善地处理与中国的拳王纷争，并在保证门户开放以实现机会公平的条约中取得了成功。鉴于英美之间的源远流长的特殊关系，他极其重视两国之间的交往。在这一点上，总统非常支持他的观点。英国在古巴战争中抵御其他欧洲国家倾向西班牙，从而为美国缓解了巨大的外交压力，总统在这一点上也深表感激。
巴拿马运河的“海伊—庞斯福特条约”①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埃尔金议员告诉我，就在他要就该问题发表讲话的当天，他有幸读到了我在《纽约论坛报》发表的反对文章，文章所述观点对他的讲话有很大启发。文章发表不久，我便去了华盛顿。早上，在同汉纳议员一起抵达白宫后，我发现总统正纠结于参议院提交的有关条约的修正案。我告诉总统，英国对参议院的要求无疑会持默许态度。我们为这项工作提供了资金，而他则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
①“海伊—庞斯福特条约”：该条约是美国与英国于1901年签订的，内容旨在废止两国于18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并承认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及建成后的控制方面的权利。
汉纳问我有没有见过约翰，他与麦金莱总统总是这样称呼海伊先生。我说还没有，于是他便要我过去见一下约翰，他最近正因为参议院的修正案而闷闷不乐。我找到了海伊先生，提醒他“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被参议院修改过，但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也没人关心这件事。虽然“伊海—庞斯福特条约”会依照修正案来执行，但没人会在意它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对此却表示怀疑，并认为英国会因为退让而感到不舒服。然而这次见面后不久，我与他一起吃饭时，他惊叹我真是个预言家，因为一切正如我所料，都进展的十分顺利。
当然，事实上英国非常希望能修建这条运河，并愿意为此答应任何条件。但是，这条运河不应该是别的，它就应该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运河是美国的，不掺杂任何的外部力量。也许，那时修建这条运河基本上是无利可图，但这总比花费三四百万美元去建一个与假想敌的毁灭性的海上怪物要强得多。这是一个最坏的主意，它只可能是一个损失，但说得严重一些，它有可能会成为一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海伊先生从不喜欢参议院，因为他看不惯那些繁文缛节。在1905年，一个关于“仲裁条约”的提议上，参议院只是为了将“条约”一词改换成“协议”便大费周章，海伊先生对此懊恼不已。这件事同样使他的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海伊先生是在他家的午餐时，当时，已被参议院修改过的仲裁条约正等待罗斯福总统最后的批准。仲裁条约是由前国务卿福斯特带头指定的，所以他力劝总统接受这一条约。本来我想海伊先生应该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是一番交谈过后，我发现如果总统签署了这一协议，那将是对海伊先生的莫大刺激。而若总统驳回了上述内容，毫无疑问，这将是对饱受病痛折磨的海伊先生的一个巨大安慰。对我而言也是，我实在不忍伤害我的朋友，伤害他那高贵的灵魂。但是在这一点上，海伊十分顽固，他绝不会向参议院轻易妥协。离开他家后，我对妻子说，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我们的朋友—海伊先生了，结果不幸被我言中。
作为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的主席与首任理事，海伊对基金会抱有密切的支持与极大的关注，并为基金会的发展贡献了许多英明的决策。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短时间内所积累起来的盛誉吸引了许多人。我一直保存着他写的一封简信，在文采上方面，信的内容可能不甚出色，但却极好地体现出他纯粹的个性与对朋友那“过分”的热情。写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沉重，因为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美西战争①缘于对古巴战争报导所引起的恐慌。麦金莱总统曾试图极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当时，西班牙大臣已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了西班牙的说客，和谈因此得以继续进行。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总统说他不明白“自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希望古巴能够享有和加拿大一样的权利。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份电报，上面表示西班牙已同意了上述条件，看起来问题已经解决了。
①美西战争是1898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古巴和菲律宾群岛既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又是美国分别向南美洲和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新兴的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潜力，已建立起一支较强大的海军。
在纽约期间，参议院议长里德周日一早来看我。那时，我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说，参议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控状况，他曾离开座位，亲自走到大家身边，希望说服大家稍微冷静一下，但这根本行不通，总统虽然已经收到了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书，但一切为时已晚。
“西班牙究竟在干什么？”国会强硬地问道。国会中，众多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们都一直要求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愤怒的情绪旋风般充斥了整个白宫，而哈瓦那港缅因号的不幸被炸则无疑加剧了这情绪的蔓延。有些人认为是西班牙人干的，这无疑使西班牙完全丧失了信誉。
开战—参议院被普罗科特在古巴所看到的景象震惊了，对西班牙愤怒的抗议声在整个国家蔓延着。麦金莱总统的和平政策被推倒，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民意—开战。政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扩张领土，而是兑现对古巴人民的诺言—古巴独立。这是此战中唯一令人欣慰的因素。
然而对菲律宾的占领则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污点。他们把菲律宾从西班牙人手里夺了过来，仅仅付了2000万美元，而后就取得了菲律宾的主权和领地。而当地的菲律宾人则成为与我们并肩作战、对抗西班牙人的同盟军。内阁除了要求使用在菲律宾的一个装煤站外，再无他求，这也是巴黎和会一开始便要遵循的指示。麦金莱总统在西部游历了一番，并发表了演说，当他谈到德威在菲律宾的胜利时，台下欢呼一片。回来之后，总统深感撤兵是不顺民意的，于是他开始改变先前的政策。内阁成员们均反对总统这一出尔反尔的做法，戴法官作为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甚至从巴黎和会上发回一封电报。如果将其发表，则真的可以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了。
此时，当时的内阁成员之一—科尼利厄斯·布利斯给我打电话，请我去华盛顿一趟见一见总统。他说：
“你对他有影响力，自从他从西部回来后，我们就没人能劝说他了。”
我去华盛顿面见了总统，但是他依旧很固执，他认为撤兵会引发国内革命。最后，他去劝说他的部长们，说他不得不屈从民意，并坚持这只是暂时性的占领，会有撤兵的办法。听了他一席话，内阁就作出了让步。
①威廉·霍华德·塔夫托，律师、美国首席大法官和陆军部长。1908年作为共和党人，在西奥多·罗斯福支持下当选美国第27任总统。
总统任命康奈尔大学校长斯科曼为和平委员会主席，前往菲律宾考察。斯科曼校长曾经对侵占持反对态度。不久，塔夫托大法官①也受命作为主管官员前往菲律宾，他曾经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武力政策。法官奇怪总统为什么会派反战人士前往，总统告诉他这正是派他去的原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为了放弃占领政策，有人提出了向西班牙购买的方式，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以布莱恩的能力，他完全能够阻止合约中有关“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这一条款在国会获得通过。我去了华盛顿，以期能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所以一直在那等待着投票表决。当时，布莱恩建议他的朋友们通过条约，因为这正好可以给共和党一个难堪，任何支持“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的党派都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于是，大家纷纷投票反对侵占菲律宾。
在纽约时，布莱恩曾打电话找我商议“购买菲律宾”的问题，很明显我持反对意见。于是当我抵达奥马哈后，我就当前形势给他回电做了详细说明，并希望他能够影响众人作出决断。但他的回复依旧是那样—让共和党通过这一条约，然后在民众面前给他们一个难堪。我对他失望不已，因为他只顾及狭隘的党派问题，却忽视了国家的信誉，这太令人遗憾了！表决时，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同，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而当时布莱恩的一句话就可以将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此后多年，我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为了党派利益，他置国家与个人信誉于不顾。
投票后我立即去面见了总统。我告诉他，他应该去感谢布莱恩先生，正是他才成就了总统的胜利。对总统来说，在数千公里外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可是一个新课题，对于美国所有政治家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多少风险与麻烦，并最终将美国卷入一个军国主义的旋涡，从而积极扩建海军。仅仅是一个政治家的一念之差，便有了如此大的麻烦。
在1907年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晚餐上，总统指着塔夫脱与他自己说道。
“就全美而言，最想从菲律宾这片泥沼中脱身的莫过于我俩。”
“为什么不是你？”我回应道，“如果是这样，美国人民将免去多少麻烦。”
然而，无论是总统还是塔夫脱法官都认为，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首先为菲律宾的自治做好准备。总得“先学会了游泳，接着才能下水”，但是水终究是要下的。
很多人坚持说，即使我们不去占领菲律宾，德国人迟早也会这样做。但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同意德国人在澳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与英国人在东方的枢纽—香港比邻而居。这也就意味着英国人还会同意德国在金斯顿、在距离利物浦只有80公里之遥的爱尔兰再建几个海军基地。我很惊讶有人—像塔夫脱法官这样的人，虽然起先反对占领—但是在木已成舟之后，又反过来找寻重重的借口。但是我们对外交关系还是太知之甚少了。幸好我们还是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有一天这种情况改变了，这该叫人多么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