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早于1930年3月24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1930年7月13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唯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末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7月15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83页）。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9月1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9月9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祺、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9月9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9月18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第336页）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9月18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第73、80、85、97、101、105、107、137、141、142—143页）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10月15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9月25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10月27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人，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10月3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10月10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10月25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1929年2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8页）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8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332页）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第219—247页）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