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第966页）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第245—246页）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第245页）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1977年6月30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请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
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
（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3—194页）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末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例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样，信是1935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6、7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1936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1937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2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1936）9月1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9月1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斯大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第55页）标明是1936年2月27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8月14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6页）哪里还需要等到1936年的9月1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1935年6月3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8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中共第六军团于1934年11月第五次“会剿”之后，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于贵州东北角的沿河镇，组成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即沿第一方面军路线北上。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7月22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6月14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第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1935年9月1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1935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6—199页）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第199页）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