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从伦敦去布鲁塞尔。本来他身上带了好多钱，但由于遇到了许多比他更需要钱的人，他就给了人家。以致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头的钱除了买一张三等车厢的票外就只剩下几法郎了。为此，他不得不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徘徊了好久，他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
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也没有。他找到店主问：“你们有电话吗？”“电话在酒吧间。”“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王室所在？”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间的先到的顾客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外地人在找王室，交换着吃惊的眼神，立即警觉起来：他是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是个危险主义分子。当爱因斯坦走出电话间时，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原来，在他紧张地打电话时，这个新闻已传了出去。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流浪汉原来就是他们的王室正期待着的最尊贵的客人——当时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爱因斯坦。埃丽莎为避免这样的事再度发生，丈夫每次旅行，只要自己不跟着，总要为他订好头等车厢的往返票。
可是爱因斯坦本人每想起这次经历却大不以为然，也许他还有些暗自得意：总算有一次没有被人认出来。平时，他常常趁家人不在，把人家刚给他送来的许多贵重的礼物送给别人。
他当然也知道声望的意义，并且有时也利用它为穷苦的人、为人类效劳，宣传他希望得到传播的观点。其表现之一就是在为慈善机构募捐或为某项事业辩解时，他同意在公共场合露面、讲话。由于埃丽莎知道他的为人，有时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答应了这类安排。他回来后虽然总要发两句牢骚，但最后总是去尽职尽力。事后还常常对埃丽莎开玩笑说：“这一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有时甚至还用赞赏的口气讲到埃丽莎为他作的这些安排：“她知道怎样去做这些事，每次她都能用我得到相当巨额的收益。”
不过，对此他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对人类有责任，随着声望的提高，他愈加感到对人类的义务的加重。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对同胞充满了兄弟般的同情的道德高尚的人，他感到这类事他不能不管，自己应该努力为公众事业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声望成了一笔必须偿还的债务。他常常强调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他说：“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埋头于图表与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看来，在象牙塔里的科学家永远是荒谬可笑的，甚至是“罪犯的同谋”。他曾用这样的话概括过自己的生活动机：“只有为了他人而生活才是有价值的。”①另一方面，他生性清高孤独，不愿受任何束缚。他曾谈到那种“难以言明的孤独”，那孤独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他和那些与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同时，精深的理论研究本身也需要清静，需要科学家不受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岁月的流逝日益加深着他对孤独的热爱，他更乐于享受孤独。越这样，他也就对那种喧闹的、意义不大的应酬场面感到反感、讨厌。他不愿让人家宣扬自己，尤其不愿意人家把自己的照片登到报刊上，所以他对那些不知疲倦的、热心的摄影师特别不友善。他总是抱怨这些人剥夺了他隐姓埋名地生活的权利，他谴责他们使他每天都遭到麻烦。他对他们的不满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次，摄影师正给他照相，他冲着摄影师吐舌头，做鬼脸。没想到这位摄影家真把这张一条大舌头占据了一张脸中部、～束束头发耸立在头顶——活像一个魔鬼的照片登了出来，结果各国出版界争相印刷、发行。这成了科学史上的一则笑话。
广义相对论的创立为爱因斯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普遍的崇敬，同时也激起了某些人强烈的嫉恨和恶意的中伤。在相对论的热潮席卷世界的时候，在德国成立了一个旨在把相对论搞臭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它的头头是魏兰德。由于他手中有的是来路不明的钱，只要有人肯写文章、作讲演攻击相对论，辱骂爱因斯坦，他就付给丰厚的报酬。因此，他很快拉起了一帮只要金钱、不要良心的人的小圈子。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0页。
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勒纳德教授，他是实验物理学家，因研究光电效应获1905年度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正是在这一年发表了光量子论，对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从理论上作出了解释。当时勒纳德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勒纳德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意志至上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这位坚决反对沙文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犹太科学家来了。
最早是1920年2月，他们操纵柏林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妄图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愤然离开了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此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上课，这样事情才算过去。但该年夏天，在柏林街头又贴出了海报，预告将在德国各大城市举行20多次声讨相对论的报告会。首次报告会是8月24日在柏林音乐厅举行的，爱因斯坦也参加了，他与老朋友劳厄坐在同一个包厢。
魏兰德首先跳了出来。他说：“诸位，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要从科学、哲学、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讨论相对论。首要的，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讨论相对论，因为国家和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追随者和一帮沙文主义者使劲地鼓掌。
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煽动道：“所谓的相对论创立者，据我所知，不是德国人！”下边立即有人尖声怪叫：“他是犹太人！”
魏兰德看到台下的反应，得意地接下去说：“这个爱因斯坦，他大肆剽窃，热衷于吹嘘。他的相对论是自己吹出来的，是人家捧出来的！那是什么货色呢……这不是科学的进步，这是科学的退化！诸位请看，我们的敌人把他捧到天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肉麻地吹捧他。诸位，我们要警惕呢！敌人那样吹捧他，这就很说明问题啦！但是，很遗憾，有不少德国报纸也跟着起哄！”
“那是犹太人的国际阴谋！”“这个犹太小子，我们非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可！”台下的打手们大叫大嚷。“为了相对论大叫大嚷，闹得甚嚣尘上，这是与德意志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魏兰德声嘶力竭地说。
会议的过程完全是事先串演好的一场双簧。
劳厄实在听不下去了，一面跺脚，一面骂道：“不要脸，真是丧尽天良！”而爱因斯坦自己反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还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并不是他被气疯了，而是报告人说得太好了：“大叫大嚷，闹得甚嚣尘上！”
第二个报告人是柏林大学的物理学讲师。他引经据典地企图论证爱因斯坦的成果是剽窃来的，而且是多么“荒谬绝伦”。
他的演讲搞得人昏昏欲睡。
“看，爱因斯坦！”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声，会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被批判对象。这时，除劳厄外，还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对相对论批判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本人了。在整个闹剧的始终，他都泰然自若，仿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好奇的观众。
这丑恶的闹剧引起了德国科学界许多正直的、有良心的学者的愤慨。第二天，劳厄与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向柏林各大报发表了声明：怒斥无耻之徒们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恶毒攻击。他们在声明中说道：“……凡有幸与爱因斯坦接近的人都知道，在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
8月27日，《柏林日报》上登出了爱因斯坦的声明——《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我非常明白，那两位讲演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办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要是我是德国公民，不管有没有‘绗’装饰，而不是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索末菲也给爱因斯坦写来了信。对于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他表示震惊和愤怒。他希望爱因斯坦的心不要因此受到干扰，并呼吁他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不要离开德国。
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上，反相对论的策划者枢密顾问勒纳德教授终于亲自出场了。爱因斯坦发言一完，勒纳德就要求发言，结果两人在讲台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在这个会上，勒纳德们不仅理屈词穷，而且势单力薄。因为真正的科学家都是站在爱因斯坦一边的。
但是，沙文主义者们并没有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由于害怕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倾向及其影响，还出版了一本《反爱因斯坦百人文集》，甚至把他的名字秘密地列入了暗杀对象的名单①。
有人竟公然在柏林的报纸上狂吠要谋害爱因斯坦。
为此，他当时对记者说：“我像是个躺在舒适的床上的人，臭虫总是要来打扰我！”他还说：“在柏林，大家——主要是我的那些同行，都对我十分热忱。但是，这几个月，尤其是英国公布的日食考察结果证实了我的预言以后，有些人却存心陷害我。”②
①[苏]里沃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1页。
②[法]赫克内尔：《爱因斯坦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但爱因斯坦面对如此疯狂的诬蔑、诽谤，甚至阴谋杀害自己的形势，却表现得惊人的镇静，一如对待对他歌功颂德的狂潮那样。他是高耸云霄的大山，无论是崇敬的巨涛还是诋毁的风暴都不能动摇他的半根毫毛。他照常想他要想的，干他想干的，从不让这些叫人讨厌的事进到自己心里去。1949年2月22日，爱因斯坦给作家马克斯·布罗德写的信很好地表露了他是怎样对待诽谤和攻击的：“你对（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载的那篇书评如此义愤填膺，不禁使我哑然失笑。有人为了一点钱，才有一知半解，就去写一篇似通非通的、谁也不会去仔细阅读的文章，对此你怎么能认真对待呢？外面发表的针对我的无耻谎言和胡诌的东西多得可以用大桶来装，如果我对他们稍加注意的话，那我早就成泉下之鬼了。人们应该这样去安慰自己：时光老人手里有个筛子，那些重要货色中的绝大部分都会漏过网眼，掉入遗忘的深渊，而所剩下的也往往还是些糟粕。”①
①[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