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远东的旅途中，还有一段通知他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插曲呢？诺贝尔奖金不仅是一笔巨款，更是国际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人们早就提出应该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爱因斯坦了。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实在太大太大了。单是1905年他发表的那三篇学术论文，每一篇都应得一份诺贝尔奖金，就是凭质能公式E=me2得一份诺贝尔奖也当之无愧，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先进、太深刻，也太革命了，一些保守的物理学家不仅理解不了，还坚决反对它。像德国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勒纳德和斯塔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甚至以此恫吓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因此，长期以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一直犹豫不决。但再不给爱因斯坦诺贝尔奖实在说不过去了，将会直接影响到这奖金的声誉。不过在当时，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奖金授予具体的发明，而且是没有争议的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明。相对论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而且暂时还看不到有多少实际应用的价值。瑞典科学家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害怕授奖相对论会遭到来自勒纳德及其支持者的坚决反对，引起政治纠纷，所以授奖时理由是“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①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虽然他在结束远东之行之后，于1923年6月去瑞典参加了诺贝尔奖金的授奖仪式，并在哥德堡、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们的集会上发表了讲演，还接受了瑞典国王的接见。对此爱因斯坦还是有保留看法的。
后来他在填写德国莱奥波尔特皇帝科学院一份有九大问题的履历表时，没有提他这次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1月底，“北野丸号”驶抵神户港，到码头上来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地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还有数不清的宴会和欢迎会。天皇和皇后请爱因斯坦夫妇到御花园赏了菊。对他的相对论的演讲和在欧美各国的情况一样，听众像着了魔似的，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听懂，甚至也不可能听懂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拼命地鼓掌、欢呼。因人们听不懂德语，需要翻译，千百人端坐着先恭听爱因斯坦讲，然后再注意听翻译官翻译。第一次讲演一共持续了4个多小时。这情景使爱因斯坦很感动，他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于是第二次演讲只延续了两个小时。但讲完后日本东道主对翻译表示不满，原来他们认为缩短演讲时间是对他们的怠慢。
爱因斯坦在日本呆了几乎整整一个冬天。而日本人对爱因斯坦夫妇的热情始终不减。每到一个城市，接见、会晤、讲演、馈赠都是接连不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喜欢自自然然的爱因斯坦夫妇对东方这种过多的礼数和过分的热情实在有些受不了。他们简直被过于复杂的礼仪和新奇的社会活动搞得窘迫不堪，被过于豪华的招待和长时间的探询搞得不知所措。开始，他们以为“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后来看到到了哪儿都是这样时，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和安慰自己：要耐住性子，这只不过是一场梦，早上醒来，一切都会过去。
总的说来，这次访问，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他在写给索洛文的信中说道：“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①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爱因斯坦总是那么关心青少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时刻不忘给青少年教育和各种具体的帮助。有权势的高官显贵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登门求见，他可以粗暴地把他们拒之门外，置之不理；他却能在百忙中抽出许多时间给大、中、小学生，甚至是未上学的儿童回信。可以把衣不蔽体、工作和学习无着落的青年人让进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帮他们解决各种具体的实际困难。这次访日期间，爱因斯坦也会见了日本儿童。临别时，他对他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①。爱因斯坦最看不起那些躺在父辈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地过日子的人，他说过：“不要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你们的国土上诞生过一些伟人就自鸣得意，那不是你们的功劳。还是思考一下，你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你们是怎样遵循他们的教导的吧！”②他还写过：“亲爱的子孙后代：如果你们还没有变得比我们现在（或者说过去）更为正义、更为爱好和平、更为理智的话，那么就请你们见鬼去吧！这是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所作的虔诚的祝愿。”③除了反对强制性灌输外，认为教育整个地应致力于帮助青年人思考，为年轻人提供教科书难以提供的训练。
他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年轻时不曾对几何学产生极大兴趣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天生的理论追求者。④在给一份大学一年级学生办的杂志《丁克》的约稿回信时也写道：“我很高兴能同你们快乐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一位老同学能对你们说上几句话，那他要说的就是千万别把学习视为义务，而应把学习视为一种值得羡慕的机会，它能使你们了解精神领域中美的解放力量，它不但能使你们自己欢乐无比，而且还能使你们将来为之工作的社会受益匪浅。”⑤
在日本访问期间，爱因斯坦接到了俄罗斯科学院于1922年12月29日选举他为通讯院士的消息。越飞、拉扎列夫、斯吉克洛夫等院士在推荐信中说：“爱因斯坦，当代理论物理学界的最杰出的人物……思想的大胆和新颖，把思想贯穿在我们的知识的全部系统中时的逻辑的严整性——这些是爱因斯坦的全部研究工作中的共同特色……近15年来物理学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当归功于他的思想。”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O页。
②③⑤[美]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2、92、55页。
④[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获知这一消息后，他坐到打字机前，亲手给苏维埃科学院打了一封回信：“最可敬的同行们，我又高兴又感激地接受你们选我为你们的杰出的机构中的通讯院士。我一直怀着尊敬的心情注意到，在你们的经受过如此艰难的国家里，科学劳动是受到这样有成效和亲切的支持。”①
1923年2月，爱因斯坦夫妇结束在日本的访问，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与诚挚祝愿回国。途中，他们应不列颠驻那里的总督萨缪尔之邀访问了巴勒斯坦。总督把爱因斯坦夫妇安排在自己的官邸住，并亲自充当他们的向导。每次外出，官邸里都要鸣放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护卫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甚至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对此，爱因斯坦只好持讥讽而又宽容的态度，不得不听任摆布。可埃丽莎却不干了，她对爱因斯坦发牢骚道：“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对所有这些荒唐的礼仪都不感兴趣！”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爱因斯坦安慰她道。
“你自然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是，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于是，她常常随便找个借口竭力回避参加各种仪式。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大学、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发表演讲，把自己的科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告诉人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到处都是最炽烈的情绪。
①[苏]里沃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0页。
离开巴勒斯坦后，爱因斯坦夫妇于1923年3月到达马赛，接着从马赛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然后从西班牙取道回到柏林。
就这样，从1920年访问荷兰开始直到1923年，爱因斯坦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说明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不同于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遭到失败的德意志帝国，提高它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和德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经验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
5.爱因斯坦论中国
爱因斯坦在去日本访问的途中，曾两次在中国作短暂停留，作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爱因斯坦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存在问题的看法，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1月14日上午，“北野丸号”驶进黄埔港。当时，1922年度物理学诺贝尔奖发给爱因斯坦的消息在世界上刚好公布不久，爱因斯坦本人是在到孟买和新加坡的途中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这次瑞典驻上海的领事又给他把通知电报带到码头上来了。这件事也更加强了中国人民欢迎他的热烈程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率领一队德国小学的师生等候在码头。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中，爱因斯坦夫妇走上码头和前来欢迎的中外人士一一握手。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路。爱因斯坦刚一下车就被一群中国大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向他祝贺，祝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热烈欢迎他访问中国。几个激动万分的学生，嘴里喊着“一、二、三！”一下子把爱因斯坦抬了起来，硬是用手臂抬着他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
爱因斯坦在去日本的途中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本来准备在他访日后请他到中国来讲学的，但因邮件迟缓，爱因斯坦未能收到，从而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遗憾。在他离日回国途中在上海又停留了三天。在短暂的三天中，中国东道主陪爱因斯坦夫妇逛了南市区的中国旧城。这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木头房子和租界上的高楼大厦相比，判若两个世界。爱因斯坦一行走在石子铺成的马路上，路旁正好是数不清的小工在凿石块。爱因斯坦问翻译，他们一天能挣多少钱？翻译告诉他，折合成美元约5美分。爱因斯坦停住了脚步，以无比同情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些席地而坐、衣不蔽体的小工们，他们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吃力地、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铘头。显然，痛苦已使他们麻木了。在这里，他也看到了在东方其他国家已看到过的人力车。洋人小伙子趾高气扬地坐在车上，中国瘦骨嶙峋的老人拉着他们沿街奔跑。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其实，爱因斯坦早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一年前，当时还是青年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物理学家的英费尔德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时就正好碰上中国教育总长在爱因斯坦家里。从此以后，爱因斯坦更是关心中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起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1936年，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们，他又打电话来声援“七君子”。
爱因斯坦对中国问题的评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复信。信中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
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爱因斯坦讲中国科学发现方面不行，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上不是至少领先过1000多年吗？我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均属经验科学范畴，光评实践经验是有可能作出的。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讲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像相对论这类发现，没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是难以想像的；像当代物理学研究，没有高能加速器一类的实验设备，不通过系统的实验是难以进行的。在近现代科学发展上，中国对世界的发展贡献微乎其微，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