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么希望以某种动作、某种最后的光辉跟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甜美的保姆的遗体告别啊！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的“智慧”会摒弃这些丑陋的教会仪式，创造并分享一种美丽的告别仪式。当然，相对于把死者土葬而言，火葬场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就目前而言，我的这种观念还是遭到了许多正统教徒的批判和憎恨。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因为我希望在和谐、色彩、灯光和美好中与我亲爱的孩子们告别，因为我将他们的遗体送去了火葬场而不是埋在泥土里被虫子噬食。还要等待多久，那种智慧才能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死亡呢？
我来到火葬场阴森森的地下室，看到眼前的棺木里躺着我亲爱的孩子们：金发的脑袋、花朵般蜷曲的小手、轻灵的小脚——现在就要交给火焰了——从此以后只剩下一小捧可怜的骨灰。
失去了孩子们，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啊，学校里的小姑娘们围着我，纷纷对我说：“伊莎朵拉，为我们而活吧。我们不也是你的孩子吗？”这让我清醒过来。她们站在那里，也为此伤心不已，我应该去安抚她们的悲痛。
如果这场伤痛来得更早一些，我也许能够克服；如果来得更晚一些，我也许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但是啊，它偏偏发生在此时此刻，发生在我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能量的时刻。我觉得身上所有的活力和能力都被彻底摧垮了。如果有一种伟大的爱能够将我包围、将我带离，我或许会好很多。然而，洛亨格林并没有对我的呼唤作出回应。
雷蒙德和他的妻子佩内洛普要去阿尔巴尼亚救助难民。他劝我届时到那里找他。我和伊丽莎白、奥古斯丁一起，前往科孚岛。我们途经米兰，在当地休息一晚。我被带到4年前住过的房间，在那里，我曾为了小帕特里克的出生问题犹豫不决，内心争斗了几个小时。结果他出生了，长成了我在圣马可大教堂梦想的天使模样，然后又离开我了。
当我再一次望向画像中的女人的时候，她那双邪恶的眼睛似乎在说：“一切都通往死亡——不是正如我所说的吗？”无边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慌不择路地奔向走廊，恳求奥古斯丁带我到另一家酒店。
我们在布林迪西上船，不久，在一个明媚的上午抵达科孚岛。万物生机勃勃，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身边的人说，我一天天地、一周周地坐在那里，眼睛仅仅盯着前方。我没有了时间概念——我进入了一个凄凉昏暗的世界，不再有生存的意愿，不再有行动的力量。真正的悲伤来临的时候，遭受打击的人会失去了动作和表情。正如尼俄泊最终化为了石头，我静静地坐着，渴望在死亡中飞升。
洛亨格林在伦敦。也许，他来到我的身边，就可以将我从这种凄惨的、死寂的昏沉中解救出来。也许，一个温暖、深情的怀抱，就可以让我回归生活。
一天，我请求大家让我一个人待着。昏暗的房间里，窗帘全拉上了，我躺在床上，双手抱胸。在极端的绝望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洛亨格林发出讯息。
“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我要死了。如果你不过来，我就跟随孩子们去了。”
我像祈祷般，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
我醒来时，已经是深夜。随后，我又心如刀绞地睡去。
第二天上午，奥古斯丁叫醒我，手里捏着一封电报。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伊莎朵拉，我立刻前往科孚岛。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等待着，一丝希望之光穿透了沉郁的黑暗。
一天上午，洛亨格林出现在我眼前，脸色苍白，神情焦虑。
“我以为你死了。”他说。
他告诉我，就在那个我向他发出讯息的下午，我像个虚幻的幽灵般出现在他的床前，一字一句地说着讯息中的那些话，反复地说着：“来我身边吧！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如果你不来，我就会死去。”
当我确信我们之间有心电感应之后，我开始萌生出希望，想要通过这种内在的爱之冲动，将过去的不幸一笔勾销，让自己再一次感受到内心的活力；也许还会有孩子们来到世上慰藉我。然而，这仅仅是我单方面的愿望。我强烈的渴求、我的悲伤，沉重得让洛亨格林承担不起。一天上午，他不辞而别了。我望着那艘渐渐驶离科孚岛的轮船，望着它消失在蔚蓝色的大海里。我知道他就在船上，而我再一次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于是对自己说：要么立即结束生命，要么找到一种能够克服夜以继日吞噬着我的痛苦的方法，努力活下去。每到夜里，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那个可怕的上午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似乎听到迪尔德丽在说：“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似乎听到保姆在说：“夫人，可能他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我似乎听到自己疯狂地回答：“你说得对。留下他们，我的好保姆，留下他们，今天别让他们出去了。”
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他保持着一贯的激情。“整个国家都需要援助。村庄被毁了，孩子们在挨饿。你怎么可以留在这里顾影自怜？过来吧，过来照顾孩子们，安慰妇女们。”
他的建议很奏效。我重新穿上希腊式的束腰短裙和便鞋，跟他去了阿尔巴尼亚。他为救助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援助者建了最为简朴的营地。他到科孚岛的市场买了原棉，装在事先租下的小汽船上，运送到难民最多的港口圣夸伦塔。
“但是，雷蒙德，”我说，“你怎么用原棉填饱饥民们的肚子？”
“等会儿，”雷蒙德说，“你会明白的。如果我运面包过来，那只能确保他们今天有东西吃；可是我给他们原棉，那么他们以后也有东西吃。”
我们在圣夸伦塔布满岩石的海岸登陆。雷蒙德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中心站，并挂了一块牌子：“愿意将原棉纺成线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很快，贫穷、瘦弱、饥饿的妇女排成了一个队伍。有了德拉克马，她们就可以从希腊政府设在港口的网点买到黄玉米。
雷蒙德又驾着小船前往科孚岛。他在那里指挥木匠制作纺织机，然后运回圣夸伦塔。新挂的牌子上写着：“愿意将线织成花布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成群结队的饥民前来应征。雷蒙德提供的花布图案，取材于希腊古瓮上的设计。很快，一群妇女聚集到海边干活。雷蒙德教她们一边纺织一边唱歌，场面非常欢快。布织好后，又被制作成美丽的沙发套。雷蒙德拿到伦敦售卖，赢利百分之五十。他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面包店，出售白面包，价格比希腊政府出售的黄玉米便宜一半。就这样，他建起了一座难民村。
我们住在海边的帐篷里。每天日出之际，我们跃入大海，纵情游泳。雷蒙德偶尔会搞到一些额外的面包和土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翻山越岭，把食物分发给各个村庄的饥民。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奇特而又悲惨的国家。这里有最早的祭祀雷神宙斯的神坛。之所以称为雷神宙斯，是因为这个国家——不论冬天或夏天——总是雷声大作、暴雨连连。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穿着长袍和便鞋，艰难地行走。我觉得，淋雨走路比穿着雨衣更让人怡然自得。
我看到了很多悲惨的景象。一个母亲坐在树下，怀里抱着婴儿，三四个孩子依偎在身旁——全都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房子被烧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被土耳其人杀害，牲畜被偷，庄稼被毁，只剩下可怜的母亲和幸存的孩子们。面对这样的家庭，雷蒙德总要给好几大袋土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营地，可是我的精神却异常亢奋。我的孩子们离开了，但是还有其他人——那些挨饿的、受难的人，难道我不能为这些人活下去吗？
圣夸伦塔没有理发师。我第一次为自己剪发，将剪下来的头发扔进大海。
我恢复了健康和活力，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救济难民。显然，艺术家的生活与圣徒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我身上的艺术细胞在苏醒。我觉得，凭我一个人有限的力量，要想改变像阿尔巴尼亚难民这样的苦难，真是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