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从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又从奴隶制过渡至封建制的时代，在一次比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生产力不断发达，社会思想日益活跃，先民们之前那朦胧的审美意识也日显清晰，装饰性风格在三代艺术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都城的修建、青铜器的使用以及文字的发明，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这个审美观念的肇始阶段一一呈现。
建筑
宫殿建筑布局 进入阶级社会，宫殿便成为统治者至上权力的象征，开始在实用居住之外注入了装饰性礼制性的元素，成为后世宫殿布局的范本。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清理出的夏代后期宫殿遗址（亦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早商都城西亳遗址），已初步具备宫殿建筑布局的特点。一号宫殿遗址是一组整体为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方形廊庑式建筑群，屋顶可能为重檐四坡式。台基呈长方形，底部由三层鹅卵石铺垫而成，东西长约36米，南北宽约25米，夯土层厚约3米。坐北朝南的殿堂立于台基之上，为约30米长约11米宽的长方形。根据现存的檐柱排列判断，该殿堂为一组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双开间木结构建筑，基本呈东西对称。三代的建筑形制在此已初见雏形，大多由夯土台、墙体及屋顶构成，殿堂多采用纵向轴线来安排布局，营造恢弘气势。
陕西岐山周原发掘出的西周早期宫殿（宗庙）遗址，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封闭性院落。这一建筑同前者布局有着明显的依承关系，殿堂同样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坐北朝南，南北纵轴，东西对称，前后两进，形成规整的四合院群落。
陕西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中晚期建筑，布局对称，其规模已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中型殿堂。相较于前两者，除了类似的宫殿布局外，其修建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木斗成为常用的测算工具，板瓦与筒瓦成为屋顶的建筑材料。
西周城市建筑规划 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土的“殷墟”，作为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商朝的都城，这是三代时期最完整的城市范例。遗址中，商王的活动中心主要集中于洹水南岸小屯村以北一带，因为宗庙宫室基本分布于此，而皇家王陵则位于洹水以北，由此可见，商人在规划城市布局时已初具阴阳观念。
有关建筑规划的理念在周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最为突出的就是“王化”的概念。西周的城市规划分为三级：一为王城，即天子所居地；二是诸侯城，为诸侯所处；三为都，则属宗室与卿大夫所在地。诸侯城的规模仅为王城的三分之一至九分之一，都则更小。
王城的中心有一南北纵轴为主干道，将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宫城坐落在中轴线上。作为全城的中心，宫城四方各开三门，帝王从正门通行，其余人等则走两旁侧门。其他重要建筑的分布皆以宫城为中心，前方为前朝，后方为市（商业区），左旁为宗庙，右旁为社稷。城市布局以“王化”来展开，宫城为全城中心，王城为全国中心，而中心中的中心则是帝王，这种城市规划理念为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
雕刻艺术
玉器 商周时期的玉器主要被上层阶级用作礼器与饰品，以圆雕及片状平雕居多，结合线刻手法雕琢纹样，形态朴实，左右对称，种类繁多，颇具神秘色彩。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不少玉雕艺术品，最为著名的是一用黄褐玉雕刻而成的跽坐人像。该作品头顶盘辫，前额上方有一卷筒状装饰，身着交领长衣，腰佩宽带，身后别一云形宽柄饰物，神态庄重，据推测此为该墓主形象。
在妇好墓中还发现了一些以动物为主题的小型玉雕，大多以写实手法塑造出生动有趣的形象。其中一黄褐色玉凤极其引人注目。作品以月牙形的轮廓刻画出凤凰侧身回首的生动姿态，华丽的头冠与飘逸的凤尾为百鸟之王平添几分优雅。
青铜器 商周青铜器像古代希腊的雕塑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由于青铜器是比其他材质的艺术品都更能历经岁月的沧桑而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数量众多的商周雕刻艺术精品。公元前21世纪，夏代开始到秦统一中国，铜是广泛使用的贵重金属，上层人士几乎无时无处不用青铜器。颂扬祖先，祭祀典礼，征伐记功，祷告天下等重大事件都要在青铜器上刻铭文纪念。
青铜被制成各种器皿，它是烹煮器，盛黍稷食器、酒器、盥洗器；也是宗教祭祠用的礼器、乐器和象征权力的重器。青铜器还把铸造工艺、雕刻，书法和绘画集于一身。最著名的青铜器是鼎，本是用以煮饭和煮肉的，后被专门用于典礼和祭祠，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夏代至殷商前期是青铜器滥觞期。夏朝时，各地纳贡的物件中就包含铜，夏朝廷用铜铸为鼎，刻以各种物象，以使百姓知鬼神，避祸凶。商代中期到周初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商代的青铜器通身纹饰，装饰繁缛华丽，充满原始的神秘威严感。西周的青铜器形体凝重结实，纹饰以几何纹为主，无论是器形，文字都脱离殷商富丽豪华风格，而趋质朴。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末年，器形更加简陋，纹饰刻画浅细，由粗纹几何图形变为工整的细花，纹样多为现实世界中的动物，铭文渐长，并多为韵文，排列对称，也重视字的排列构图格局。战国末期以后，器形更为简陋，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常是后来刻入，而非铸入，这表明青铜器已从上层社会的专用品，渐为适用于百姓生活的日用品。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器形轻巧，纹饰别致。
青铜器为铜锡合金，表面光泽明亮，具有硬度高、熔点低和韧度强等优点。多用作乐器、兵器及礼器，主要服务于祭祀与殉葬仪式，并满足上层阶级的日常所需。夏代为青铜时代初期，铸造工艺不高，青铜器种类较少，质地较薄，纹饰较少。
商代青铜器由成熟发展至鼎盛，器形繁多，纹饰华丽，形制庞大，气势恢弘。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形制之巨，为青铜器之首。此鼎造型大气磅礴，为长方形，鼎身四周雕以龙纹装饰带；两侧鼎耳铸双虎相向；四只鼎足外侧也饰有兽面纹样。铸造时，先将身、耳、足单铸，再将各部分合铸为一体，其流程之繁杂，足见铸造工艺的发达。
一批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型青铜铸像，除沿袭与中原青铜器基本一致的装饰风格外，还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其中一件高60厘米、宽134厘米的特大青铜面具极其罕见，制作者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五官，运用夸张的手法配以圆突的纵目、鹰钩鼻、大阔嘴、招风耳，塑造出诡谲的形象。另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也相当值得关注，该铜像身高约170厘米，赤足立于约90厘米的方座上，神态肃穆，粗眉、纵目、挺鼻、阔嘴，双耳呈勾云状。体态瘦削，戴冠，身着后有燕尾的长袍，双手置于前，手握成环圈状，上下斜对相承，似握有兵器或权杖。
有别于商朝以瑰丽为美的时代风格，西周青铜器开始过渡至崇尚洗练简朴的年代，直至中后期，几何纹逐渐取代前期的兽面纹成为主要的纹饰图案。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大克鼎属暴虐成性的周厉王之物，鼎高83厘米，重201公斤，鼎耳光洁无饰，鼎身以窃曲纹装饰，造型装饰相较于前期朴素了许多。
书法
中国文字最晚在商朝时已出现，主要是甲骨上的“卜辞”与青铜器物中的“铭文”，其形制美观结构匀称，已属于成熟期的文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1889年王懿荣的发现让一直被误用作药材的甲骨终于得以身世大白，那些古怪的符号实际是商王室占卜时的“卜辞”。其字多作长方，笔画纤细，以直线居多，也有略带曲笔，有用朱笔写后再用利具契刻，也有先刻出文字后再涂色。尽管这仅是书法艺术的发端，但已经展现出多种风格，有的遒劲有力，有的工整秀丽，有的端庄凝重，有的简约奔放，富有变化。
西周青铜器的艺术魅力相较于商逊色不少，然而内壁的大量铭文足使其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自商中晚期起，便开始出现少量铜器铭文，被称为金文，因大多刻于钟、鼎之上又作“钟鼎文”，直至西周发展成熟。制作时，先将文字写于软坯上制成模块后再加以铸造，借此可保留更多笔意，与契刻而成的甲骨文相比笔法润畅许多。
前文介绍的大克鼎其内刻铭文原有阴线方格，于界格内填字，则布局疏密有致，字体匀称工整，体现出文字书写日益规范化的趋势。