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来，为什么也愿意讲这个事，我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数据、很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中国注意。我非常高兴这一点达到了，因为刚才在座的三位都谈到这一点，特别是强调这一点，这就是我要谈的信息。因为在美国来讲，现在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美国是一个讲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要进行一个战争的准备，必须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因为什么呢，很简单，议会议员是公众选出来的。在国会的投票是公开的，这个战争要不要打，支持不支持，投票最后是公开的，如果议员没有代表当地选民的意愿，下次选举就没有他的职位了，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看到93％的美国公众都希望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说明布什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扩大他的反恐战争，并在他的反恐战争的口号下，做他以前在很多情况下所不能做和受限制的事情。
我非常高兴，我带到的这个信息确实被大家看到了，而且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向刚才这三位表示感谢。还有一点就是，从我们的分析来讲，我所列的这些是最简单的图标，我们后边实际应该做的还有很复杂的事情，比如交叉表格、回归分析。
就是说，这里边我只显示了一个，就是性别的差异。那么在美国，还有种族的差异，同种族的人对“9·11”态度的影响，不同收入的人对这个事件所受的影响，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这个事件所受的影响，都没有显示出来，这些都是数据，都有，但还没有做出来。下一步，我们肯定要继续做这个，而且不光是这种单变量，多元的、多变量的回归分析都是我们下一步所要进行的。
今天是第一次。不过，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系列讲座，以后又有新的研究报告的话，希望能再给我提供一次机会，把我们新的研究能够报告给大家。
现场回答
不同的设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提 问：
刘教授你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虽然是学法律的，但也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并且非常希望听到社会学家对“9·11”的看法。我对你刚才的一个抽样调查非常感兴趣，我想问两个问题。
刚才在你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公众对是否增加警备力量的支持率是93％，这个地方你也非常感兴趣，它也成为布什政府进行反恐政策的一个公众基础。但是，从你后来讲的包括美国很多的舆论和公众的反映，似乎是反战的。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和发展情绪之间似乎是有背离的。我想问一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数据调查的准确性。你刚才讲，做一个好的抽样调查，关键一点在于资金的大量投入。但是，是不是还应该包括一个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调查数据的时候，除了第一点有一个假设的设计、问题的设计，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搜集了所有的数据之后，又怎样进行分析很重要。如果说这个分析是非常专业的话，这个分析对公众是否有透明度？是否专家可以利用公众不知怎样分析这些数据，而导致虽然公众知道这些数据，但却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从而造成误导公众的舆论倾向？谢谢。
刘金云：
我来解释一下。关于93％的美国公众希望增加军事力量和后面听到有反战的声音，这是否矛盾。可以讲，不矛盾。第一个，支持增加军事力量，并不等于要打仗；我这里面调查初衷有一个问题，我们同意打仗。在我们的POwERPOINT上没有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太突出、太直接。如果由于这个事件发展的需要，美国如果需要和另一个国家开战的话，你是否支持。这个问题的支持率大概只有50％～60％。
因为这个原本是打算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讲的，所以没有加进去，我就没有用这个。
在这里希望增加军事力量和马上支持打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反战问题，反战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学生的不同看法。这个我没有专门的问题问，所以没有做百分比。
第二点，关于抽样的问题，即是否资金投入就能保证质量。这问的很好。是这样，资金投入多少和调查质量并非成正比。刚才讲到，给100美元我就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100美元对不同收入的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收入比较低的人，100块钱当回事，收入比较高的人不当回事。对不对？如果采取这样刺激性的做法，收入高的人照样拒答率还是很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在美国的这些调查，即使给了100美元，实际最后能够积极参与配合回答的也只有70％左右，这是目前抽样调查的世界性的大问题，还没有人能够解决，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点，关于调查数据的引用分析误导的问题。这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调查，任何一个结果，都会有这种情况。刚才讲到，我得出的结果可能产生误导。在我的抽样的设计、问题的设计上，因为不同的设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子很清楚，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问题。那么台湾要不要独立，在台湾他们搞台独的人和反台独的人都做调查，经常是不同的结果。搞台独的人说70％的人支持台独，反台独的人则说，反对的人占70％。同样一个地区，怎么出现两种结果，140％不可能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怎么问，凡是认同的问题都要看你怎么问，问题的设计上会有区别。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深A讲了。
提 问：
美国公众如何看待“9·11”事件发生的原因？
刘金云：
这个问题首先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好多调查当中对敏感问题的使用，是非常注意的，在美国也同样。这没有国度的区别。为什么呢？虽然政府不同，虽然制度不同，虽然民主程度不同，但对关键性问题，在政府方面，没有采取另外的政策。大家如果注意看，我刚才也讲到了，所有的美国主流报纸没有一个地方谈到反对侵略伊拉克，打阿富汗。所以，我们大学根本就不把这个问题列到我们的研究对象当中。
提 问：
刘教授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我的问题是，在“9·1l”发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面对这么强烈的舆论反映，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是怎么做的，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金云：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不是社会工作者，所以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是万能，我的特点是搞社会调查，做数据分析的。确实，我们密执安大学有非常好的社会调查学院，在美国一直是N0．1，已经十多年了。所以，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学习，这样你可以得到直接的回答。
在分析问题时要有制度的概念
提 问：
我想问王教授一个关于战争理论的问题。你刚才说，当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人们已经无法接收它的时候，带来的是臣服和投降。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南京大屠杀当中，30万中国同胞被杀的惨烈战争，是带来中华民族的臣服，还是两个民族的长期仇恨？也就是说，你所说的战争理论是否长期有效？
周孝正：
人家刘教授讲了，因为有电视，天天放24个小时。南京大屠杀那时有电视放24小时吗？
王苏波：
这个问题这样。有一个典型。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日本被投原子弹之后的反映的例子。我请这位同学注意一点，这是一个通行的战争理论，但对不同制度的国家是不同的。比如说，美国在越战当中死了30个人就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在越战当中死了几十万人，没有人沸沸扬扬。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要在分析问题时有制度的概念。这是第一点。
第二，周孝正刚才讲了一点，实际上不是笑话，是事实。南京大屠杀的那一结果如果公之于众，会对民众的心理造成极大的震撼。弱者和强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它带来了仇恨带来了反抗。反过来，你们可以在战争史上知道，仇恨是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英国和阿根廷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打了一场马尔维纳斯战争。打完以后，阿根廷被打败，英国人获胜，但战争没有很大的残酷性，没有屠杀贫民，没有毁坏城市村庄，所以他们积累的是仇恨。他们的仇恨没有表现在阿根廷这个民族一定有朝一日也弄个舰队打英国，但是，他们的仇恨表现在每一场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一直到这次。你看英国人的报纸上，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把阿根廷踢败了，就视同为拿到世界杯，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一种仇恨，这在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国家里，反映出的情绪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只能讲到这种程度，希望你能理解。
资金来源会影响研究的公正性
提 问：
美国由于“9·11”提出反恐，那么，它反恐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提出以伊拉克为前提，它打击伊拉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刘金云：
咱得用毛主席的话了，咱得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相区别，对不对？打伊拉克不是美国人民决定的，是布什政府决定的。包括布什政府机构当中，其主要雇员当中，包括鲍威尔，也不同意他的做法。所以，他反恐战争的目的根本就不明确。换句话说，他也不想说明确。美国公众对此点，已经持很大的不同态度。如果他这样长期做下去，会造成他自己政府的麻烦。
提 问：
刚刚你又提到，我们做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数据来说话。那么，资金来源会影响你问卷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吗？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或者类似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怎样才能做到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较公正呢？
刘金云：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目前解决不了。简单说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完全非常公正、不持任何偏见地研究，那么这个研究首先需要经费。这时你有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做研究。如果做，说一点影响没有不可能，只不过影响程度深浅多少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