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的几栋办公楼，墙上布满了爬山虎，把大楼裹得严严实实，所以大白天，一间间的办公室里也都开着灯。李编辑的办公室在三楼，进去看到了四五张办公桌，桌后面都有个带玻璃窗的书柜，每张桌上堆满了书和稿纸，人人正埋头工作。这和任何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一样，有些乱，引人注目的是桌上一部红色的电话和一个老式的铜柱台灯，透出一份典雅和庄重。李编辑看出我的心思，说："我们这里的办公条件不能和地方的一些单位比，但是我们的通信很发达。"他指了指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全军的程控直拨，随便哪个部队都可以打的，而且还和海事卫星连上的，在这里就可以给南海的守礁士兵联系上。"这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很令人吃惊，我的嘴半天没有合拢。后来我去人民日报时，才知道解放军报的办公条件在中央各大新闻媒体里面还算相对好的了。
他问我："住下了吗？"我说："还没呢。"他拿起电话说："那住军报的招待所吧？"我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电话，一脸的遗憾，说："已经住满了，不过军报大门对面有个地方的小招待所，好些送稿来的同志都住那里，你去那吧。"
我拿出这次带来的稿件递给他，他看得很细，看完后就说："走吧，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这些编辑记者。"于是就二楼、三楼挨着介绍，见面就说"这是我老部队来的小老乡，有稿子请关照"。一天时间能见着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名编、名记，我是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每人见面一个军礼："欢迎来春城的部队做客。"他们也大都没有对稿子表态，只说："好，好！"又忙着自己的事了。不一会，十几篇稿子就都到了编辑们的手中，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因为修理营马营长的稿子要当典型宣传，要政工处处长同意，才能进入审稿程序。处长出差不在，李编辑就说稿子先放在他那里，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帮我改改。我当然大喜过望，其实心里想只要能发出来就可以回去交差，也并不抱希望能发到什么好的位置。这时，李编辑才抹了一把汗，摘下被汗水罩了一层水雾的眼镜，用手巾擦着，对我说："小波，我今天可是违反了规定。编辑部为了防'后门稿''人情稿'，作出规定：所有的稿必须有通联处的公章，才能到编辑手中。"我一下急了："那些稿都没有盖章啊！"他忙摆手让我坐下，说："没事，我带你去给的，应该没有问题。我是看你一个小兵， 大老远来北京送稿不容易，才帮你的，再说樊也给我来过电话。"
这时，我看办公室没其他人，就悄悄把一个刚刚上卫生间装好的信封一下塞到他手里。他一愣，脸一下就红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小波？"我满脸堆笑："这是我一点小的心意，感谢李编辑对我们集团军宣传工作的支持。"他一顿脚："我是那个军的老人了，对老部队关照是应该的，需要你送礼？再说，你一个战士，哪来的钱？"两眼直逼我，我只好低下头，小声地说："我争取到了一些经费。"或许是看到气氛太尴尬了，他才缓和了语气："小波，感谢你有这份心意。这么说吧，收钱是我的底线，万万踩不得的，不过抽几条烟和一点什么土特产还是可以的。"我心里明白了，从他那里也问了其他几个编辑的住处。
于是，后几个晚上，我就趁夜色一一上那些编辑家串门，闲扯几句，放下两条烟和水果。他们开始也大都推辞，直到我说我实在不能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去时，才把东西收下，说放心，放心。我知道指的是稿件。只有一个编辑见到我带了东西来，连门也没有让我进，就把我给打发了，害得我只好把那箱水果又扛回招待所。等到该去的都去了后，我就坐在招待所的床上，盘算起自己的钱来。一算账，吓了一跳，那钱已经花去大半，再不节约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忙把路费和准备待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先留够，手里就只有三百多元了，来的时候那种很富有的感觉荡然无存，只好精打细算。如果要等一两篇稿件发出来再回去的话，我估计要一个星期以上。
这几天，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八点准时去报社，到评报栏去看看自己的稿子登出来没有。大概是那个中尉军官说了话，哨兵也就不再拦我，进出都点点头。我先从第一版的要闻看到第二版的部队新闻，再看到第三版的副刊和第四版的国际新闻，没有自己的稿，就上办公室找编辑唠唠嗑，大家也都心照不宣，说不急不急。还被几个编辑抓差，帮着抄了几篇马上要送审的稿件，只是边抄边在心里骂作者："写的什么破稿？让编辑改成这样，肯定是'人情稿'！"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稿子也有人情因素在里面时，就不好意思再骂了。
从报社出来，没什么事，就去逛逛西单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给樊的三个女儿一人一个小礼品，给枫买了根上面写满不知道哪国文字的大红绸巾。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香港女歌星的演唱会，什么歌都记不得了，但是那根很长很飘逸的红绸巾却记住了，枫如果戴上的话，肯定比那歌星好看。一个人上哪去玩都没意思，去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和故宫看了后，就再不想去哪了，再说也没有多余的钱了，就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天天看成龙和李连杰的拳脚生风。很晚回到那潮湿的房里，就开始想念枫和春城的部队。我出来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这天，我刚上报社 ，就看到评报栏前围了不少的人，我挤进去一看，只见第一版报眼下的一篇稿被人用红墨水笔重重勾了出来，上面批了两个字："重稿"，后面是一连串的惊叹号。
这段时间，我天天上报社混，也知道了一些内幕。发重稿的原因很多，有通讯员一稿多投，给了这编辑，又给了那个编辑，两个编辑都把稿编出来了，而值夜班的编辑和值白班的编辑不见面，又没看前几天的报纸，就给签发出来了 ，造成了重稿。还有通讯员为了完成任务，把过去已经发表过的，只改点数据或者换一下标题又寄给编辑，编辑把关不严，就会造成重稿。当然，报社对重稿的处理是很重的，通讯员和编辑都跑不了，编辑轻的写检讨、扣奖金，重的就会被停止编稿；通讯员也要停止上稿一到两年；而一个新闻干事被停一两年稿，那肯定在原单位待不下去，要么改行，要么调走。我心里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一稿多投。
这时，我看到军报二版新开的"连队新闻"栏目里出现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赵小波。哦，我的稿子发出来了！不大，仅三百多字，名字叫《王排长千里背电视》，说的是一个连队驻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执行任务，由于某种原因，电视机暂时没有发下来，官兵们文化生活很枯燥。王排长回家探亲，看到家里新买了大彩电，就把家里原来的小彩电千里迢迢背回了连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篇小稿却先发了出来，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了。给李编辑去了个电话，他说明天还有我的一篇稿子要发出来，我更是高兴万分。他问了我的行程，就找军报招待所帮我订好了回去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