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部有关越战的电影与《猎鹿人》同时拍摄，但是像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这样的片子表现的是一名特种部队军官中的精英分子和远离战争现实的一场秘密行动。沃什伯恩的手下均出身劳工阶层，不善言辞，纯真质朴。西米诺称他们为“经历危机、继续过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哈尔·阿什比的《归家》无疑是《猎鹿人》的主要竞争者，它的故事发生在一座收容残疾越战退伍军人的医院，只是关于战争和爱情这些与《猎鹿人》重叠的部分经过了浓缩，远不像西米诺的电影那样尽情展开。
“而那正是我喜欢《猎鹿人》剧本的原因，”德尼罗说，“我喜欢里面的人物。我喜欢他们寡言少语，喜欢他们从不要求别人的恩惠和施舍。”他习以为常地投入了对角色的研究——要获得扮演迈克尔的授权。影片筹拍阶段，他和西米诺走了15万英里的路程，为的是寻找合适的外景地。他们还不得不与泰国新上台的政府进行磋商，征得进入该国拍摄的权利，由于谈判一度遇到阻碍，开拍日期被迫延迟了三个月。
“我还在俄亥俄州的明谷结合部和斯图本维尔待了很长时间，熟悉那里的环境，”德尼罗说，“我与钢铁工人交谈，同吃同喝，一起玩撞球。那时没人认出我是演员。朋友们只是叫我‘鲍比’，说我是在当地出生的。”他把纽约的驾驶证换成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开始挂上当地的车牌开车。他还搞到了一张宾夕法尼亚州颁发的持枪执照，尽管大部分拍摄是在俄亥俄州莫农加赫拉河流域的克莱尔顿进行的，那里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矿山仍在开采。由于炼钢业的衰败，《猎鹿人》剧组进驻克莱尔顿时，当地人口已减少到1．3万人，从电影里就能感觉到当地社交生活的冷清。
除了德尼罗，《猎鹿人》剧组最知名的演员就要属约翰·卡扎勒，他是《教父2》中弗瑞多的扮演者，并曾在西德尼·吕美特的《黄金万两》中饰演要做变性手术的亡命之徒。卡扎勒很少演电影，更喜欢在舞台上表演，他已经有三年时间没在银幕上露面。德尼罗建议他扮演斯坦，一个傲慢暴躁的虐待狂，他可以把女友打得不省人事，却不愿和朋友们一起去打仗。卡扎勒推荐他生活中的女友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尼克的恋人琳达。当时斯特里普刚刚在弗雷德·齐纳曼的《朱丽娅》中扮演了她从影以来的第一个主要角色。德尼罗和选角导演塞斯·科尔曼曾在林肯中心看过她演的一出契诃夫话剧，并且对她主演的冰球题材的电视电影《致命季节》有较深的印象，于是力荐她加盟《猎鹿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时，卡扎勒被查出骨癌晚期。影片开机前夜，西米诺接到了埃米公司的电话。
“拍摄已经延期，”西米诺说，“约翰和梅丽尔都担心他们是否能继续工作。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公司方面，我们将如期开机，而且坚持要用约翰，除非他们停掉这部电影。他们问我能否修改剧本，完全拿掉卡扎勒的角色。我的回答是，‘那就解散剧组吧！’说完，我摔掉了电话。”西米诺所能做的妥协就是重新安排卡扎勒的拍摄日程。原本他打算1977年夏天先去泰国拍越南部分的戏，秋天回来后再拍打猎的戏，现在他把日程完全调了过来。于是，德尼罗一行人不得不在大夏天爬上想象中的雪山去猎鹿。所谓的“满目秋色”都是造出来的，演员们即使汗流浃背也被迫穿上厚厚的绒衣和夹克。拍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时，酒吧里的温度达到了40℃。剧组人员脱到只剩一条内裤，而演员在拍摄间隙要靠冰箱来降温。卡扎勒坚持了下来，可是《猎鹿人》成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于1978年3月12日病逝。
德尼罗在西米诺身上发现了许多斯科塞斯的影子，他们对电影的狂热如出一辙。比斯科塞斯更极端的是，西米诺是从绝望的角度看待世界。钢铁小镇的凄凉永远沉浸在蓝灰色薄暮中，这样的景象还将在西米诺此后的作品《天堂之门》和《龙年》中不断出现。
《猎鹿人》的第一幅画面就为全片定下了噩梦即将来临的基调。一辆脏兮兮的运油车有气无力地喷射着火花，轰隆隆地在暮色中驶下山坡，开进了克莱尔顿。几位主人公驾驶着1959年产“61系列”的凯迪拉克超过了运油车，差点钻到了它的车轮底下。
在随后的场面中，这种情绪被进一步强化，迈克尔和他的朋友们穿着魔鬼般的炼钢服，在熔炉前劳作着。德尼罗无法说服炼钢厂允许他像工人一样站到炼钢炉前。西米诺最终是在克利夫兰的一家钢厂拍了这场戏，埃米公司还为此替德尼罗、卡扎勒、萨维奇、沃尔肯和阿斯佩根买了500万美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拍摄广告片磨炼了西米诺的构图能力，他尤其擅长拍摄大全景，让匍匐爬行的人与苍茫的天空形成大与小的强烈反差。克莱尔顿的场景令人联想起19世纪卡斯帕·戴维·弗雷德里希的绘画，就连内景的构图也充满了暗示。当尼克和琳达在婚礼上喝交杯酒时，杯中的几滴酒洒在了琳达的婚纱上，预示着未来的血光之灾。
德尼罗在最初的几场戏中确立了他的人物性格，他喜怒无常，留着络腮胡须，喜欢说单音节的词，即使在他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地板上时，他依然会对紧贴着新郎的琳达投去痛苦的目光。婚礼结束时，他光着身子跑过小镇，摔倒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体现出他的天真，斯坦甚至暗示他可能还是个处男。第二天，男人们的活动依然围着他转，是他带大家上山打猎，并且只用一颗子弹就击中了猎物。他主动要求去越南打仗，因为他认为那里更能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西米诺是玩弄跳跃式剪辑的高手，在《猎鹿人》里他也没忘了炫耀一把。上一个镜头，男人们还聚在约翰的酒吧里听他弹钢琴，而接下来的镜头里，他们已经置身在战火燃烧的越南村庄，此刻的迈克尔已经加入绿色贝雷帽，用火焰喷射器消灭了一名越共士兵。此后不久，他、尼克和斯蒂维以及其他几个美军士兵便已经被俘，关押在竹制的“老虎笼”里。他们被迫玩起了俄罗斯轮盘赌，以供越共军官打赌取乐。
一旦他们三人坐到赌桌前，迈克尔害怕越南人在弹夹里装的不是一颗而是三颗子弹。在越共首领难以揣摩的目光下，他们轮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祈求上帝不要选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最终，迈克尔奇迹般化解了危机，带领大家逃出生天。
因为卡扎勒的病导致拍摄周期发生变化，《猎鹿人》的泰国部分是在雨季高峰拍摄的。曼谷发起了大水，剧组被迫移师泰国中北部和著名的桂河流域。距离他们150公里开外的地方就是驻扎着反政府游击队的泰缅边境，好在制片人约翰·佩维拉尔此前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保证双方会和平相处。为确保安全，剧组还为每3个美国人配备了一名泰国皇家军警。即便这样，考虑到当地常见的渎职和敲诈行为，西米诺决定将所有拍摄完的胶片在未经加工的情况下直接运回美国。耗资虽然巨大，但起码避免了不必要的天灾人祸。
老虎笼和俄罗斯轮盘赌的戏给了德尼罗所希望得到的挑战体能的机会。画面中出现的老鼠和各种各样的昆虫都是真的，而雨水和河水则冰冷刺骨。跟在《出租汽车司机》里一样，他更多的是在物化而不是在表演人物的情感。在宛如地狱的囚笼里，迈克尔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伙伴们。他全身的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和骨头都绷得紧紧的，就好像是一个困兽，为了逃生随时做好了咬断自己的腿的准备。
西米诺也把演员的承受力推向了极限。当德尼罗表演将枪口对准自己脑袋这场戏时，西米诺让沃尔肯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这是德尼罗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他的反应立刻变得狂暴起来。剧本里本来只是让他推搡自己的同伴，而现在则变成了猛抽沃尔肯和萨维奇的耳光。
“要想保持这种剧烈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德尼罗说，“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在互相扇耳光，狂暴到什么也不顾。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花了我们很多时间。”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德尼罗对沃尔肯说，“做你该做的任何事情，多长时间都行，只要把整场戏在你脑子里过一遍就可以。不需要事先跟我谈。”沃尔肯明白德尼罗的意思，“那是一个伟大的教导，”他后来回忆说，“你不需要表达出来，只需用脑子去想。我喜欢这种沉默的方式。”作为一个对真实性斤斤计较的演员，俄罗斯轮盘赌在越战战场上不存在的事实是否会影响到德尼罗呢？他表示自己的确与西米诺争论过这个问题，而导演最终说服了他。实际上，这种拿生命当赌注的游戏为他在片中提供了一次最能显示他表演才能的机会，没有它，也就没有这部电影。
像德尼罗这样的演员，他们所关心的真实并非一件事真的发生过，而是它有没有发生的理由以及它应该怎样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尼罗扮演的迈克尔·弗隆斯基与德尼罗扮演的弗兰肯斯坦的魔鬼是同一类型的人。
迈克尔、尼克和斯蒂维逃出虎口后，被激流冲进岩石耸立的峡谷，一架直升机试图从索桥上救出他们。这场戏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昔日的替身和特技导演巴迪·范霍恩负责，而他遇到的难题是，飞行员不敢把直升机飞进狭窄的峡谷，尤其是摄影师维尔莫斯·齐格蒙的镜头靠得太近以至于无法使用替身演员。
这个镜头总共拍了15条。其中一条，当飞机升起时，三名演员紧贴着的绳梯缠上了桥索。为了避免机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德尼罗带领沃尔肯和萨维奇纵身跳进河里。尽管是一场虚惊，但是他们的担心绝非多余。就在几年之后，《黎明地带》一片的拍摄现场发生一起惨剧，一架直升机坠毁时，螺旋桨扫倒了主演该片的明星维克·莫罗和两名越南儿童，导致三人当场毙命。
获救后的尼克留在了西贡，随着南越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开始了在地下社会中的流浪生活。他越来越痴迷于俄罗斯轮盘赌，并以匿名的方式把自己获胜的消息告诉斯蒂维，后者失去了双腿，躺在退伍军人医院的病床上。
回到克莱尔顿后，迈克尔无法适应生活。“我有很强的距离感，”他向琳达坦白，“我感觉身在远方。”他依然与朋友们一起打猎，但这一回他残酷无情地瞄准了驯鹿的头部。出于责任感和心灵深处的内疚，他在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前夕返回西贡并且找到了已经染上毒瘾的尼克。迈克尔只剩下唯一的方式能与昔日的朋友交流——他们面对面坐在桌前，玩起了俄罗斯轮盘赌。当轮到尼克把枪口对准自己时，他的运气已经耗尽，子弹穿过了他的太阳穴，结束了他可悲的生命。
尼克的死成为朋友间关系和解的关键，不愿离开医院的斯蒂维同意回家参加葬礼。劫后逢生的人们回忆起这场耗费了他们美好时光的战争，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
9月，德尼罗回到纽约，发现斯科塞斯已经住进了医院。在拍完《纽约，纽约》之后，斯科塞斯因婚姻触礁，生活上更加自暴自弃。
与制片人汤姆·鲁迪、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以及他当时的女友伊莎贝拉·罗西里尼一道，斯科塞斯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周末，最终他因吸毒过量而倒下了。
“我的身体几乎不管用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只是感觉自己已到了死亡的边缘。实际上，我体内的多处血管已经破裂，我的眼睛在流血，双手在流血，只有大脑和肝脏还维持着正常运转。我经常咳出血来，溅得到处都是。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挣扎着回到纽约，他们把我放在床上，等我醒来时发现已经是在纽约医院的病房里。我在监护室里果了整整10天。体重从原来的70公斤掉到了49公斤。”劳动节后的那个周末，德尼罗前来医院探望斯科塞斯。为了使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免受记者干扰，医院特别安排斯科塞斯住进了曾经属于伊朗国王专有的病房。
德尼罗告诉斯科塞斯，无论对于电影还是生活，现在都应该是严肃对待的时候了。“你怎么了，马蒂？”他说，“难道你不想活着看到你的孙女长大嫁人？难道你打算做一个昙花一现的导演？”最终，他要求斯科塞斯振作起来，而执导《愤怒的公牛》将是他起死回生的一个标志。
斯科塞斯被德尼罗的这番话打动了。“你帮我去看望一下伊莎贝拉，然后再到罗马放松几天，”他对德尼罗说“等你回来时，我们一起来搞这个剧本。”斯科塞斯后来把他这种心灵和肉体上的解脱反映到了《愤怒的公牛》中，在影片结束时，他摘引了一段《圣经》里的话：“他们把伪君子带到了一个瞎子面前。‘以上帝的名义，’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有罪。’瞎子回答说，‘他是否有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眼睛瞎了，但是现在我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