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采取一种“两害权衡，取其轻”的方法，我们给吸毒者一些害处较小的毒品，以避免使用害处太大的毒品，别用海洛因。这个叫做“美沙酮替代疗法”。我们前不久为了美沙酮问题，判了一个人死刑，但还没有执行。罪名是戒毒专家贩毒。他本人是研究毒品的，他自己制造的一种戒毒药中含有美沙酮。他的做法确实有问题，因为这个审批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最起码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药检部门这三个中央部委级单位考虑实施美沙酮替代。具体怎么做，那需要政府很谨慎地拿出方案。政府组织了11个政府部门和4个专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防止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中国工作组，我是其中一个专家。这是联合国禁毒署和中国支持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一起搞的。我们对外采取的很谨慎的说法，叫做：“中国政府将采取有效的、务实的、适宜的做法”。到底应该怎么做，确实是一个难题。你这么做，那么警察还需不需要去抓那些吸毒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打击那些贩毒的人，而对那些吸毒者采取帮助的措施。
我们已经在一些城市搞试点，这就更进了一步了。这叫做务实的做法。你是要拿针进行注射的，两个人共用一个针头就会造成感染。而这两个人都已经染上了毒瘾，改不了了，怎么办？政府设置了一个地点，叫做针头交换点。你可以拿着用过的一次性注射针头到那里换一个干净的。有人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说：“你这么做，不是在助长吸毒吗？政府同意干这事，像话吗？就算不是政府出面，民间组织出面也不成啊。
你这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就提出了，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美沙酮替代疗法”和洁净针具？怎么做才能保证不出问题？比如说，美沙酮这种药品在外面药店可以买到，那更多的人去买时，该怎么办呢？他没有毒瘾，但他可以买这个，他也吸。虽然吸的是害处小的毒品，但他也吸毒了。所以，这个不能随便卖，政府需要重点控制起来，只能卖给已经染上毒瘾而且改不了的人。又有人说：“这也不行啊。你控制起来，就会造成腐败啊。你管这个的，我给你点钱，你是不是给我点药？”所以这个问题的具体技术处理非常困难。
艾滋病病毒感染与性问题
下面再讲性问题，这涉及的人更多了。性传播在中国的危险性究竟有多大？有些专家说：“危险性很大。将来最大的危险性就是通过性的传播，广泛传播开来。”有的说：“不大。”我们不讨论这些，我们只说一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严格地把婚前、婚外性行为都管起来？
即使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没有把婚前、婚外性行为都管起来。在当时，一旦被发现就被抓起来批斗，被认为是流氓，甚至会被劳教或判刑，或者留在单位上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些在现在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不能有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我们该采取哪些方法将这种行为管住？当年修改《婚姻法》的时候，我国有些婚姻法的专家提出：“如果有第三者，打电话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就来处理。”后来宣布说：“我们不管这事。这事我们管不了，没法管。”如果要防止艾滋病，该怎么防止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如果可以，你又该怎么处理？
支持不可以观点的人主张，关键是加强道德教育。有些专家这么提，有些文件也这么提。政府的几个部委一起颁发了一个文件——《艾滋病的宣传纲领》，提出：“洁身自好，保持童贞；忠于配偶，白头偕老。”有些专家就认为这不管用。于是他们提出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办法，百分之百采用安全套。但是又有人说：“安全套涉及性，不能做广告。”这个问题据说最近政府已经解决了，就是说可以做公益广告，可以设安全套自动售货机。
过去，我基本同意这个方法。所谓“标本兼治”，“本”是我们的道德，“标”是兼顾艾滋病。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有人说：“单从艾滋病考虑，启用安全套，可以避免生命危险。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你这广告在那里，如何保证不让儿童看到？
或者说，你认为儿童可以看这些广告，包括售货机，都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达国家也不一定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主流社会不赞同，但它是开放型社会，它允许做这种广告。
但它也有规定，必须离学校一定距离，比如100米，或者1000米。这都有规定。”我们应该怎么尽量减少这些广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我不是主张不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而是说我们应该考虑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怎么让他们接受性教育。
一般人之间的性伴侣，或者是婚前的，或者是婚外的，这些都不容易管。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管的问题，就是性产业。用中性的话来说，是性产业、性工作者。用歧视性的话来说，是暗娼，是卖淫嫖娼。第一，要不要打击？如果有人强制卖淫，卖淫剥削，就要打击。这是国际上的通例。在国际上，很少有国家认为卖淫是合法的。但是针对个人行为，政府认为这是个人选择，虽然不好，但不直接来管。它只管强制卖淫，卖淫剥削，这些是要判刑的。中国法律也规定，卖淫需要判刑。一般刑事犯罪判刑可以判拘役3个月。而卖淫，以妇女教养为例，第二次抓进去，会判1～2年，比刑事拘留的3个月时间要长。一般人就不理解。这不是犯罪，但处理起来比犯罪还厉害。
但如果说，只打击一些强制卖淫、一些奴隶制卖淫，不打击卖淫剥削，那肯定不行。
现在又发现，采取民间救助能够给这些人做工作。无论是国际通例，还是在中国已经搞的几个试点，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给她们防病教育，才能把政府的官方信息传递给她们。
在我们打击这些卖淫者的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国务院已经规定要推行百分之百的安全套，一些民间组织给这些性工作者推行安全套。推行安全套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当警察在一个女性身上发现安全套，就认为是卖淫的证据。这就是一个难题。两者都是政府的规定。公安部规定，必须严厉打击，坚决取缔。他们就会认为，发现一个女子身边有安全套，她就会卖淫。另外一方面，国务院为推行安全套这种国际通行的方法，颁布了一些文件。在性工作中，通过民间组织进行推广（当然不能通过政府出面，不像话），通过一些中介性的组织做工作。这和公安部的规定是不是矛盾？同时，有人又说：“当年禁娼禁得那么干净，为什么现在不行？我们要为她们找工作，不让她们干这些事。”中国现在有8亿农村人口，5亿劳动力，3亿多余劳动力，城市失业下岗。怎么给她们找工作？是不是规定，性工作者优先安排工作？肯定不能这样规定。那么该怎么解决这样一大堆难题？
艾滋病病毒感染与知情权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知情权。我是一个健康人，或者我是病人，知情权和一些保守秘密的规定之间的关系该怎么掌握？ ’
国务院已经提出，要借助民间力量和政府合作，来救助这些艾滋病患者，要对他们实行关怀、实行帮助。民政部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房子、人力和资金，才能成立民间组织。大家都说成立组织，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如果是校内的学生组织，可以。但如果说，几个学校一起来搞这个组织，不行。因为没有固定的房子，没有固定的人员，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就是说，做善事也需要足够的资金才行。
共青团有全国青年的志愿者组织。它又规定：“志愿者必须身体健康。”那就有人说：“我是残疾者，但是我就不能帮助别人吗？”所以说，我们的很多规定是值得考虑的。比如刚才提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我要拿你美国最先进的药，救人命，你说过拿钱才卖给我，我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中国加入wT0的那个会议上，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遇到艾滋病蔓延的时候，可以不通过知识产权规定。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另外，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我们相当多人，尤其是农村人，不享受医疗保障。现在在艾滋病的救助上也有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将这一系列问题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出一些好的主意，怎么样能够解决得更好一些？这是我要和大家说的。谢谢大家。
学者对话
艾滋病问题离我们非常近
周孝正：
刚才李楯教授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些关于艾滋病的非常前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同志讲：“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这三件事要有益结合辩证统一。”这实际上是十六大以后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说，这三件事之间肯定有矛盾，我们要怎样让它做到有益结合辩证统一？李楯教授将在今年的11月23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上，搞一个艾滋病听证会，这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要当家作主。
现在这事出来了。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密切传播、性传播，或者是血液传播。
它和乙肝一样。乙肝是典型的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可不光是什么梅毒、淋病，性传播疾病其中包括乙肝。我们国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官方数字是一亿二千二百万人，十三亿人中有一亿二千二百万人。这是官方数字，比实际情况已经有些缩小了。这个艾滋病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快也会变成这样。当世界银行行长给江泽民同志写信说：“江主席，你们的艾滋病问题需要解决。”江泽民同志要求他一起合作。现在马上就要制定艾滋病的防治法，在这立法之前我们搞一个模拟听证。大家知道，模拟听证非常容易。
去年，李楯教授主持了一个模拟法庭。全国法官集训，大概来了500人，在北京培训。第一天请了一个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原装的法官、律师，是志愿者，来给一个模拟的案件在上陪堂。这个案件是模拟的，细节都是一样的。根据这个案件，通过取证、制证，按照德国的法律判罚有期徒刑7年。第二天还是这个案子，一点没变。
美国的法官和律师来了，美国律师协会的主席都来了。按照美国的法律，取证、制证，最后依照美国的法律判无罪释放。第三天，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判“C”。这就是模拟法庭，非常好的一个形式。“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你“当不了这个家”，你“做什么主”啊？现在把国家这些事都摆在这里，让你帮着出出主意。我觉得今天李楯教授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他讲的都是这些难题，国家领导人也未必讲得明白。他们不明白，你就应该不明白吗？人民当家作主嘛！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嘛！我不明白，但我可以考虑，我知道我哪里不明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所以，李楯教授今天的报告非常的深入。因为我们务实，这个月23号要开一个模拟的听证会。在这个模拟的听证会上，全国人大立法的都来，记者要来，还有很多专家要来。各种主张不一样，怎么协调？大家都知道，原来我国是部门立法。比如《水法》是水利部制定的。水利部说：“矿泉水我得管，我水利部我得管矿泉水。”而地矿部门说：“那是矿，该我管。”于是制定了《地矿法》。结果两个部门都要管，一个管水，一个管开矿。所以部门立法局限很大。现在中央立法有很大的突破了。现在经常往我们这里转。因为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图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们当老师的一般都没有部门利益，都站在比较超俗的立场上。
大家都知道，心血管并不是社会问题，艾滋病就是社会问题。艾滋病问题离我们非常近。提到艾滋病，大家就会想到河南。还有一本书叫做《河南人惹谁了》。并不是河南人惹着谁了，只是河南被人给曝光了。其实，最起码还有十几个省市和河南一样存在这种情况。也一样有人说：“你们家有艾滋病，你得把窗户给堵死。你家的孩子有艾滋病，不能和别家的孩子一起玩。小心传染给别家的孩子。”那些得了艾滋病的怎么办？他们是由于输血得的病，他们能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报复社会，出现了“扎针事件”。二十多年前有本书叫做《叫魂》，讲的是民间的一些互相报复的坏事。这本书写得相当好，讲的就是以前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它不但讲以前的事，还预测以后还有什么事。你要不了解历史，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以后必然出现。这就是了解历史的一个好处。
农村献血是每400毫升给60块钱。我们学校现在献血，系里给100、学校给100，还是学校给100、系里给150。原来好像是1000。中央电视台曾经调查过这个事情。中央电视台中曾经如果有人献血，给3600，去海南岛旅游给报销。按这样算，献200毫升的血价值将近1万。有人就说：“农民献血200毫升给60，甚至400毫升给60。你这里200毫升给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