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周作人50岁，曾作两首所谓的“自寿诗”，颇能体现其立身志趣。其一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林语堂曾说自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他还经常对人说：“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趋时尚，看风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范文澜追述他五四前后的转变说：“我在五四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顾颉刚年轻时说自己“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他种事务。”1923年，顾颉刚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假设，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方面，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这一学术观点打破了人们头脑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学界的大论战。胡适称顾的“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郭沫若称“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自此引起了当时学界对古代史料真伪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对此，顾颇为自信，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写道：“我自己知道，我是对于两三千年来中国人的荒谬思想与学术的一个有力的革命者。”梁漱溟诗云：“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的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从事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晚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讲习班上对学生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深入农村，热衷乡村建设。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中国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要从君主专制转到民主宪政，并不是宣布一个宪法能了事的，而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里，我的所作所为，是致力于解决我所遭遇的实际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我一直没有停顿休息。”梁漱溟曾对学生“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的作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冯友兰多次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1987年8月，92岁的冯友兰写了一篇《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稍后，他在《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自序中又说：“……特别是（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最后一句‘阐旧邦以辅新命’，尤为概括。我又把这一句作了一幅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幅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1933年元旦，陈翰笙撰文说：“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傅振伦说：“有人说我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方志专家、陶瓷专家，这些都不太准确。最根本的，我想我应是一位爱国的历史学者。我国是六大文明古国之一，我无时无刻不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进行历史研究，从事考古、科技史、方志的研究，都是出于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热爱祖国，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力量。”吴组缃经常对人说，自己是个“半吊子”：“前半辈子是作家，后半辈子是学者。”沈从文曾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1957年，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吴大猷说他一生“只管求学……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的思想，唯一的念头是在学术上做工作，能列身著作之林。”他很看不惯“一有机会就想去做官”的人，认为“这种人念书的动机是为名为利，拿念书做阶梯”，因而他“看了最摇头”。
1991年，周培源在一次会议上，将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概括为16个字：“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勤能补拙”。
陈岱孙曾对别人说：“我最适宜的工作就是教书，别的事情不会做。
在任何国家教书都是很苦的，我从不考虑这个问题。”1995年，他在北大为他举行的“九十五年寿辰庆祝大会”上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我这一辈只做好了一件事，也是教书。”又说，“如果有下辈子，下辈子还教书。”黄昆曾对别人坦言，“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过去教学时，大家评论我课上得还不错，我也认为是下了工夫的，但就是对一个个学生不太关心。因为我认为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他认为自己的“缺点”是：“我过去曾经迷信天才，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我觉得他勉强能做物理工作；比我差的，就认为一钱不值；比我好的，就觉得不得了。”费孝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坎坷人生，曾有一段自述：“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费孝通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作我的生命。”“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而他一生学术的中心思想就是四个字：志在富民。金克木晚年写《自撰火化铭》，说自己：“农、工、商、军——涉足而无以立足，于是以书生始，以书生终，生命也欤。虚度一生，赍志而殁，悲夫！铭日：空如有。弱而寿。无名，无实。非净，非垢。咄！臭皮囊，其速朽！”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一生遵循的座右铭是：“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
2003年初，饶鑫贤在他去世之前，曾撰一联：“平生循直道以行，明分清浊洞察贤奸在出处进退之间，了无遗憾；此日管舒心而去，坦对浮沉冷观誉毁于俯仰枯荣之际，自得宽馀。”北大毕业的诗人西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81年9月我进入北大，第一次开全体新生大会，校团委书记就大声宣布：‘北大原有八千精英，现在有了一万精英——欢迎新同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精英’这个词。我听出了这个词所含有的兴奋和自豪，心想，哦，我还是个精英呐！只是一万精英，数目似乎大了些。”2002年，王选61岁，给北大学生做讲座，认为自己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他说：“我只是一个科学家，即使年轻20岁，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和CEO，因为我的基本素质与企业家差距甚远。我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也不擅长管理。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在最需要的是优秀的CEO、企业家和企业领袖，其次才是技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