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应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翦伯赞经常对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说：“你们学习历史，既要学会使用显微镜，又要学会使用望远镜。前者培养过细工夫，使你们认识历史事实，洞察细微；后者训练远大眼光，使你们纵览全局，把握要害。所以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傅振伦对青年学生说：“从事科研工作是一项很苦的差事。要有恒心、毅力，不要浅尝辄止，不要半途而废。治学既要有广博而雄厚的基础，更要由博返约，能精专一门，则对社会贡献之大必能超越前人。”朱光潜曾批评他的一位“爱开夜车”的学生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万不可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朱光潜将现代青年的毛病概括为：“太贪容易，太肤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
光潜曾说，人活在世上，不要看风行事，应该A-事求是，说公道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和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极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化学水平，而提高化学水平的责任主要是在你们的肩上。这不是恭维你们的话，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一辈的人，我若是对你们讲任何虚伪的恭维话，就失掉人民教师的身份了。……我们一生的最宝贵的光阴是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而你们正赶上光明的开始。时间和机会全是站在你们的方面。我们年轻时也全有一番抱负和一些理想，现在我们将这些抱负和理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傅鹰经常教导学生：“无论什么事情也不能建筑在虚伪和吹牛皮的基础上，化学研究更不能例外。”他的名言是：“不要剽窃！否则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李汝祺是我国生物学界的前辈，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经常教诲他的学生说：“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尊重事实和科学实验结果，绝不能弄虚作假，离开科学实践去进行推论，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品质问题，也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精神。”他还经常对学生说：“是科学规律的东西谁也扼杀不了，不是科学事实的虚假面目最终必会垮台。”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杨晦曾语重心长地教导即将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三年是一小关，不出成绩容易放弃努力；五年是一大关，再不出成就就容易消沉。不要这样，要有韧性。……还有，要有应付恶劣环境的思想准备，举最简单的，比如说臭虫咬，你们要学会有臭虫咬也能睡觉的本事！”任继愈谈当代的大学生：“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他还感慨说：“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如果大家都这样对于集体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有人问王选：“你在从事激光照排研制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王选立刻回答说：“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他教导学生：“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王选对北大的学生说：“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王选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说：“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千万不要学而优则仕！组织上不要给他们过早地压上行政的重担，让他们当院长、所长、校长。所谓的当官，好像是提拔他们、重用他们，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没能在创造的高峰期多做点贡献。这非常糟糕。可以年龄大了再当官，50岁再当，当到60岁。”“同时，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
要出大的成绩，必须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学与技术领域！”金开诚曾对学生说，德育不用讲大道理，也不必花很多时间，“逢事不要只想到自己，不要太任性、太极端，彼此都能为对方着想这就是德。
你每天临睡前花5分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德育。”还说：“与人相处是大学问，想到自己之外还有别人，社会就和谐了。”许智宏对北大的青年学生说：“没吃过苦的人，在应付挫折和面对压力时，往往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来说，更应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绝无平坦可言。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多变的世界，成功与失败不断地交替着，早上成功了，晚上可能就失败了。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处在什么位置上，每个人都应具有心理上的抗震力。”“非典”时期，徐光宪在北大新闻网上发表《致北大离校和在校同学们的一封信》一文，向同学们介绍自己在求学阶段做习题的经验。他说：“我对离校的理科同学的第一个建议是‘提高自学能力，多做习题’。如果你是化学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就可在家中做物理化学的习题，千万不要看习题解答之类的书。只有自己多做习题才能真正掌握物理化学。……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些，只是想说明‘做习题’的重要性。”后来，徐再次致信北大学生说：“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困难的，学会这种使矛盾的一方（困难）向对立面（有利）转化的辩证法，你会终身受益的。”。徐光宪对北大青年说：“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门学科：语言、图腾、技艺；2000年，已经增加到5000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应该有20000门学科，其中15000门是等待创新的。中国人至少要创造1/5。你们年轻人要在2050年前担负起创造这3000门新学科的使命，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能够创新。我认为，创新将是在学科交叉的领域里。我对咱们的年轻人很有信心。”谢冕曾对即将毕业的北大中文系2001级学生说：“要是人生的顺境和逆境让我们选择，我们都会选择前者。但生活本身往往并非如此。
雨果说过，‘人在逆境里比在顺境里更能坚持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身心’，我很喜欢这句话。……幸运岁月成长的一代人，我为你们祝福。我真诚地祝愿大家学问精进，事业成功，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在面对不期而遇的艰难险阻时勇敢乐观、从容不迫、沉着坚定，充满自信，做一个既会享受生活又会创造生活的强者。”温儒敏对北大中文系2005届毕业生说：“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物质生产力发展很快，但价值标准有些混乱，社会上污浊的损人心智的东西很多。大家对此要有批判的思维和眼光，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坚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重新崛起，问题也不少，对问题的解决每个公民都要有信心又有责任，不能大家都在抱怨但大家又都似乎很无奈。北大的毕业生更应当有改造社会的志向，目光放远，从长计议，不尚空谈，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来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温儒敏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当一个旁观者和批评家，那一定要善于团结人，理解人，有合作精神。任何社会的存在都可能有其‘合理性’，改造社会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有时还要学会必要的妥协，退一步，进两步。以往有些同学进入社会后，发现普天之下似乎一无是处，和什么人都难于合作，那样的清高和任性，结果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即使为个人的发展考虑，改变学生的身份之后，也不能再有当学生时那样的‘任性’。”钱理群在给北大新生开设的讲座中说：在北大，第一要学会的就是做人，第二是交朋友和谈恋爱，第三才是学知识。
林毅夫对学生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
有了大的目标，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苏力对学生说，毕业以后，“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辞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潘维勉励北大学生应该有理想主义，他对学生说：“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也应当是大学里的主旋律。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你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只要你足够善良，愿意百折不挠地为‘社会’这个大集体热忱服务，你就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纽带，成为精英。”某年，在北大的一场随堂测验上，老教授教导试图翻书的学生说：“我可以把你的行为当成作弊，但我不能这么做。大家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你们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诚实、严谨，这样才能无愧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