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矮小的米拉斯基夫人出现了，还邀请我去吃晚饭，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看起来很激动，因为这次拜访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历险了，她甚至为我们的晚餐叫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只请求我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的样貌言行，我就告诉她，伊凡有多喜欢收集树林里的金菊花，有一天我如何看到他抱着一大捧金菊花，红发在阳光下闪亮的样子，我如何总是将他和那种花儿联系在一起。她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之后她便倒了好几班车，回她的住处斯特拉寓所去了。
9月到了，伊丽莎白跟我们之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一直有联系，有位母亲寄给她一张支票，资助她回纽约，她就决定回美国去挣钱。
还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的一家商店，为她买了件保暖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火车。剩下我们三个回到工作室，成天在绝望中度日。
乐观而温柔的伊丽莎白走了，冷寂的10月到来了。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伦敦的大雾，也许总是喝廉价的汤使我患上了贫血，大英博物馆甚至都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漫漫长日，我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再走出去，只是盖着毯子坐在工作室，在一个画出棋盘的纸片上下棋消磨度日。
正如回首往事时，我为我们的出奇乐观感到惊异一样，当回首这段日子时，我也很惊异于那时候我们精神的完全崩溃。事实上，那时候我们甚至有过早上没有勇气起床而昏睡一整天的经历。
终于，伊丽莎白来信了，并汇了款过来。她到达了纽约，住在第五大道上的白金汉酒店里，她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并且运营良好。这让我们重拾信心。由于工作室租期已到，我们又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去广场花园的特殊待遇。
一个气候宜人的夜晚，我和雷蒙德去花园里跳舞，这时一个头戴大黑帽的漂亮妇人出现了，“你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不是从地球，而是从月球来的。”我回答道。
“好吧，不管来自地球还是月球，你看起来都美极了，你们愿意跟我去看看吗？”
我们就跟着她到了位于肯辛顿公园的温馨的家，家里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名家为她画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坎布尔夫人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弹琴，还唱着古老的英国歌曲，之后又为我们朗诵诗歌，最后，我为她跳了一支舞蹈。她非常漂亮，有着高贵的黑发，大大的黑眼睛，滑腻的皮肤以及女神般甜美的嗓音。
我们都爱上了她，那次会面无疑将我们从忧郁沮丧的阴霾中解救出来，开启了我们幸运时代的新纪元。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十分中意我的舞蹈，她写信将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还告诉我们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首次登台演出扮演朱丽叶的。温德姆夫人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炉火旁享受英国的下午茶。
这里我要说说炉火、面包、涂满黄油的三明治、浓茶、户外的黄色雾气以及英国人特有的拖长腔，都使得伦敦那么迷人。如果说我以前就为之陶醉了，那么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它了。屋里的气氛仿佛有一种魔力，安全而舒适，文雅而轻松，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如鱼得水。除了这些，温德姆夫人家美丽的书房也大大吸引着我。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到英国佣人的良好教养，他们丝毫不像美国社会那些佣人一样，以身为佣人为耻或为服务于贵族而目中无人，而是举止散发着贵族气质。他们的父辈如此，后代也将如此，正是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心性平静而安分。
一天晚上，温德姆夫人安排我在她家客厅里跳舞，几乎伦敦所有的艺术家和文人都出席了。就是那次，我邂逅了一个对我生命影响深刻的男人。他那时50岁左右，在我看来真是前所未有的英俊：饱满的前额下一双深眼窝，古希腊式的鼻子，精致的嘴巴，身材高大瘦削，背部线条略有弯曲，灰白头发从中间分散至耳际，神色温柔异常。他就是著名钢琴家的儿子，查尔斯·哈雷。奇怪的是，那时候追求我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事实上我根本都没注意到他们；只有这个50岁的男人，让我立刻深深地为之着迷。
他年轻时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的密友。他请我去他的工作室喝茶，并给我看了当初玛丽在《克里奥兰纳斯》一剧中的演出服，是一件长袍，一直被他当作纪念品珍藏。这次之后，我们的友情更深厚了。哈雷给我讲好多事情，比如他的朋友伯恩·琼斯，比如罗塞蒂、威廉·莫里斯，比如前拉斐尔派以及他十分熟悉的威斯勒和丁尼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并且我之所以能对早期著名画家略知一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跟艺术家哈雷的友谊。
哈雷是新国家美术馆的负责人，当代的滑稽作品都会在那里展出。哈雷想让我在那里演出，并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次他邀请好友们来新美术馆发表演讲，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则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美术馆的中心庭院里翩翩起舞。这次演出大获全胜，报纸大肆报道了我的舞蹈，哈雷也十分高兴。伦敦的重要人物都邀请我喝下午茶或共进晚餐。幸运女神在那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垂青了我们。
一天下午，在罗纳德夫人的小房子里举办的热闹的招待会上，威尔士亲王和爱德华国王分别接见了我，国王还对我赞不绝口，称我是庚斯博罗画中的美女，这一称谓更令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就在沃里克广场租了一间大点儿的工作室。我深受国家美术馆里的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从中获得了灵感，整天探索；那一时期，我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也颇深。
其时，一个年轻诗人闯入了我的生命，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有着轻柔的嗓音，梦幻般的眼睛。他叫道格拉斯·安斯利，是斯图尔特家族的后裔。他常常傍晚时分来到我的工作室，胳膊下夹着三四卷诗歌，为我朗诵史文朋、济慈、勃朗宁、罗塞蒂、王尔德等人的诗。他喜欢大声朗读，我很乐意倾听。可怜的母亲认为有必要在这种场合陪着我，尽管她也喜欢这些诗句，但她受不了这种牛津大学式的诗朗诵方式，于是过不了多久便会瞌睡连连。每当这时，安斯利就会俯下身来，轻吻我的脸颊。
我非常享受安斯利和哈雷的友谊，甚至不再需要别的朋友。一般的年轻人十分令我厌烦。尽管当时在客厅看过我跳舞后，好多人前来拜访或邀我出去，但我的傲慢举止把他们全都吓退了。
查尔斯·哈雷住在加多近街上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房子里，有个迷人的未婚妹妹。哈雷小姐对我也亲切至极，常请我去吃晚饭，就我们三个人。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亨利·欧文和埃伦·特里。第一次知道欧文是通过他的《钟声》，我对他的伟大艺术是如此崇拜以至于一连几周都没有睡好觉。说到埃伦，她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想，那些从未见过欧文的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他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人心的美和瑰丽的，并且，他的才智和艺术魅力简直难以言说，他是集但丁的天才和感召力于一身的人。
夏天的某一天，哈雷带我去见著名画家瓦茨，我在瓦茨的花园里为他起舞。在他家，我看到埃伦·特里的美丽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画作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艺术和生活的美好。
埃伦·特里那时正处于女性的成熟期，她不再是瓦茨画作中那个激发画家想象力的高挑瘦削的女孩，而变得饱满、丰腴，仪态万方。这和当今的审美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当时的埃伦·特里被今天的观众看到，她肯定得被迫减肥了。我敢说，如果她也像今天的女演员一样费尽心力保持年轻和瘦削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她表演水平的发挥。她看上去毫不纤瘦，但无疑称得上是成熟女人中的漂亮典范。
就是这样，我跟当时伦敦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人建立了关系。冬天慢慢过去，沙龙也逐渐减少。有一个时期，我加入了班森剧团，但是就像在《仲夏夜之梦》中演出仙女一样，从未得到过进一步的发展。看来剧院经理理解不了我的艺术，也不相信我的想法会让他们的演出盈利。但奇怪的是，自从莱恩哈特、盖米尔以及其他一些剧院前卫人士推出带有我舞蹈风格的作品以来，还是有好多人随意模仿我的舞蹈。
一天我被介绍给了垂恩夫人，排演期间我去了她的更衣室，她非常热诚，我换上了束身舞蹈衣，在她的指引下走上舞台为比尔博姆·垂恩跳舞，跳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颂》，他几乎看都没看我，注意力毫不集中，只是盯着飞舞的苍蝇。后来，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宴会上夸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我把当时的情形跟他说了。
“什么？”他惊呼，“我看了你的舞蹈，对你的美丽和青春活力竟然毫不赏识！啊！我太傻了！现在，”他补充道，“现在太迟了，太迟了！”
“不晚。”我回答。从那以后他总是给我极大的赞赏，这些后文中我将提到。
事实上，我那时候难以理解为何伦敦的几乎所有的画家和诗人都对我的舞蹈异常热情，比如安德鲁·兰、瓦茨、爱德温·阿诺德、奥斯汀·多布森、查尔斯·哈雷等人，可是剧院经理却丝毫不买账，就好像我的舞蹈所传达的信念对于粗俗和物质化的剧院艺术来讲太过精神化。
我成天在工作室工作，傍晚的时候不是诗人来朗诵诗歌，就是画家带我出去或看我跳舞。他们就像彼此厌恶一般，从来不一起出现。诗人说他不理解我怎么能花那么多时间陪那个老头；画家说他不理解像我这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看上那个自大的家伙。但是我在这两段友谊中都十分快乐，也说不清到底爱哪个多一些。周日我总是跟哈雷在一起，我们在他的工作室一起吃午餐，配着斯特拉斯堡鹅肝酱、葡萄酒和他亲手煮的咖啡。
一天他允许我穿上玛丽·安德森那件著名的演出服，我摆了各种姿势让他给我画素描。
就这样，冬天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