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你过来一下。"樊叫我了，我忙过去。他看了我几眼，从他的眼中透出了那种让人感动的温和、慈爱。"有件事要先给你透个底，今年军区给我们军下了一个新闻骨干直接提干的名额，我们处里准备报你。"
"我？"好事从天上落下来，一下砸得我晕乎乎的，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下，"真的吗？副主任那里会同意吗？"樊处长考虑了一下，说："其实有些事不应该给你说，原来我们是准备报你和小姜，后来到副主任那里审签时，他又把小庞加上去了，现在已经报到军区干部部，到时候干部部和新闻处一起定。不过你放心，三个人中，顺序你是排在第一；小姜你是知道的，是下面师里的报道员，成绩不如你突出，排第二位；那小庞是前两年报过的，因为伪造档案没有通过，新闻处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估计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戏。如果没意外的话，你这次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时，我想开口道谢，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鼻子一酸，眼泪却出来了，就哽咽着说："谢谢樊处长！谢谢宣传处！"樊也很高兴，连说："好了，好了，这也不是我一人的意思嘛。你的表现、你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提你大家也很服气的。不过，"他加重了语气，表情变得异常严肃，"这段时间你还要低调再低调，少说话，多写稿，不要卷进政治部内部的一些事里。还有，你上次的那封'读者来信'，听说把军务部门给得罪得够呛，副参谋长把柴处长叫去大骂了一通，他们可是把你恨得牙痒痒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小辫子让他们给抓住。等你提了干就好了，不归他们管了。"原来樊早知道这事了，他还知不知道军务处已收了我的出入证呢？话到嘴边，我又吞回去了，樊已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我刚要离开，樊又叫住我："小波，小薇高考结束了，报的是吉工大，看来问题不大，她这段时间一人在家有些闷。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如果你空的话，可以多去陪陪。""好的！"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樊处长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他家里的自行车坏了、窗户的玻璃坏了、机关分的菜拿不了等，嫂子一叫我，我就马上赶去。其实这些小事嫂子自己可以做的，还是要叫我去，干完活就不让走，做一桌好菜叫我吃，吃的时候她就不停给我夹菜，我还有半碗没吃完，就给她抢去添第二碗了。她老是说部队食堂的大锅饭不好吃，要我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多吃点。当我知道这是她有意变着花样在给我改善伙食时，有几次我就借口推辞，还是被她找到办公室来了。樊的三个女儿也与我越来越亲热了，最小的小蕊是一见面就往我怀里钻，非要小波叔叔抱。生分的是小薇，叫声"小波叔叔"，脸就要红半天。我也知道她这样叫是有些为难，我们年龄最多也就差四岁左右。
提干的事我没在枫的面前露一丝口风，我是想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给她一个惊喜，更主要的是我想证明给枫看：怎么样，没有沾你家一点光，凭我小波自己的能力就改变了环境，我是不是也挺能干？
就为这，后来被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身上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清高，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是典型的小男人......结果已经如此，尘埃已经落定，我无话可说。如果当初通通气，提干的事或许就会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那么浅薄地急着证明自己？男人就男人，男人需要证明吗？说来说去，这还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包括我。
新华社驻我们军区记者站的陈站长来军里搞个采访，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陪着去，处里的干事都脱不开身，樊让我去。樊说，陈站长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到部队后写过多篇有影响的重头稿件和内参，好些内参都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批示，你跟着去，可以多学点东西。
陈站长不过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穿上军装还是显得儒雅、斯文，不像当兵的，反而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他一见面就说："小波，我看过你写的东西，很勤奋，也很有才气，不愧是老樊带出的高足。"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距离一下就缩小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这次做一个调查，你要有吃苦的准备，也要有挨打的准备。"我听后，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感觉很刺激，仿佛将要和他一起参加一项重大的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升起。
信是我们集团军某师坦克团的战士写的，他父母亲年过五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从小疼爱得不得了。他当兵第二年，家里就出了事。他家的房子是过去"土改"时分地主的大宅院，住了几十年。可自从当年被镇压地主的小儿子当了他们那个县的副县长后，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先是有人放风说当年镇压的地主镇压错了，后来又有人三番五次找他们，逼他们搬出老宅。老人多次到县上、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只答复让两家人协商解决。副县长态度强硬非要老人搬离，又不提供新住的地方，两位老人就坚持不搬。一天，家里来了一大帮子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老人给赶了出来，把家里的东西朝外一扔，重新换了锁。两位老人没有地方住，只好到瓜棚里将就。数九寒天，夜降大雪，一下把瓜棚压塌了，两位老人被砸伤。父亲被砸破了头，母亲砸断了腿。这个战士闻讯后，专门请假回去给老人治伤，等伤情好了些又把老人接到亲戚处，他就开始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可还没等把庙门找对，他自己在街上就让人给莫名其妙地揍了一顿。回到部队，儿子在团里的支持下就到处写信告状。一来二去，信转到了陈站长的手里，他请示了分社、总社后，就专门来调查此事。
陈站长站得高，也看得远，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这是一件普通的侵害军属权益的事件吗？这是一种倾向，是想否定当年的'土改'！翻当年的案，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去的那个县驻扎着你们军的一个团，当然我们也不能硬来，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跑到部队去。你和那里的部队熟吗？"我说我和那个团的团长、政委都认识，他点了点头。
军里的车把身着便装的我们送到那个县后，就掉头回去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一见部队来人就马上跪倒在地，求我们给做主。我们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房证、地契，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镇上、村里听说后，也有人赶来反映情况。我们一一收集和核实后，准备去县上会会这位霸道的"县太爷"。到了县政府，没有见着本人，被他的秘书挡了，说是出差了。我们心中有底，说不定就猫在哪个办公室不敢来见我们。可是，我们在县城无论走到哪，都有两个人影子似的跟着我们，陈站长就把他那个小采访机别在腰间，盖在衬衣里，鼓鼓囊囊的，让人不知是什么东西，摸不清虚实。我们也不敢久留，找到当地驻军，一亮我们的身份，他们出个车直接送我们回春城了。在车上，我和陈站长反复探讨那帮人为什么不敢对我们动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倒不一定是怕陈站长腰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肯定是忌惮我们的军人身份；再说了，那个县城里就驻扎着我们的一个团。
回春城后，陈站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内参（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华社通讯员），几经周折，发在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这件事最终得到了解决，房子退给两位老人，那个副县长丢官罢职，并赔偿老人的医药费，打战士的凶手也受到了惩罚。
陈站长急着回沈阳，在春城火车站我们分了手后，我又慢吞吞去了一家洗浴中心，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才满面红润地回到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