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时许，我同朱政委先乘车来到银行大楼门口。一进银行大楼就见到许多国民党军官携儿带女，拎着皮箱，正在集合，准备向我军投诚。我直奔银行三楼的会议室。这时，银行外面还在打枪。朱政委转身出去，以便带领部队进来接收。
我一个人进了会议室，见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他们一见我进来都愣了，便站起身来。
我当即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站在中间的人说：“我就是。”
其他两人，一位是兵团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另一位是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
我说：“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进来了，现在请司令官随我出去。”
郑当即问我：“我提出的三个条件，你们都全部答应了吗？”
我反问他：“哪三个条件？”
他听了后，颓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唉！三十年来，春梦一场。”
是时，银行外面枪声大作。
我又催促说：“郑司令官，部队进来了，请走吧。”
郑叫他的副官给我拿来一只宽约二十公分、高约八十公分的手提皮箱，并说箱子是日本投降后移交的，有毒，请不要打开。如打碎里面的东西，长春市全城百姓都会受害（事后我知道是细菌武器）。
当时，天下着淅沥的小雨，郑走出会议室时，他的两位副官拿着雨衣说：“请司令官更衣。”郑伸出手臂穿上雨衣。我陪同郑等走下三楼。刚走出正门口，正遇上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同志摆好摄影机，准备摄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可郑却把脸扭了过去。这时，中央银行正门前的广场上，成群的敌兵团部官佐正在集合，陆续地离开银行。郑见此情景，长叹一声，与杨友梅副参谋长说了句话，就扭头坐上我方早已预备好的小吉普车。杨友梅跟郑洞国同坐一辆车，后边还跟着一辆大道吉（中吉普），我派一个班送他们离开了银行。在一个酱园里我们稍事休息，郑的副官找到我说，郑先生没吃早饭。当时长春十室九空，哪有粮食吃啊！无奈，我又迅速乘车返回，从中央银行里给他们找了点大米和罐头，草草地吃了一顿饭。饭后，我就送郑洞国等人到我兵团司令部临时驻地——四家子。
22日至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自沈阳的电文相继报道：“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三百人亦全体殉职。”并登了郑氏的“遗照”。而当时我《东北日报》上，却登着醒目的头版头条新闻：《郑洞国率部投降，我胜利收复长春》。
再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师长廖中符《独九师围困长春的回忆》所述：
这期间有个插曲：19日新七军集体投诚后，郑洞国兵团部和特务团的官兵却据守在中央银行里不肯出来了。21日晨，当我军令其准时放下武器时，“央行”里的敌人突然无目的地朝空中鸣枪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这时，敌兵团司令部派人来告诉我们：这是副参谋长杨友梅下的命令，对空鸣枪以示顽抗到底，弹尽粮绝，以身殉职，是给蒋介石看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兵部团仍按原计划移交。
在这一回忆里明显的点破向空鸣枪“是给蒋介石看的”，可见所谓“做给郑洞国看的”之说，是别有疑义的。这一“做给蒋介石看的”之说，在当时共产党司令员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里，说得更明确：
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通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众叛亲离了。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19日上午10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地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21日晨4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21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4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兵未血刃地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萧华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萧劲光回忆中最精彩的，是他道破向空鸣枪的真正目的，原来“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泽生）叛李（鸿）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蒋介石骗手下骗了一辈子，最后他手下在山穷水尽之时，还不忘骗他一次以示敬意，这一真相，真太有趣了！
1990年12月12日夜1时10分，以三小时写成
毋忘鞭尸蒋介石！
本月5日为蒋介石死去十六年之日，蒋介石留下的大走狗奴才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少不了又要告朔饩羊式地追念一番；小走狗奴才连战等且已早加准备。据国民党中央社中兴新村3月21日电讯：台湾省政府为纪念先“总统”蒋公逝世十六周年，定后天在中兴新村综合运动场举行追思纪念会，会后并有员工及眷属登山健行与园游会，有省府员工及眷属一万多人参加云。可见小走狗奴才快马加鞭，有速于大走狗奴才者。
我们这些痛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同胞，自然也有动作。我们也快马加鞭，但却是加鞭鞭他的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我们所谓鞭尸，当然不是伍子胥那么生硬，我们是要拆穿蒋介石，清算他，并连带及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这些走狗奴才，依然承其余绪，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并使走狗奴才生者何堪。
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们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突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巨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狗男女之上。西太后自二十七岁起，就夺到垂帘听政的大权，自此君临式地祸害中国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皇帝（同治、光绪）做，但是无伤她的实际权力；蒋介石自四十二岁起，就夺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权，自此君临式地祸害中国，也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奸雄，两度下野给国人看，但是也无伤他的实际权力。不过后者赶不上前者的是，西太后虽然祸国，最后还能寿终于首都；蒋介石却连寿终首都都不可得，相比之下，实在逊色；蒋介石唯一可夸口于西太后之前的，是他把西太后祸掉的台湾收回来，但在收回的同时，他却祸掉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此乃蒋介石之大手笔，而西太后之长指甲自愧弗如者也！
对这一对长期祸国者，正义和历史都不会放过他们。在西太后方面，祸国之罪，已有定评；在蒋介石方面，由于蒋家王朝几十年刻意制造迷雾和假象，虽然祸国之罪主文已定，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却有待补充与追踪。
对这种补充与追踪，本来在台湾是被全面封锁的，大陆那边，反倒开放。……
对真正的实事求是者，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绝不如此。我们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天行有常的特色是自己在常道上前进，这一前进，“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一时的存亡以定常道的行止，如此一以贯之，才算英雄好汉。
至于所谓骂，也有高下的不同。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蒋介石，就难免非愚即诬，这也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也绝不如此。我们的所谓骂，只是随俗用“骂”字而已，事实上，我们的骂乃是严格批评的别名。我们以严格批评做基础，一切全凭证据来说话，叫人心服口服，甚至起蒋介石于地下，也能要他哑口无言。
大独裁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画师莱利（Peter Lely）有一段话，被人改写成'Paint me as I am.If you leave out the scars and wrinkles，I will not pay you a shilling'，意思是画我须像我，如果疤痕和皱纹都漏而不画，我就一先令都不给你——对蒋介石说来，我们给他的强迫画像，其实也完全中规中矩行之。我们笔下的蒋介石，完全像他蒋介石，从疤痕到皱纹，无一不像。对一张丑脸说来，你照样画去，它就是张丑脸了，谁还要动手脚呀！
因此，在本月5日前后，《求是报》特酌刊蒋介石丑脸，以昭来兹。
蒋介石以“毋忘在莒”骗人，我们以“毋忘鞭尸蒋介石”重翻旧账，是有原因的。台湾是一个恩仇俱泯、一切都浅盘的岛，人一死了，便忘得个快。我们认为这种岛国习性是不对的，我们要求不论恩仇，都不可或忘。对蒋介石这种作恶多端的人，我们更不能鞭尸一回就算完事，我们要年年来，天天是秋后。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得好：“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拆穿、真的清算。
只有拆穿并清算蒋介石，才能争到我们的人格；只有鞭尸蒋介石，才能温故而知新，知道我们直到今天仍受其害，直到今天大小走狗奴才还在统治我们，事情并没过去，我们绝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