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批评家程德培在评价《天·藏》时的说法更是深契宁肯之心，也道破了作家创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文本特点和价值所在：“《天·藏》的叙述者是一位形而上的思考者，他聪明而饶舌，给我们讲述的却是沉默的内涵；他处理过去仿佛它就是现在，处理那些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故事，好像它就在眼前。对于宁肯来说‘空间’总是慷慨仁慈的，而‘时间’总是一种不说的情况。小说力图向我们展示一种文化的全貌，这种展示既面向我们，也面向与世隔绝的人。”
而实际上，我阅读《天·藏》的最大感受是，在宁肯眼中，存在是巨大的，它包含一切，又远远大于一切，“包含了故事，又远远大于故事”，单一的线性时间根本无法容纳它，表达它，映证它。存在是多维的，有无数的入口，也有无数的出口，是迷宫，是博尔赫斯笔底“小径分岔的花园”。这让我想起勒维尔与里卡尔的那本对话集《和尚与哲学家》，在几近繁复沉重如黑夜般的长谈之后，和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过一种有质量的生存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予生存以一种内在意义；而给予它一种内在意义的惟一方法，则是认识并改造我们的精神。”如果说“经验就是道路”，那么，关于西藏隐秘的个体经验，就是宁肯用一生来行进的创作道路，对于宁肯来说，经验带来血液的沸腾，创作则带来灵魂的安静。
在我看来，之于西藏，不管是神秘的，还是自然的，或者是历史的，它既是《蒙面之城》中主人公马格的“精神飞地”，也是《天·藏》里主人公王摩诘的“灵魂故乡”。这个“精神飞地”和“灵魂故乡”既是马格和王摩诘的，说到底，我倒觉得，它更是作家宁肯自己的。如果说西藏在无言中拥有着立体的秘密时光，宁肯无疑就是这秘密时光中最优异的漫游者、沉思者和倾诉者，因为他用自己的心灵之眼记录了多维度的西藏，也用哲学之眼和诗性之笔观照和点燃了跨越时空的、普世意义上的西藏。
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河面看似平静如镜，但河底之光却如箭疾飞。这篇较为冗长的文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创造力旺盛的宁肯，几年来一直新著不断，时有让我惊喜甚至兴奋异常的作品问世。随着阅读的不断跟踪与深入，我对宁肯的期待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2014年11月，宁肯同时推出了他的两本书，一本为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另一本为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河南文艺出版社，此书列“名家·最意味小说”丛书）。这两本书公开发行后，我立即从网上先后购来。在这两本新著中，我不仅阅读到了宁肯血液里一直流淌的关于西藏的精神延续，比如《岩画》和《维格拉姆》，更读到了他在小说创作中对新题材新领域的探索与开掘，在这方面，不仅有意味隽永如风铃、结构精致如银器的《词与物》《死于某年》《我在海边等一本书》等中短篇小说让我迷醉低徊，特别是他用两年时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更是让我眼前“忽“地一亮。这部长篇虽然将笔尖伸到了贪污腐败的领域，却又并未落入通俗官场小说的窠臼，宁肯以稳健而又先锋的手法，采取身份置换的叙述模式与架构，塑造了一个读书人身份的叙述者来讲述官场，这个叙述者服务的是文本主题思想，他对这个陌生世界自然有自己视角下的人性关切和思考。有了这种方式，也就抛开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样式，进入了纯文学的机理，使这部长篇小说基本实现了揭示人性的初衷，把人的丰富性体现出来，交给读者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读完这部长篇，让我深深地察觉到，宁肯在西藏这个巨大的精神停机坪上真的是飞得太高，也太过眩目了。之于这部长篇小说，评论家陈晓明说：“宁肯是当代小说的‘刺客’，他太特殊了，他用刀雕刻了我们的骨髓，那种痛感，是宁肯的，更是我们的，《三个三重奏》以音乐般的刀法，再度雕刻了我们的骨髓。”我以为此语是对宁肯小说的结构艺术与语言艺术切中肯綮的批点。而宁肯自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技法阐释是，“三个三重奏，复杂的交集跳宕后，又舒缓地各自流淌了，如三条河流交汇激荡，如数控的音乐之水。但是，不能太久了，之后必须分道扬镳。而再次交集、激荡是必然的，因为一条大河绝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多条，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多部。”在接受新浪读书的采访中，他更为明晰地表达出这样的，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体会与观点：“长篇小说是一口长气，要慢慢吐，边吐还要边含着，边聚气。事实上应该是吐得少，越聚越多，越聚越饱满，整个气息差不多相当于太极。也就是说长篇小说要压着写，对于太精彩的情节要节制，要峰回路转，不能孤注一掷攻取山头，力气用尽就会形成小说的断气，长篇小说的气一定是连着的，看似到山峰了又下去了，再慢慢起，又到了，更高了，但远不是山峰。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全局意识，总体控制，长篇小说是复合结构艺术，是建筑艺术，有这样的意识把握起气息与节奏应该不难。”
如果说宁肯的中短篇小说有着让我屏住呼吸的美，那么，他的长篇小说缓慢而强大的推进力量则让我的呼吸不能自制，只能跟随着他的叙述时而紧张，时而平缓，时而要停顿下来向远方眺望，陷入某种游离的沉思。就个人的阅读胃口来说，我一直喜欢宁肯在小说叙述与铺排中那种看似闲淡而又恰到好处的“自言自语”，这种“自语”，有时以小说主人公的面目出现，有时直接就是作家自己的强力介入。这些碎片式的“自语”，有哲思，有诗意（虽然宁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诗意对小说叙述的一些损害，他说：“诗人的结构意识不亚于小说家，在对人的幻觉认识上有过之，然而在具体的叙事行为和叙事意识上诗人往往缺乏耐心，这是诗人写小说最大的障碍。跨越这个障碍非常难，很多时候诗的习惯总是在干扰叙述，甚至把你引到误区。”），但这些“方向不明的叙事，反而是自然的、原生态的，如同沼泽自身的魅力。”这些延宕之笔，既增强了阅读的趣味与吸引力，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类似电影中旁白的通透舒爽，甚至直指人物内心世界与灵魂深处，为小说叙事与情节的展开与深入起到回环上升的旋梯作用。这些延宕之笔，经常让我反复品咀，甚至是流连不前。比如在短篇小说《死于某年》中，他借人物之口写道：
“是的，我最近总是想一些旧人、旧事，很平静，很有味道。我可能老了，但如果老了是这样也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很幸福。现在我有一种罕见的与时间同步的感觉，年轻时可没这种感觉，年轻时不是觉得时间快了，就是慢了，总之总是与时间不合拍，现在没什么不合拍的，我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我。”
就目前宁肯的创作成就与势头来看，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宁肯确乎为一个复合型的、既有创造雄心也极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体内所蕴藏的创作潜力，是诗性的语言张力、智性的思辨活力、神性的冥想魔力以及收放自如的结构控制力的共生并存，四者之间互为源头活水，也互为山峰呼应，以此形成了宁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自己的艺术穹顶，这个穹顶，因他的存在与设计而显得风姿卓特，超拔不群。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的话说：“宁肯是一位有着非凡勇气与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将尖锐的政治批评与深刻的人性解剖结合在一起，将现实的无奈生活与对理想人生境界的苦苦追求融为一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用丰沛的想象力和博取众采的胸怀，创作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和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