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2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我称赞她驾临星期三美国援华联合总会举办的义卖和她的简短讲话。我说，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美国妇女将函告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的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委员会。她听了似乎高兴，并说，她只是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而已。
顾维钧又写道：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继续讲下去。我说，杜鲁门固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即使他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相反，他也可自行决定，但他过于钦佩马歇尔而不愿这样干。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决定撤退美国驻青岛的海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向她讲了总统不受国务院支配的一些事例。尽管如此，我告诉她，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道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11月9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亚尔·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七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我说，这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但我认为她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她说，当她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她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我说，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们虽都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没有人比她更能胜任。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她微微一笑，好像是我猜透了她的心思。我起身告辞。她也站了起来，然后以严厉的声调说，她要对我说一件事。她问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
黄仁泉是何方神圣？据顾维钧回忆，此人“曾挂名为大使馆随员，但从未到过大使馆。他只是为孔祥熙和孔家的人奔走办事。我想蒋夫人来后，他也为她办事。但王世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就是说，多年来，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当他持不同意见时，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外交部提出批评。王在总统府中任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又长期居政府高位，他完全能这样做，所以他自己当了外交部长，他把他认为该办的事以及过去他曾规劝历任外交部长办的事，都要予以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当发现黄仁泉一直没有为大使馆办事后，便下令停发他的薪金。我并不反对黄的职务，因为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如认为他对政府某些要人有用，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要予以反对呢？但王世杰领导下的外交部很认真，而且我想会计部门的主管是王世杰的自己人”，因此，阴错阳差，黄仁泉这领干薪的黑官便被揪出来了。但是，顾维钧是大使馆的头头，他就成为被怪的对象。
我把这类事情通常做法告诉了蒋夫人，我解释说，黄仁泉已调到外交部，但到10月份才离开大使馆。我曾建议外交部继续支付他的以及同样情况的某些人的薪金，而且直到4月份都照付了。但4月间外交部来电询问他何时回国，并称他的薪金将于4月30日停发。其后，他虽然于10月份美国前参议员克拉克赴华时同行回国，可是实际上他的名字仍列于大使馆名册。蒋夫人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并需要他在美国替她办事，她就不让撤销他的职务。我说，如果她需要他帮忙，就不会撤销他的职务。听了这话，她先走出客厅（这是她的习惯），并在上楼时说再见。
宋美龄的蛮横无理、不守体制、以公帑用私人，种种恶行，在顾维钧的笔下，都无所遁形了。
顾维钧又在日记里写道：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可以说，这是不得不走形式的。
顾维钧回忆说：“驻加拿大大使馆刘锴见告：‘他曾去利斯堡对蒋夫人做了短暂的拜访。当他问她准备在马歇尔夫人那里逗留多久时，他发现她很不高兴。她回答道，马歇尔夫人要求她继续逗留。他还问她，美国政府对我们采取有利行动的前景如何。她的答复给他的印象是，马歇尔可能会有所作为。刘锴说，使她惊异的是，她似乎对美国政府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局势的普遍气氛毫不了解。他的印象是她把自己局限于她的亲戚的小圈子里，只和他们讨论并决定她的行动。美国人的看法是，她的访美是不成功的。’”
宋美龄最后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了重话以后才离开华盛顿的。顾维钧回忆：
12月30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到1950年1月10日她才离美回国。
这个素耍大牌的“贵妇”，最后在比她更大牌的洋大人的冷言冷语下，丢人现眼了。感谢顾维钧，由于他的细腻，竟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的洋相画面。宋美龄是什么东西，由此画面，我们真领教了。
1991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