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杰雄
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实质是创新的竞赛。
然而，怎样才能有许多重大创新的不断涌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呢？
1953年，天才的物理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在总结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而西方的近代科学却发展飞快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奇怪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①
有人不同意爱因斯坦这一说法，理由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曾在全世界领先过1000多年。我觉得这与爱因斯坦的上述结论并不矛盾：中国古代的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四大发明，是在逻辑的东西和系统实验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作出的。而近现代科学没有这两个前提是不行的。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把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归罪于政治家对其不重视，也没有责怪企业家缺乏远见，未能加大对科技事业的风险投资，甚至没有怪罪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差，而认为这是由于该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未能为社会提供好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取向。
这种说法尽管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上述几方面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把逻辑仅仅归结为形式逻辑等。但我认为，他强调哲学家、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这一思想也是很深刻的。
①《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从认识的形成来说，当然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这只是大致上讲，因为实践本身就包含着认识，是受思想支配的）。但从认识的指导作用来看，方向则相反，有了正确的认识总要用于指导实践，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决定实践的内容、方式和过程。不用说，在认识指导实践过程中，原有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不符合实际，不完善的地方，在新的实践过程中会不断地暴露出来，及时得到纠正、补充、完善和发展。但旧唯物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没有实践哪有认识？思想、理论怎么能走到实践前面去？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历史过程、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前后有联系的过程，而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是反复出现重复起作用的。所以，从实践中获得的、只要是具有普遍性的，关于历史过程、事物发展的本质的规律的正确认识，它对以后的新的实践就具有指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认识活动才有必要和有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主要区别之一。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②这就是说，思想、观念并非都是消极地追随历史，它们可以、也应当超越时代。
过去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夸大了人的实践能力，有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倾向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这就是：要想做到，首先必须想到。其实，爱因斯坦的论述与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只是表达上的不同：“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一个民族哺育出来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领头羊，他们的见解如能获得尊重，他们的创新思想如能被付诸实施，对社会无疑会起到一种巨大的牵引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繁荣、社会的飞速发展，无不是对其有大思想家、对能理性行动的奖赏；而一个国家所以会停滞不前，无不是对其由于缺乏大思想家，或不尊重他们，以为有了权就有了真理，为所欲为，愚蠢地瞎折腾的惩罚。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就一再地在证明这一点：谁想得少，谁犯错误就多，谁进步就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有思想巨人，才有国家富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5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在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和丹皮尔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对达姆斯特和赫旁萨编的《科学技术编年表》上所记载的1501—1950年间的重大科学成果做统计学研究，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期世界总数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把保持其为“科学活动中心”的时期叫做“科学兴隆期”。由此他发现，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上发生过这样五次大转移：
1540—1610年，意大利
1660—1730年，英国
1770—1830年，法国
1810—1920年，德国
1920—美国①
其实，如果把这些国家“科学兴隆期”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除了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外，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也给人类提供了大量新的、影响深远的东西；政治、社会状况也曾一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经济活动也在一个时期内是全世界最出色的。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时期内，它们曾先后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世界的中心”。
①陈文化著：《科学技术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2页。
这些“世界中心”形成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这样一条共同的道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与原有的旧体制再也不能相容的地步时，一场大的思想运动逐步掀起，涌现出一大批为新时代奠基的思想巨人，他们以各种形式批判旧制度、旧思想，宣传新观念、新主张，为社会的继续进步、为新社会的诞生寻求道路，探索方法，制造舆论。深刻的思想运动，导致人们观念的根本改变。接着进行政治变革，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治变革的成功，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的空前繁荣。
意大利由于是第一个由中世纪向新时代转变的国家，它当时面对的封建势力太过强大，强大的封建势力不容许它走自己的路，联合起来反对它，因此它所走的道路尚未达到典型的形式。即便如此，这样的一般趋势也初步表现了出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14世纪，在生产力发展、城市兴起、封建制度由于成了社会进步的严重桎梏而逐渐解体的基础上，意大利首先爆发了一场历时300年、声势浩大、广泛而又深刻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后来征服了全欧洲、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广泛影响、在当时使意大利成了世界文化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①。由于在当时它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利用了许多反映人类要求进步的共同心声的口号，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全人类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意义。当时“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一大批思想巨匠，如“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人文哲学家、自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教育家——瓦拉、皮科、彭波那齐、布鲁诺、库萨的尼古拉、马基雅弗利。他们以哲学上的变革为先导，高举“世俗文学”和“现世艺术”的大旗，高喊人文主义的口号，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的本性和权利，是社会发展的动因。他们以尘世需要和情欲的论点对抗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以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对抗封建专制和教会独裁。所有这些思想在他们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或哲学、教育等著作中体现出来，有力地打击了封建意识，动摇了神学统治，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神学中解放了出来，为人类自身的智慧和才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尤其是达·芬奇，更是一位空前的、举世无双的天才。他不仅是天才的思想家、艺术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天才。达·芬奇已经认识到：“醉心于实践，不要科学的人，好像一个没有舵或指南针上了船的舵手，他永远搞不清究竟漂向何方。”因此他提出，“科学是统帅，实践是士兵”①。库萨的尼古拉、列奥纳多、布鲁诺更是划时代的大哲，他们不仅有着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虽然在当时常常不得不用泛神论的形式来表达），而且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尤其可贵的是在认识论方面已经远远超出前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而为人们观念的根本改变——由中世纪的世界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前提。如库萨的尼古拉提出了认识有三个阶段的思想，认为理性接近真理就像内接多边形接近圆那样，可以无限地接近，但永远也不会重合。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基雅弗利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他除在《论李维》一书中宣传共和国的统治形式外，还在《君主论》中以古代军事和政治史作基础阐述了如何获得并掌握权力。他使政治开始成为科学，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而康帕内拉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
①[苏]B．B．索柯洛夫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版，第210页。
这一庞大的思想巨人群体掀起的伟大思想运动，直到1527年拿破仑入侵、罗马陷落才在意大利宣告结束。但它使教会的独裁被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被动摇，在人类历史最早实现了新的统治方法，使意大利成了近代欧洲的长子，并让人们的观念有了根本的改变，使人们在发现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从而为征服自然，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这个时期带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把自然科学从神学教义1000多年的窒息中解救出来，还给它提供了通过实验、经验与理论相结合认识自然的方法。所以，意大利出了像达·芬奇、路加·帕乔里、吉罗拉莫·卡尔丹诺、尼古拉·塔尔塔里亚、哥白尼、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学巨星，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天文学等一系列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于1540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科学兴隆期一直保持到1610年。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①
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当时意大利的商业和航运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也非常有名。最后终于使意大利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转变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欧洲各国交通方便，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大。英国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冲击下，也涌现出了许多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如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系统化的霍布斯和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的洛克，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世界文学巨星，等等。他们一方面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上台制造舆论，一方面为科学和生产的发展探寻方法。培根大力反对寄生的封建贵族，主张建立以中小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君主专制政体。他全力倡导科学，强调经验一实验的方法对真正科学地认识自然的重要性，还进一步发展了归纳法，提出了如何从人的理智中清除伪相的学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在长期的思想舆论准备之后，通过1640—1688年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
取得了政权的新兴资产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科学，抓经济建设。当时的英国政府率先批准成立了皇家学会等学术活动中心，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这时牛顿、哈维、耐普尔等划时代的科学巨人和大发明家瓦特等应运而生。1660年，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其兴隆期达70年之久。这期间，各种纺纱机、织布机和蒸汽机纷纷被发明出来，因此，英国出现了大机器生产和专业化生产。
科学高潮引起了经济高潮。1760—1830年，英国进行产业革命，1800—1880年，英国为世界经济中心。1870年，它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32％。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的繁荣也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扩张创造了前提，从此英国开始了所谓的“日不落”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