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地方性知识，因为现在，就是说强调中国有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知识，西方有西方的一个地方性知识，所以这两个法律体系是不相容的，因此是没有办法借鉴的。那么，它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的法学传统，这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发展观的传统上的。所谓线性，就是把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传统社会。所以，你的法律观念、法律程序，当然你是不是有程序，它不承认，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社会所创造的比较落后、比较愚昧的东西。但是，相对而言，在这个线性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是发展在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地方性的知识观念，比较强调乡规民约，或者强调中国法律的一些特殊性，人情等等。这些人，就我的理解，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要在知识论上批评这种线性发展观，就是说，不承认某种法律体系是高于另外一种法律体系的，不承认所有的法律体系要追随那么一种更高级的法律体系的，也就是说，不承认这种发展的方向是必然的。按照《大分岔》（这是一个历史学的作品）的基本意思，它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线，有的时候这两种路线可能没有办法比较，你用一种路线的价值观，来分析另外一种的路线的价值观，也许是不适当的。所以，在我理解中，知识论方面，它们有这样的一种预设，那么这里边，给季卫东教授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普遍主义的发展观可以讨论中国的法律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事实和规范的问题。因为比较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学者，通常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个从事实出发的研究；而比较现代派的，或者说维护西方的，维护一种现代性的法律系统的这种学者，是一种从规范出发的研究，就是说在他的脑子中已经预设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文明的，什么是愚昧的，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些规范，已经有了这么一些分类，然后去看一个具体事实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事实发生在中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法律现象的时候，实际上很容易把这些现象和脑子中的这些规范、这些类别联系起来，然后把这个现象放到某一个类别里面去，比如说是文明的还是愚昧的，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些学者就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规范出发的；而从知识论上来说，他们反对从规范出发的一种研究事物的方案，或者是研究的策略，认为从这个规范出发，这些规范不过是一些在别的社会已经出现的东西，或者是已经研究起来的东西，如果你从这些规范出发，无非是一个传播者，但你不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者的重要作用是要发现新的东西，提出新的规范；如果说，你只是希望中国的一些事情符合一个已经有的规范，我听到有的学者就提出来说，这个是一个二道贩子。当然，这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说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些含义，就是这个传播者的角色和研究者的角色，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研究者的角色，可以发现新东西，而这个新东西与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应该从规范出发。因此，事实和规范的关系以及对于研究者的知识论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有一些学者会认为，程序正义会缺少一些弹性，就是说，当某一个事件达到伦理极限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原来程序的规则来显示出一种弹性，使它更大地接近于公正，认为程序正义好像很死板。我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我去年听到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那么准确地吻合，但是也可以举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村里边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经常在村里偷东西，抢别人的东西，有时候别人不给他的时候，他就划别人两刀，总之这个年轻人就是作恶多端，全村人都很恨他，但就是制服不了他，如果他偷了一点东西，报告了警察局，最多是把他抓去拘留两天，就又放回来了，但他下次还继续这样做，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头痛。
结果有一次，这个年轻人就和父亲发生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父亲用什么东西打了他一下，一下就打到他比较致命的地方，一下把他打死了。这个打显然不是谋杀，而是在争斗过程中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定义为一个自卫，总之是一个失手吧。他不想打死他儿子，但是一下就把他打死了，此后依据法律程序父亲就被带到这个县公安局去了，然后用这个法律的程序来诉讼。诉讼的时候，这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几百人都坐到那里旁听，老太太都坐在地下，就想看看这个结果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结果是要定他父亲的杀人罪成立，把他在监牢里关几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们就要抗议。
由于这个压力存在，迫使法官改变了他们原来准备判的那个结论，最后就是宣布他父亲无罪。因为在那些老百姓看来，这是在为民除害。
但是，这件事情符合不符合法律程序？如果根据程序正义的话，他是否应当为失手（不叫杀人的话）付出某种代价？法律是否能够很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好像看起来这个判案最后是很有弹性了，其实他是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去判；如果按照法律程序的话，即使是象征性的惩罚，这个父亲也是要进牢的。所以，有的学者会觉得程序正义会缺少弹性，那么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中，比较关键的一点还是普遍主义的一个观念，如何在中国的法律事实当中发生作用的问题，以及人类的冲突比如说发生在中国的冲突或者说发生在美国的冲突，日本的冲突，欧洲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没有一种人类的共性的存在？可不可以使用一种共性的法律系统来处理？其实，最基本的还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所有的人，包括欧洲的人，美国的人，中国的人，对法律的信念，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比较相似的一些伦理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这些地方的百姓是不是都追求公正，而他们对公正的看法是不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不是都追求善，是不是都追求某种伦理，是不是在这些方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是一样的，那么很显然，一个普遍主义的法律能够建立起来；但如果说不一样，确实他们有他们的公正观，我们有我们的公正观，那么就没有办法再建立起来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程序。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其实是值得去答辩的，以便去澄清好多误解。
季卫东：
谢谢张静教授的评论，每一个意见都抓到了点子上。我觉得非常好，也使我有机会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说明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感谢！而且张静教授她采取了一种很中立的态度，来把两种不同的观点展示出来。我觉得非常好。
我对这个问题先进行一下简单的回答。首先是第一点，就是关于后现代法学对现代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就是形式有没有办法证实实质性正义。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战后的法律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这里。哈特和富勒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要用一个反问来回避这个问题对我的批评，然后我再正面地阐明这个问题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展开。就是说，形式没有办法证明实质性正义的话，反过来说，实质性正义是否有办法达成普遍性的共识？我觉得可以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就是说，如果实质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能达成共识，那也行，不成为问题，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问题这么复杂，我们能不能在实质的问题上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战后的法学理论中，有几次大的争论，哈特和富勒是非常典型的。到了后来，哈贝马斯和liule之间的争论同样在这个问题的延长性上，liule更强调程序的正义，而哈贝马斯更强调伦理性、合意的真理，大家都达成共识的真理这一面，所以哈贝马斯更强调实质性的这一面；但是，在1987年之后，哈贝马斯明显修正了他的立场，往程序这方面来考虑，因为本来这个过程就是在强调理想的对话状况下。这个理想的对话状况是什么样的，就是程序设计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他本来的理论空间已经有了程序化的契机，到了最后，当他在实质性的正义上走不过去了，因为合意的真理究竟如何来达到，当他回忆过去的时候，他在1987年之后开始转向程序，所以最后才有了在邓正来先生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里翻译过来的程序主义的民主观，这是他的一个变化的轨道，所以我在这里没有给出结论；但是，这个变化对大家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有帮助，我想这问题不会马上解决，这问题还会争论几十年、几百年，因为这是永恒的主题，法哲学里面永恒的主题，不会很快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对我来说，我是反对信息发展观的，我一直认为多元化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中国社会本身就有一定的多元性，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存在着线性的发展观，无论是过去的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还是包括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观，都认为人类必然有几个发展阶段，最终要天下大同。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多元发展观，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候，一个是线性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剩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普遍性的、普遍主义标准的问题。因为你强调的地方知识，对我们意味着一部分争议是不能试验的，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普遍主义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认为有一部分是有普遍主义的，有一部分是没有普遍主义的。我承认有一部分没有普遍主义的，这个我想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我还承认是有普遍主义的，有的人可能认为一点普遍主义也没有，那么我认为是有一部分是有普遍主义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发生争论。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中间环节，就是有没有可比性，如果你承认不同的地域性知识之间可以理解，可以进行比较，这就好办了，我觉得至于是否真正地具有普遍主义的东西，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我们往后再说，我首先提出来有没有可比性。如果承认地域性知识之间有可比性，那么就意味着，既然有可比性就可以比出高下来，就会有更好的选择，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大家都在讨论更好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个方面达成一致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比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可比性，那么我们如何建立法治秩序，甚至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可以比较？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对地方性知识的问题，我做出这样一个回答。
第三个关于事实和规范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张静教授很客观地介绍了一些批评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一点标签化了，就是在强调规范这方面似乎过了些。实际上，我认为事实和规范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对我个人来说，当强调规范的时候，当然它强调的是一种演绎性的思维；当强调事实的时候，往往强调的是一种归纳性的思维。这个地方，实际上我自己包括我原来写的那些论文，大家可以看出来，归纳性思维的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在归纳性思维可以适用的这个部分究竟是怎么看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地方，我想提出两个因素，可以作为参照性，就表明在这个立场上，纯粹从世俗角度把我所主张的立场看作一种规范的立场是不适当的。
在我的论文中，我提到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功能是否可以等价，其实我特别强调功能可以等价，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完全跟西方走同一条路，而且在西方那里也有不同的模式；但是有一点，有一个社会功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这点应该承认。
这个时候才会承认存在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经济发展，你发展我也发展了，中国有中国的模式，这都可以的；问题是这中间有个功能等价，我们能够很有效地来发展经济，这一点你要是承认的话，那么好，事实和规范之间的界限就会出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表现在含义上，首先含义本身就是价值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事实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规范，价值就是规范，地域性知识提供的很多东西就是规范，这是规范这不是事实。第二点，就算我们把它看成是事实，含义性的事实的话，含义性的事实有没有可以沟通的一面，如果不可以沟通，我们就自说自话，大家都关起门来；但是社会存在的话，它必然存在沟通，必然存在沟通就会有一个可沟通性的问题，如果存在着可沟通性的问题，那么必然要有普遍主义的设定，这个设定不是说包揽一切，但是必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可以回答主题了，这是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