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蒋介石评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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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内斗内行(2)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两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1928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1928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两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甫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祇,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ry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二节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作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1927年11月22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21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24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12月3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第30页)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2月28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5页)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3月4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4—216页)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9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1月13日到2月1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而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1927)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1927年9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唯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作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1928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两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