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督的权术
西捻军失败了，李鸿章也终于拿回了他刚被收回去不久的双眼花翎和黄马褂，重新得回骑都尉世职，因为“未能在一个月内消灭捻军”而背上的处分也取消了。
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十，李鸿章被授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又当上了湖广总督，终于可以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从组建淮军到当上大学士，总共只用了六年时间。
当然，跟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各项“待遇”和所有“表现”也应该是一样的。跟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立刻上奏请求裁撤淮军。
这时候大清朝廷的王公亲贵们对李鸿章和淮军已经不像早先那样设防再三了。
以前曾国藩和李鸿章一主湘军，一主淮军，同气连枝，兵精势猛，把大清朝廷吓得夜不能寐。现在曾国藩收摊子撤了，单剩一个淮军，就不足以造反了。清廷也已经摸准了这几个汉人的脉，知道他们不敢造反，也没有造反的基础和实力，反而觉得淮军打仗得力，装备精良，大可以留下一部分充实防务，所以对李鸿章逼得就不那么紧了，裁军的事让他自己去搞。
李鸿章是个识趣的人，朝廷不逼，他却不能拖着不办。进了一趟北京城，参见了同治皇帝、两宫太后，拜访了恭亲王爷和诸位军机重臣，在京城各部衙门转了一圈，该认识的人认识一下，能拉关系的拉一拉，忙活了一个多月才离京赴湖广总督之任。
这一路上李鸿章到处检阅淮军，走到哪儿裁到哪儿，先后裁掉淮军五十营，同时也保留了七十五营。其中铭军由刘铭传部将刘盛藻统率，拱卫京畿，潘鼎新率鼎军七营驻济宁，吴长庆的庆军十一营驻徐州，原属杨鼎勋的勋军五营由部将段喆统带驻江苏沿江一带，郭松林的武毅军、周盛传的盛军加上李鸿章的亲兵共十九营跟着他去了湖北任上。
李鸿章在湖北任上待了没多长时间，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朝廷下旨，让他赶赴四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的贪墨案件。
原来云贵总督刘岳昭告四川总督吴棠入川之时雇用民夫三千多人，四人抬大轿一百余顶，沿路大吃大喝，又向各地方官大收门包，每过一县至少收取两三千两银子，甚至让那些送来食物礼品的官员把礼物全折成现银，到任时已收下白银十余万两。收回来的赃银太多，就叫人专门造了几十个木桶来装银子，对外说收受的银两留做办公之用，私下却已将银子汇回原籍去了。吴棠到任之后又卖官鬻爵，甚至连在四川做生意的洋人也被他索贿。因为索贿不成，竟将四川提督胡中和部下驻防军全部解散，让自己所带的副将张祖云另外招募兵勇担任边防。吴棠担任四川总督几个月中，云南巡抚岑毓英派差官入川七八次，每次都要向吴棠送礼。
吴棠这个案子不好查，因为据说此人与当今皇上的生母慈禧太后有一段故谊。
相传当年慈禧还在闺中时，皇家挑选秀女，慈禧和母亲、妹妹跟着父亲惠征一起乘船北上准备应选，不想惠征竟在半路暴病而死，此时小船正过清河县境，慈禧与母亲、妹妹三个女流要钱无钱、寻亲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正在舟中恸哭，忽然有人走上船来，交给她们三百两银子。
原来此人是清河县令吴棠的家人，吴棠的一个朋友死在外地，其子扶灵归乡，路过清河，上岸向吴棠报信，吴棠就给这位老友的儿子送去一笔银子做祭礼，不想当时码头上停了两艘丧船，那家人听到慈禧这边船上母女相拥而哭，就把银子错送到这边来了。
知道此事后，吴棠倒也没有索回银两，而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第二天还亲自到丧船上拜祭了惠征。后来慈禧得势之后即对吴棠知恩图报。
就是这么一位吴总督，谁惹得起他，谁又敢跑到四川去查他？
可李鸿章接了这道上谕，却马上打点行装兴冲冲地离开武昌，到四川查案来了。
李鸿章何等精明，要是派别人查究吴棠一案，肯定会当做棘手的事，李鸿章却把它视为极大的机遇紧紧抓在了手里。
以前李鸿章的靠山是曾国藩，可现在曾国藩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吃香，而李鸿章自己也爬了上来，和恩师平起平坐了。虽然曾、李二人可以互为臂膀，但李鸿章要想接着往上爬，就必须找一座更大的靠山才行。
天下间有什么人够得上做这位湖广总督的靠山呢？不是皇上、太后，就是恭亲王了。眼下皇上还是个孩子，且不论他。要说太后和恭亲王，李鸿章跟他们谁也不熟。
虽然这几年爬得飞快，可李鸿章毕竟只是个办团练出身的地方官员，根基浅薄，加上他和曾国藩关系太亲密，所以曾国藩挨整老是牵累到他，不管太后还是恭亲王对他都像防贼一样防着。可眼下碰见了吴棠，李鸿章就算抓住了机会，能够往西太后这条藤上攀扯了。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吴棠真是个大大的贪官，李鸿章办案时不顾原则一味袒护，弄不好被御史参上一本，他和吴总督只怕要一块儿翻船了。
对这一点李鸿章也早想透了，他是不肯冒这么大的险去包庇吴棠的，之所以肯来查案，就因为李鸿章对吴棠其人颇为了解。
吴棠是安徽盱眙（现属江苏）人，和李鸿章算得上同乡。此人自幼家贫，买不起蜡烛，常在雪地里读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授淮安府桃园县令，之后辗转各地为官，治河筑城，做了不少实事，又抗拒太平军、捻军，屡建功勋，积功升至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一直做到四川总督，为官颇有政声，应该不至于如此贪腐。
果然，到了四川放手一查，发现吴棠虽然不是清水一碗，可也绝不像奏折里说得那么糟糕，参劾吴棠之事有的有点影子，有的连影儿都没有。
于是李鸿章写了一份奏折，说吴棠入川上任时在云阳县龙洞滩撞坏了坐船，不得不改走陆路，全部家人仅有五十余人，用大轿二十四乘，小轿二十七乘，共雇用轿夫、挑夫五百八十多人，牵夫一百七十多人（这就不少啦），并没有“民夫三千、大轿百乘”的折腾。沿路酒食门包一律未收，到任后所有家具都是前任留下的旧货，也没听说订制装银子的木桶，只买过十二个水桶，怕是外界把这误传成装银子的木桶了。另外又到票号去查，也没有吴棠把银子汇兑回老家的证据。至于卖官鬻爵、向洋人索贿，皆不能查实，任意遣散胡中和所部防军一事也不实，胡中和所部湘勇因为粮饷不足，两年来已先后裁掉两千五百人，现在还有两千人驻防各处，并未尽裁。
一番话真真假假，大事化小，把对吴棠的参劾全部化解。
但这个案子惊动了朝廷，也牵连了不少人，现在只把吴棠洗干净，显然不够。
于是李鸿章话锋一转，又说起自己到四川后，云贵总督刘岳昭向他控告吴棠的其他罪行。因为刘岳昭所部兵马在云南打仗，粮饷应由四川方面接济，可是吴棠拖着不发，以至欠饷越来越多，而吴棠又把应给刘岳昭的饷银先解往云南巡抚岑毓英处，刘岳昭对此很是气愤。但此后李鸿章拿这些话去“质问”吴棠，结果这些控告也不属实。
这一来不但把吴棠屁股上的屎抹了个干净，而且把矛头引向了参劾吴棠的刘岳昭身上，好像是刘岳昭因为吴棠拖欠了他的军费，所以假公济私整治吴棠。
可是四川总督官大，云贵总督官也不小，得罪了刘岳昭对李鸿章也没什么好处。
于是李鸿章在奏折的最后又转了风头，说吴棠到四川后整顿吏治，接收状纸，严批贪官，派员分赴各属查禁私设班馆，裁减州县夫马局捐费，任用官吏多用正途晋升之人，少用花钱捐官之辈，因此触动了贪官污吏的私利，这帮人造谣生事，挟私报复。不轻不重地把矛头从刘岳昭身上引开，指向一些不知名的地方贪官去了。
这么一来，朝廷放过了吴棠，反而把刘岳昭训斥一顿。而李鸿章不但交上了吴棠这个朋友，同时也在慈禧太后心里挂上号了。
2.“愚昧”从何而来
同治九年（1870）二月十六日，清廷下旨，命李鸿章率淮军入陕，与左宗棠一起平定西北之乱。可李鸿章和左宗棠势同水火，知道去了西北左宗棠一定会给他小鞋穿，所以拖拖拉拉不愿前去。
不想队伍刚到西安，七月初四这天忽然接到上谕，天津发生教案，民众打死了好几个国家的多名洋人，火烧教堂和法国领事馆，撕毁法国国旗。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七国同时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兵舰一起开来，朝廷急命李鸿章速带淮军赶往京、津部署，以防各国因为天津教案而对清廷动武。
这个消息谁听了都会吓一大跳！李鸿章一刻不敢耽搁，赶紧率军北上来救京、津。
在李鸿章赶到天津之前，正在担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已经接了上谕先期赶到，替病倒在床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此时的曾国藩病得很厉害。自投笔从戎在家乡督办团练以来，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纵横半个中国，打败了空前强劲的对手，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从没皱过一下眉头。可今天被从两江总督任上弄到天津，处理了一个教案，抓了一些人，挨了几句骂，曾国藩已经躺倒在床，两眼昏昏，行将就木。
丁日昌虽然早就离开曾国藩跟了李鸿章，可毕竟和曾大帅有一番宾主之谊，一到天津就赶紧过来探望。原本还想着或者曾国藩只是因为教案棘手，故意装病想推卸责任，想不到眼前的曾国藩竟已瘦得脱了相，脸色灰黄，身颤气喘，连眼睛都睁不开，说话也没了底气，看样子要不行了。
原来在这次教案中共有二十个洋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天津领事馆的领事丰大业，此外还有俄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也送了命，另有几十个中国教民被杀，现场还扔下了十具无名尸体，法国人建的望海楼天主教堂被烧毁，法国领事馆被毁坏，还有育婴堂一座、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两处也遭到破坏。
事情被闹得如此之大，曾国藩不得不派人搜捕“乱民”，先后抓了十几个人，又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几个相关的官员革职下狱。
想不到这个案子还没了结，京、津两地已经物议纷纷，从老百姓到读书人全都指着曾国藩大骂“卖国贼”！北京那边有人把湖南会馆门上曾国藩所写的对联和牌匾一齐砸毁，天津更是全城贴满了无名揭帖，把曾国藩的八辈儿祖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
为了办教案而杀中国人，曾国藩本就心里有愧，现在经此一闹，顿时躺倒在床，心痛气喘，呕吐不止，眼睛也快瞎了，嘴里整天咕哝着：“不想一世清名毁于津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说话就要病死在天津。
见曾国藩闹成这个样子，丁日昌心里难过，赶紧劝慰了几句，说中国人自古就是这样，办事的人办事，不办事的人搅事。那帮闲人才不管时局如何艰难，事情怎么复杂，只知道张着大嘴空发议论，把办事的人架在火上烤，倒显得这帮咋咋呼呼的东西是侠肝义胆。老中堂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还看不破这个吗？
这几句话像一剂清热败火的灵药沁入曾国藩心里，不由得把眼睛睁开了，问丁日昌打算怎么办。
对此丁日昌早有了主意。
以往教案多是教民仗着教会的势力和当地百姓争闹，可这次不同，完全是地方上煽动民怨乱杀洋人，所以该抓的要抓，该罢官的要罢，被烧毁的教堂和育婴堂也得重建，在洋人面前该认的错要认。至于这么做会招人骂，丁日昌倒不在乎。反正做官的人谁不遭人骂？笑骂凭人笑骂，我只做我的事。
其后，丁日昌又亲自找了两个洋大夫来给曾国藩诊治，同时告诉他，已经致信法国公使罗淑亚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告诉这些洋人，案子已经交到自己手上，让他们别再来劳烦曾国藩，同时也去牢里审过抓来的犯人，把案卷都接过去了。
自丁日昌接办教案以后，外面的咒骂立刻从曾国藩那边转到了他身上。一时间揭帖满天乱飞，纷纷咒骂丁日昌是“丁鬼奴”。可丁日昌这人是李鸿章“一伙”，果然与曾国藩不同，脸皮极厚，对外界的咒骂毫不在意，仍然我行我素。
此时李鸿章也悄悄到了天津。
接了上谕，李鸿章率兵从西北兼程回防，只用了二十五天就开进直隶。八月初三，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而曾国藩则改任两江总督，准备去江苏审理前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一案。
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到了天津，却没去总督衙门接任。时下的天津城里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新任总督已经到了，一个是丁日昌；另一个是奉旨来护卫京畿的淮军大将刘铭传。
在一间安静的小屋里，丁日昌把天津教案的经过原原本本对李鸿章讲了。
原来这一年夏天天气炎热，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所办的育婴堂有多名孤儿染病而死，周边百姓渐渐生疑，早就在人群中流传“洋人诱拐小孩儿，挖出心肝下酒，剜出眼珠化银子”的谣言又到处漫延开来。
不久抓到一个诱拐孩子的女人。这女人名叫武兰珍，审理时她亲口供称自己所用的迷药是望海楼教堂的教民“王三儿”所给。天津知府张光藻带着武兰珍来教堂对质，结果在教堂里根本找不出王三儿这个人，以前武兰珍所描述的教堂里的情形又完全不对，“席棚栅栏”等物一应全无，所有教民也一个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