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1937年9月29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81页）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82、95页）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第365页）“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第685页）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073页），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裕余。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第1157—1158页）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当。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11月8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8月15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三十卷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1980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是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使其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488页）！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1937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1938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4月1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第1214页）
§§§第四节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因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1937年10月29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第642页）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11月3日在北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被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1938年2月28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地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撤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11月17日至18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ilson，When Tigers Fight，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作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11月20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12月4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12月11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地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7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11月27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75页）12月9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第181页）。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12月10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乱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第458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