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说：“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蔡元培一贯主张“教育独立”。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蔡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袁世凯当政时，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唐因与袁不和而辞职。蔡不满袁之所为，也提出辞职。当蔡到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回答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五四运动后，孙中山致信蒋梦麟，其中有“率领北大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热烈赞扬十月革命。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过后，李大钊撰写短文《牺牲》，以明心志。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
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陈独秀勉励学生说：“世界闻名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或谓，这几句话就是陈自己一生的写照。章士钊说：“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1923年，北京八所学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经过多次争取，各校仍未能筹齐预定的30万元经费。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议决将未能筹齐经费的学校关门了事。期间，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一直勉励北大师生：“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1月20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在会上沉痛发言：“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据冯友兰回忆，蒋梦麟曾对他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写道：“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胡适认为：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胡适提倡白话文，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日：“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胡适经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力辞北大校长之职。北大教授开会讨论对付当局和挽留蔡校长的问题。辜鸿铭也走上讲坛，赞成挽留，但他的理由却与众不同，他说：“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1920年，张勋过生日时，辜鸿铭送张的对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桔残犹有傲霜枝”。后来，辜鸿铭对胡适说起这件事，解释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人问辜鸿铭为何在民国时仍留辫不去，辜答日：“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又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辜还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辜鸿铭认为美国入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淳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辜鸿铭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中说：“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1963年，金岳霖为毛泽东祝寿作了一副对联：“以一身心系中国兴亡，人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三十亿焉。”傅斯年去世后葬在台大。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天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马寅初经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他也用自己一生的言行践行了这段话。
。马寅初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呢。
梁漱溟的座右铭是：“情贵淡，气贵和。
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勉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