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曾为陈独秀的密友，20世纪初，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后来章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惨案发生后，时在上海的陈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绝交信交汪原放快速寄出，信中写道：“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陈独秀性格奇特，为人豪爽，直言不讳，说话往往不留情面，与人争执也不知缓和，即使对待朋友也是如此，因而常常得罪人。与陈很亲密的苏曼殊称陈为“畏友陈仲子”。陈的另一至交章士钊谓陈为遍天下之交游中最难交者之人之首。
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在在上海被捕，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衣食和书籍。一次，胡路过南京，来信告诉陈：“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后来胡关怀甚多，陈又非常内疚。李大钊被害后，灵柩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历时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经病危的李妻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很快就答应了此事，并与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刘半农专为李撰写碑文，赞李“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公葬之际，北大学生献挽联：“南陈①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在共同编辑《新青年》杂志的过程中，周作人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情谊。那时周作人在北大当教授，常在老北大红楼讲课以后，拐去校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李被张作霖军政府杀害后，周极为悲愤，写下《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章，称李是“以身殉主义”。此后，周对李的其他家属也照顾甚多。周在有生之年，还为李大钊文稿的保存、整理和出版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入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日”。
如此盛况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五四时期，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与主张文言文的章士钊多有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正常交往。1925年2月，胡、章二人在一宴席上碰面，席间交谈甚多。饭后章拉胡到附近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
相片洗印出来后，从来不作白话文的章随照题了一首白话诗给胡：任《晨钟报》总编的李大钊与编辑部同仁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以示和好之意。并附上一封信，内云：“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唯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兄阅之后毋捧腹。
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胡收到后即作一旧体诗“七绝，，奉答：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胡二人虽然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两人分别作为新派和旧派的领军人物，竟然有如此唱和之作，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藏晖先生①昨夜做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②，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仗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一九三八·八·四于伦敦周接到信后，也作了一首白话诗答胡，以明心迹。周诗共有16行：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在诗中向胡倾诉自己的苦衷，解释不能南下是因为有家庭拖累。
但他也申明自己留在北平也只是“关门敲木鱼念经”，不会出问题。但后来随着时势的变化，周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相继担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成为令国人不齿的汉奸，辜负了以胡为代表的北大同仁的殷切期望。
1931年秋天，而立之岁的罗尔纲在先师胡适家里做文字事情，受到胡适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体贴罗尔纲如同侄子一般。胡适先生给罗尔纲写有一封信：“尔纲弟，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你不可再向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第二，我每月送你40圆零用，你不可再辩。第三，你何时再来，我寄100圆给你做旅费，你不可辞。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千家驹在北大经济系上学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的文章。胡适看到以后，大为赞赏，就向人打听千家驹是谁的笔名。知情人告诉胡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又问千家驹在哪儿工作。对方回答说，千是个北大学生，大学还没毕业。胡大为惊讶，认为一个大学生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文章，实在了不起。后来经吴晗引荐，千与胡见面。闲谈中，胡问千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千答工作还没有着落。胡便自告奋勇，介绍千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后来又经胡的大力推介，千又到北大担任讲师。千对胡的知遇之恩一直不忘。20世纪50年代，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批胡运动。千此时虽担任很多重要职务，但却不出来随声附和：“如果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定的却是200元。原因是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全家在港，负担重。后来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补贴给了萨。
下英雄独使君”，傅则赞陈在汉学上素养不下清代钱大昕。在西南联大时，二人同住一楼，陈住三楼，傅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其他人都“闻机而动，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傅却直上三楼，把患眼疾的陈搀扶下楼，一起躲入防空洞。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1922年，俞平伯出版其《红楼梦辨》一书，在此书的引论中，俞特别提及好友顾颉刚对此书的贡献，并对此感念不已。他说：“我在那年①四月间给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的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我给颉刚的信，都承他为我保存，使我草这书的时候，可以参看。他又在这书印行以前，且在万忙之际，分出工夫来作了一篇恳切的序。我对于颉刚，似乎不得仅仅说声感谢。因为说了感谢，心中的情感就被文字限制住了，使我感到一种彷徨着的不安。
颉刚兄！你许我不说什么吗？我蠢极了，说不出什么来！”有人比较顾颉刚与陈垣教导学生之不同说，顾颉刚对后生，经常是“你这篇文章好，我给你发表。”陈垣教学生则是：“你不要胡乱写啊，小时候乱作，老了要后悔的。不能乱写文章啊！”一日，彤云飞雪，漫天皆白，天气甚冷。郁达夫来到“窄而霉小斋”访沈从文。沈正在穿着夹衣，身裹棉被，伏案写作；风雪入户，环堵萧然。
两人促膝而谈，谈毕，郁知沈尚未吃饭，便邀沈同往饭馆用餐。餐毕，郁付完钱后，将剩余的钱全部送给沈；又拿下自己围巾，为沈披于肩上。两人道别后，沈回得房中，不禁潸然泣下。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其师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把汪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并以此来勉励正处于困境中的汪。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徐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8月14日，徐与陆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正式结婚，婚礼由胡适主持，梁启超碍不过胡适的面子，万般不情愿地做了证婚入。梁在陈述征婚词时，对徐和陆引经据典地大训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于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在场的人都觉得梁说话未免有些过火。徐志摩听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只好忍着惭怍，亲自向前，向老师服罪，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梁听了这话，大概也自觉讲得过于不堪，也就此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