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雅典后，我的建校计划似乎进展很顺利。韦内洛斯慷慨地让我们使用札皮欧宫。这里成了我们的工作室。每天上午，我与学生们在此工作，努力启发她们跳出与雅典卫城相匹配的舞蹈。我计划为即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办的酒神节庆典活动训练出一千名舞者。
我们每天都去雅典卫城。我依然记得1904年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而今看着年轻的学生们的舞姿，我觉得16年前的梦想至少实现了一部分。我情不自禁地百感交集。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应该能够在雅典创办起一所梦寐以求的学校了。
我的学生们在美国待了太长时间，沾染了某些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习气，令我很不快。然而，在雅典辉煌的天空下，她们受到山峦、大海和伟大艺术的感召，逐渐将身上的不良习气涤荡干净。
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与我们同行。他在雅典卫城和狄俄尼索斯剧院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我梦想在希腊实现的盛景状况，在这些照片中隐约可见。
科帕诺斯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牧人和他们的山羊群留在那里。不过，我并没有气馁，很快就鼓足干劲，决定清扫场地、重建房子。我们的重建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囤积多年的垃圾被清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帮我们安装了门窗、搭建了屋顶。我们在宽敞的客厅里铺上了适于跳舞的地毯，接着又安放了一架钢琴。每天下午，当夕阳沉落在卫城的背后，将柔和的紫色、金色光芒投射到大海上时，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便弹奏起优美动人的音乐——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作品。到了凉爽的夜晚，我们头戴从街上卖花的雅典男孩那里买的可爱的白色茉莉花环，悠闲地走下山，到法勒隆海边吃晚饭。
置身于这群头戴花环的姑娘们中间，我的瓦尔特·隆梅尔就像帕西法尔站在昆德丽的花园里。我留意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新表情，更像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因为有了智慧和精神的强大融合而坚不可摧；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那对闪亮的羽翼已经变成了一双热情的手臂，用以抓牢和抱住德律阿得斯的身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以前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无法帮助我摆脱磨难。
从那个时候开始，惶恐不安的痛苦将我包围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窥探他们日益加深的爱情。令我恐惧的是，我如此嫉妒，竟然萌生了类似于谋杀的邪念。
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他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平常人了——刚刚弹奏完《众神的黄昏》中那段恢弘的进行曲，余音还在空气里缭绕，似乎要融入落日紫色的余晖中，呼应着海默突斯山，照亮了整片大海。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们四目相对，彼此眼中燃烧的激情堪比灿烂的落日。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勃然大怒。如此激烈的反应，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转身就走，整晚都在海默突斯山附近的小山上游荡，无法排解内心狂乱的绝望。我以前就知道，绿眼魔怪的毒牙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可是到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痛苦居然强烈至此。我无法自拔，生不如死。我爱他们，同时，我也恨他们。这种体验，让我理解了那些被嫉妒蒙蔽了心智而杀死情人的可怜人。
为了不让自己落入如此田地，我带着一小群学生和朋友爱德华·斯泰肯踏上了一条神奇的道路，经由底比斯古城，到达卡尔基斯。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片金色的沙滩，想象着在伊芙琴尼亚不幸的婚礼上，一群埃维厄岛少女正是在这里为她跳舞庆祝。
那个时候，希腊所有的荣光都无法驱走我内心盘桓着的魔怪。这个魔怪不停地将留在雅典的那两个人相处的画面展现在我的面前，噬咬着我的要害，像硫酸一样腐蚀着我的大脑。回到雅典后，当我看到他们靠在卧室外的阳台上如胶似漆的模样时，他们的青春和爱火再一次将我推向痛苦的深渊。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无法理解自己当初的执狂了。但是在那时候，我已经深陷其中，就如同患上了猩红热或者天花这样的纠缠不清的疾病。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给学生们授课，继续进行在雅典建校的计划。建校的进展情况很顺利。韦内塞洛斯政府十分支持我的计划，雅典人民也热情高涨。
一天，我们应邀前往大型露天体育场，参加为韦内塞洛斯和年轻的国王举办的庆典活动。5万人拥向体育场，希腊所有的教会也都来了。当年轻的国王和韦内塞洛斯进入体育场时，全场爆发出热情的欢呼声。主教们的队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身穿金丝绣线的挺括的锦缎长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穿着有褶皱的柔软的束腰短裙走进体育场，身后跟着一群学生，她们是活生生的塔纳格拉雕像。康斯坦丁·梅拉斯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为我戴上桂冠，说：“你，伊莎朵拉，将菲迪亚斯不朽的美和希腊辉煌的时代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回答说：“啊，请帮助我培养出一千名优秀的舞者。届时，她们将在这个体育场翩翩起舞，场面极为壮观。全世界的人都会过来欣赏她们的表演，发出惊喜的赞叹声。”
我说完这番话时，看到他兴奋地握着他情人的手，刹那间，我感到自己释然了。与我伟大的理想相比，这些个人情绪算得了什么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爱惜和宽容。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我看见他们相互依偎在阳台上，两颗脑袋靠得很近，在月光下卿卿我我，我便又成了渺小的个人情绪的俘虏。我心乱如麻，独自在外面游荡，差点就像萨福那样从帕台农神庙前的巨岩上跳下去。
这种痛苦的情绪折磨着我，令我苦不堪言。景色怡人，只徒增了我的不幸。我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难道我们伟大而神圣的音乐合作计划就这样在世俗的情感纠缠面前破灭了吗？我不可能要求这名学生离开，毕竟她从小就在我的学校里长大。可是要我每天看着他们深情款款的样子，还得克制内心的苦恼，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进退两难。当然，我也可以试着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眼前这一切。我虽然不快乐，但是依旧进行着舞蹈训练，去山野远足，每天到海里游泳。我凭借这些活动保持了胃口，却仍然难以遏制世俗情感的激流。
我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我努力教学，将美、沉静、哲学以及和谐的思想传递给她们；另一方面，我的内心却承受着莫大的煎熬。这种状况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我无从知晓。
我只能强颜欢笑，故作坚强。每天晚上在海边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喝大量的希腊烈酒，以此麻痹自己的痛苦。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来疏解我的痛苦，只可惜我当时已然昏了头。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我个人的悲惨经历，我现在只是设法记录下来。有价值也好，无价值也罢，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反面教材”，让大家引以为鉴。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远离灾祸、排解痛苦。
在命运的安排下，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最终以一个奇怪的事件宣告结束。起因是一只可恶的小猴子咬了人。它咬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国王，这令他危在旦夕。
年轻的国王在死亡线上徘徊了好几天，之后便传出了他驾崩的悲惨消息。国王的去世造成了国内局势动荡，甚至还引发了革命，韦内塞洛斯和他的政党被迫下台。这次事件也导致我们在希腊待不下去了，因为当初我们是作为韦内塞洛斯的贵宾受邀来到希腊的，现在则不得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有用于重建科帕诺斯和布置工作室的钱都白花了，我们只能放弃在雅典创办学校的理想，坐船离开希腊，经由罗马返回巴黎。
1920年的最后一次雅典之行，回到巴黎后的痛苦，跟瓦尔特·隆梅尔的正式分手，以及跟瓦尔特·隆梅尔和那位学生的最终分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异常痛苦的回忆。虽然我认为自己是这次经历的受害者，可是她的想法却截然相反。她刻薄地指责我的感情，还责怪我为什么不尽早放弃这段感情。
最后，我一个人置身于庞培路的那幢房子里。看到贝多芬音乐厅已经改装完毕，只等瓦尔特·隆梅尔在那儿演奏，我的绝望难以言表。这幢房子过去曾带给我无尽的欢乐，如今却令我无法面对。我的内心滋生出远飞的欲念，想要飞离这幢房子，飞离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世界和爱情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人的一生会有多少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啊！然而，要是我们能够将视线拉长，望向山的后头，便会看到那里有开满鲜花的山谷等待着我们去欣赏，以及美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追求。我很排斥很多女人的论断，她们认为女人年过四十后，就应该摒弃所有的爱情生活，维持表面的庄严和体面。哈，多么荒谬的想法！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进行着奇异的旅程。在此期间，感受自身躯体的变化真是妙不可言！首先是害羞、胆怯、纤瘦的年轻姑娘的身体——我也曾年轻过，慢慢成长为强壮坚毅的亚马逊女战士。随后，我们变成了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沉浸于酒的芬芳里，无法抗拒萨梯的爱抚，身体变得温润，生长着、膨胀着；柔软、性感的肉体愈加丰盈，乳房敏感到能够回应极为漫不经心的爱意，并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快感传遍整个神经系统；爱，如今成长为一朵盛开的玫瑰，充满质感的花瓣紧紧地包裹住落入其中的猎物。我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宛如一个精灵生活在云端——那燃烧着玫瑰般火焰、呼应着同类火焰的云朵。
只歌颂爱情和春天是多么无聊啊！秋天的颜色更加灿烂、更加丰富，秋天的欢乐更加强烈、更加骇人、更加美好。我同情那些囿于苍白、狭隘的信条的可怜女人，她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秋天之爱的慷慨馈赠。我可怜的母亲即是如此。因为这荒谬的偏见，她任由身体在本该尽情绽放的时期里衰老、生病，曾经智慧过人的大脑也逐渐迷糊了起来。以前，我是胆怯的猎物；随后，我变成了勇敢的酒神女祭司；而现在，我像大海拥抱畅游者那样拥抱住我的爱人，以云朵和火焰般的情怀一浪连着一浪地将他包围，让他旋转，与他水乳交融。
1921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维埃政府的电报：
只有俄国政府能够理解你。来吧，我们愿意为您创办学校。
这封电报来自何处？地狱吗？不是地狱——不过离地狱也不远。对于欧洲人而言，哪个地方最像是地狱？当然是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我环顾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没有了瓦尔特·隆梅尔，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爱情。于是，我回电说：
好的，我将前往俄国，我将教授你们的孩子。但有一个条件，即你们必须为我准备一个工作室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支持。
他们同意了。
我登上了一艘航行在泰晤士河的轮船，离开伦敦，取道塔林，最后抵达莫斯科。
在伦敦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算命师。她对我说：“你将远行。你将会有许多奇妙的体验，你将遇到烦心事，你将结婚——”
听到“结婚”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笑着打断了她。我向来反对婚姻，又怎么会结婚？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算命师说：“等着瞧吧。”
在前往俄国的旅途中，我觉得自己就像复生的灵魂，向另一个星球飞升，欧洲的所有生活已被我抛诸脑后。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柏拉图、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梦想过的理想国家诞生了。我在欧洲为了实现艺术理想而倾注的精力全都化为乌有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征程。
我没带任何服装。我甚至能想象自己身着红色法兰绒上衣，与同样穿着朴素、情同手足的同志们共度余生的情形。
轮船向北驶去。我回头望向渐渐远去的资本主义欧洲，对其所有的旧制度和旧习惯报以轻蔑、同情的目光。从此以后，我将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为这一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实现宏伟的目标。那么，别了，这个不平等、不公正、野蛮冷酷的旧世界；别了，这个容纳不下我的学校的旧世界。
当轮船抵达目的地时，面对这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我万分激动。这个同志们相亲相爱的新世界，这个佛陀构想过的理想世界，这个耶稣基督描述过的理想世界，这个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向往的理想世界，这个列宁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理想世界，如今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工作和生活将成为这个理想世界辉煌远景的一部分。
别了，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到来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